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宋朝的科举教育体制，以猎取功名利禄为鹄的，官学成为声利之场，士人道德堕落、沦丧。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张栻力矫时弊，以岳麓书院为基地，培养“明人伦”、“传道济民”的伦理道德型人材。本文将对其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反观，以期为现代教育教学提供史鉴。
关键词：张栻 岳麓书院 德育目标观 德育方法观
【基金项目】亳州师专校级科研课题《宋代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BSKY803）
张栻（1132年-1180年），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的奠基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主教岳麓书院长达八年之久，针对当时教育重科举轻德业的弊端，提出了“明人伦”、“传道济民”的德育目标及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使岳麓书院具有了与官学教育迥然不同的鲜明特点。当时，人材雅集于岳麓，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很多士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岳麓书院由此有“潇湘洙泗”之誉。
▲▲ 一.张栻的德育目标观
常言道：育人之道，以德行为先。重德古已有之，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尤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成为古代士子追求的宏偉大业，而“三不朽”是以立德为首，可见修德之重要性。
1. 张栻德育目标观的背景
隋唐科举取士以来，学校就开始沦为科举的附庸和士子跻身官场的跳板，士子读书学习主要为追求个人荣华，很少关注国家民族之大义。宋真宗赵恒曾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更加激起宋代士子对科举功名的狂热追逐，他们穷经皓首沉溺于科举之业。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集释》中说：宋代士人，“自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而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气，不可抑制。”如此之科举教育，所育之材大都累于功名，见利忘义，在两宋天地玄黄风云变易之际，士子的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据《三朝会盟会编》所载：“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占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妾，取诸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六十余人……。”[1]由此可见：作为社会精英的太学生连最起码的廉耻之心都沦丧殆尽，这表明以猎取功名利禄为目的的宋朝教育体制造成了大批士人道德沦丧殆尽，更不用奢谈历史责任、君臣大义、民族自尊了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中载李纲之言：“朝廷不复尚名节，故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义死节之者。”至于徽、钦二帝被掠之痛，天下之人则安然如无事。
南宋时代，学校、科举之弊依然沿袭北宋，积重难返，变本加利。朱熹在《静江府学记》中云:“其师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才日衰。”士子驰鹜场屋，追名逐利，师生漠然，相视如路人，学校已彻底沦为科举附庸，失去造就人材之功能。 “今天下士子皆溺于科举之习，谁实为真知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2]教育已被充满私欲的个人狭隘功利所淹没，忽视道德培养以及经世致用学问的传习。是时，名师硕儒力矫时弊，张栻提出了培养“明人伦”及“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培养伦理道德型的人材，塑造士人的理想人格。
2.“明人伦”、“传道济民”的德育目标观
张栻在其文章中反复阐述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明儒家圣人之道即“明人伦”。他的《郴州学记》说：“然而学以何为要乎？孟子论三代之学，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伦’也”，“然则学之所务，果何以外于人伦哉！虽至于圣人，亦曰尽其性而为人伦之至耳”，在张栻看来，为学之要就是“明人伦”。那么，何为人伦？其《静江府学记》言：“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在《卲州复旧学记》中又云“尝考先王所以建学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彛，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由此可见：“人伦”即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守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的行为准则。“明人伦”即明白个体在各种人伦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懂得做人行事的五伦之道，这是安身立命之本。学校教育的本意就是要引导学生明人之五伦，要把教育与伦理结合起来，重视个体人格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达到“内圣”目标，而后推己及人，由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推及到君臣、百姓之际，达到化育天下苍生，在家美俗，在朝美政，致君泽民的“外王”境界。“明人伦”是立身处世，“传道济民”的根本，欲意经世济民，必先“明人伦”，以道德滋润人性，以伦理强化政治，然后才能谈上传道济民、治国平天下。
“传道济民”是张栻办学的终极目标。所谓“传道”即传承儒家圣人之道，担当起儒学继承和发展的责任 ；“济民” 即济世用民 ,学以致用。书院的崇高使命是传承弘扬儒学圣道，造福苍生黎民，泽被芸芸众生。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言：“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得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他明确提出：学校既不是为士人提供群居闲谈、猎取功名利禄的场所，也不是为生徒传授如何求得文辞之工的技巧的地方，反对学校以科举干禄为鹄的，以缀辑文辞为教。强调办学应锻造学生的操行人格，培养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道德人格即“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材。张栻教育生徒“明人伦”，用儒家的纲常伦理自我修炼，在自我道德日臻完善的基础上促成其“内圣”人格的形成，然后”得时行道，则会“事业滿天下”，实现“外王”的社会价值。张栻既极大地扬厉凸显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自觉完满的品格修养，又很重视富有成效的社会实践即“外王”的价值取向。虽是理学大家，但与朱熹用牺牲“外王”而片面强调“内圣人格”是有所不同的。
张栻在审视和反思当时教育流弊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培养“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材，在岳麓传道讲学救两宋教育之失，使书院成为塑造理想人格和陶冶道德风尚的场所，润滋湖湘、泽被后世。他所建树理想道德人格的理念，对岳麓诸生注重民族气节、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军进犯潭州城时岳麓诸生“荷戈登陴”，从戎抗金；元军围攻长沙时均操戈上阵、登城死守，“死者十九”，这充分表明了岳麓诸生真正践履了张栻的“传道济民”思想，张栻所提倡的“明人伦、传道济民”的道德教育观
已经达到改变士气民风之显著作用。
▲▲ 二．张栻的德育方法观
围绕如何实现“明人伦”、“传道济民”的道德教育目标，张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教学方法。
1.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张栻认为为学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有易到难的过程，学习伦理道德知识，修养砥砺品格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和方法。他教育学生“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不要急于求成，好高骛远。在《答胡季随》中说：“如云尚何序之循，又何必待于自迩自卑而后有进？此等语意，全不是学者气象，切宜戒之。所谓循序者，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远，自粗以至精，学之方也。如适千里者，虽步步踏实，亦须循次而进。今欲阔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误而已。”引导学生为学要由近及远，自粗至精，反对贪高慕远，切忌有一步登天之妄念，否则是自欺自误。
张栻认为德育“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習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為子之职，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间，优游乎絃歌诵读之际，有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齐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谓大学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进焉。至于物格知至，而仁义礼知之彛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3]由此可见：他把德教分为大学和小学两个阶段，小学即教育的初级阶段，即“下学”，其内容是 “六艺之节”， 即礼、乐、射、御、书、数，使人尽到“为弟、为子之职”。然后由下学而上达，进入大学阶段即教育的高级阶段，教育的内容是格物致知，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人材。张栻认为：为学进德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阶段。
道德教育不仅循序渐进还要躬行践履，无论小学阶段抑或大学阶段的德业，都离不开日常躬行实践，均在具体生活中得以完成，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到“俎豆羽籥、絃歌诵读”，然后才能“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齐其耳目，一其心志”，把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信念，变成日常行事的自觉行为，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如此以来，既培养出遵循儒家道德，不犯上作乱的顺民，又培养出按照天理原则办事，治国平天下的统治者。
张栻认为要把道德认识落到实处就必须躬行践履，他在《论语解》中反复申述践履之重要：“知德者鲜，以其履践之未至 ，故不能真知其味”，“知圣门实学，贵于履践”，“若人之不践履，真是未尝真知耳”等。他对那种：“汲汲求所未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做法进行批评，他认为掌握道德知识固然重要，“知之而行，则譬如皓月当空，脚踏实地，步步相应。未知而行者，如暗中摸索。”但更为重要的是把这种道德认识运用到日常行为之中，“盖自始学则教之以为弟、为子之职，其品章条贯不过于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4]他主张德育不能脱离生活坐而论道，譬如张栻提倡 “求仁”，“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尝试察吾终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诚能黙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徳，鬼神同用，悠久无疆，变化莫测，而其则初不远也，是乃圣贤所传之要。”[5]由此可知，“仁“并非高深莫测，它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空洞说教，而是以孝悌为基础，通过事亲从兄及日常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将儒家的仁德落到实处 。作为一个理学家，张栻也大谈心性义理，但又突出强调日常践履躬行，使岳麓书院形成崇尚道德践履的优良风气，湖湘学以实学卓立于当时与后世，黄宗羲评价张栻：“见识高，践履又实”。
2. 立志尚友，讲论间辩
张栻在《郴州学记》中说：“今之学者苟能立志尚友，讲论间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著。驯是而进，益髙益深，在家则孝弟雍睦之行兴，居乡則礼逊廉耻之俗成，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泽民，事业可大。”张栻认为立志是修养道德的方法，要立圣人之志、致君泽民之志，即可抵御各种不良习气侵袭。 “故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訹 ，不为文采眩，不为利禄汩 ，而后庶几可以言读书圣贤之书 ，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 。”立志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但还要持之以恒，方可不断提高， “故其志不摇 ，中正平和 ，通畅充裕 ，而德业日新焉 。” 此外，张栻还大力提倡自由讲学之风，与师友及学生质疑问难，教育学生要博采众长，在多层次的讲论间辩中，提高道德认识，完善道德人格。讲论间辩的方式主要是举行“宣讲”与“ 讲会”，这是岳麓书院开放性的德育大课堂，论辩的议题大都围绕伦理道德展开，探讨的多是与修身进德密切相关的理论思想和修身养性之方法，最著名的莫过于乾道三年的“岳麓会讲”。朱熹应张栻之邀，自闽跋山涉水专程来长沙访学 ,彼此相互切磋，讲学于城南、岳麓，四方学子闻风而动，一时“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之先河，“千古以来，风流犹存”， 张栻除同朱熹当面论辩、书信往来外，亦与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过从甚密，其思想融合了各家之长，大大丰富了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使岳麓形成了不囿一隅 ,兼容博采的教育风尚，从而为生徒的品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
3.学思两进，相得益彰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与学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张栻对此加以阐释发挥，把它作为进德修业的重要方法。他在《论语解》中说：学者 ，学乎其事也 ，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 ，无非学也。然徒学而不能思 ，则无所发明 ，罔然而已。思者，研穷其理之所以然也 ，然徒思而不务学 ，则无可据之地， 危殆不要矣 ，二者不可两进也 。”在张栻看来，学与思皆不可偏废，学贵于思，只学不思，就不能理解事物的本质，也找不到事物的根源，陷入惘然无措之境地；但若思而不学，则思无依据，胡思乱想易陷入危险。张栻接着又阐述“学而思则德益崇 ，思而学则业益广 ，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 ，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 ，用功若此 ，内外进矣 。”在张栻看来，学是思的外现，思是学的内存，学是思的依据，思是学的提升，二者相互推进，辩证统一 。“只思不学”与“只学不思”皆有失偏颇。只有学思互发，相辅相成才能业广德崇，把道德知识内化为道德情感，进而形成道德人格，从而也实现张栻主张的为学之目的。
小结：在反对科举干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张栻提出了培养伦理道德型人材的办学宗旨，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德进业之法，这种道德自觉的理想人格之建树给中华民族留下若干积极因子。但是也存在着把儒家伦理纲常视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把德育约等于教育全部的泛道德主义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M ]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7：124
[2]苗春德.宋代教育[ 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4：479
[3][4][5]（宋）张栻著.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 [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12：681、694、751
（责任编辑：刘璐）
关键词：张栻 岳麓书院 德育目标观 德育方法观
【基金项目】亳州师专校级科研课题《宋代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BSKY803）
张栻（1132年-1180年），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的奠基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主教岳麓书院长达八年之久，针对当时教育重科举轻德业的弊端，提出了“明人伦”、“传道济民”的德育目标及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使岳麓书院具有了与官学教育迥然不同的鲜明特点。当时，人材雅集于岳麓，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很多士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岳麓书院由此有“潇湘洙泗”之誉。
▲▲ 一.张栻的德育目标观
常言道：育人之道，以德行为先。重德古已有之，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尤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成为古代士子追求的宏偉大业，而“三不朽”是以立德为首，可见修德之重要性。
1. 张栻德育目标观的背景
隋唐科举取士以来，学校就开始沦为科举的附庸和士子跻身官场的跳板，士子读书学习主要为追求个人荣华，很少关注国家民族之大义。宋真宗赵恒曾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更加激起宋代士子对科举功名的狂热追逐，他们穷经皓首沉溺于科举之业。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集释》中说：宋代士人，“自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而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气，不可抑制。”如此之科举教育，所育之材大都累于功名，见利忘义，在两宋天地玄黄风云变易之际，士子的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据《三朝会盟会编》所载：“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占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妾，取诸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六十余人……。”[1]由此可见：作为社会精英的太学生连最起码的廉耻之心都沦丧殆尽，这表明以猎取功名利禄为目的的宋朝教育体制造成了大批士人道德沦丧殆尽，更不用奢谈历史责任、君臣大义、民族自尊了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中载李纲之言：“朝廷不复尚名节，故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义死节之者。”至于徽、钦二帝被掠之痛，天下之人则安然如无事。
南宋时代，学校、科举之弊依然沿袭北宋，积重难返，变本加利。朱熹在《静江府学记》中云:“其师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才日衰。”士子驰鹜场屋，追名逐利，师生漠然，相视如路人，学校已彻底沦为科举附庸，失去造就人材之功能。 “今天下士子皆溺于科举之习，谁实为真知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2]教育已被充满私欲的个人狭隘功利所淹没，忽视道德培养以及经世致用学问的传习。是时，名师硕儒力矫时弊，张栻提出了培养“明人伦”及“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培养伦理道德型的人材，塑造士人的理想人格。
2.“明人伦”、“传道济民”的德育目标观
张栻在其文章中反复阐述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明儒家圣人之道即“明人伦”。他的《郴州学记》说：“然而学以何为要乎？孟子论三代之学，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伦’也”，“然则学之所务，果何以外于人伦哉！虽至于圣人，亦曰尽其性而为人伦之至耳”，在张栻看来，为学之要就是“明人伦”。那么，何为人伦？其《静江府学记》言：“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在《卲州复旧学记》中又云“尝考先王所以建学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彛，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由此可见：“人伦”即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守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的行为准则。“明人伦”即明白个体在各种人伦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懂得做人行事的五伦之道，这是安身立命之本。学校教育的本意就是要引导学生明人之五伦，要把教育与伦理结合起来，重视个体人格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达到“内圣”目标，而后推己及人，由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推及到君臣、百姓之际，达到化育天下苍生，在家美俗，在朝美政，致君泽民的“外王”境界。“明人伦”是立身处世，“传道济民”的根本，欲意经世济民，必先“明人伦”，以道德滋润人性，以伦理强化政治，然后才能谈上传道济民、治国平天下。
“传道济民”是张栻办学的终极目标。所谓“传道”即传承儒家圣人之道，担当起儒学继承和发展的责任 ；“济民” 即济世用民 ,学以致用。书院的崇高使命是传承弘扬儒学圣道，造福苍生黎民，泽被芸芸众生。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言：“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得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他明确提出：学校既不是为士人提供群居闲谈、猎取功名利禄的场所，也不是为生徒传授如何求得文辞之工的技巧的地方，反对学校以科举干禄为鹄的，以缀辑文辞为教。强调办学应锻造学生的操行人格，培养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道德人格即“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材。张栻教育生徒“明人伦”，用儒家的纲常伦理自我修炼，在自我道德日臻完善的基础上促成其“内圣”人格的形成，然后”得时行道，则会“事业滿天下”，实现“外王”的社会价值。张栻既极大地扬厉凸显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自觉完满的品格修养，又很重视富有成效的社会实践即“外王”的价值取向。虽是理学大家，但与朱熹用牺牲“外王”而片面强调“内圣人格”是有所不同的。
张栻在审视和反思当时教育流弊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培养“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材，在岳麓传道讲学救两宋教育之失，使书院成为塑造理想人格和陶冶道德风尚的场所，润滋湖湘、泽被后世。他所建树理想道德人格的理念，对岳麓诸生注重民族气节、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军进犯潭州城时岳麓诸生“荷戈登陴”，从戎抗金；元军围攻长沙时均操戈上阵、登城死守，“死者十九”，这充分表明了岳麓诸生真正践履了张栻的“传道济民”思想，张栻所提倡的“明人伦、传道济民”的道德教育观
已经达到改变士气民风之显著作用。
▲▲ 二．张栻的德育方法观
围绕如何实现“明人伦”、“传道济民”的道德教育目标，张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教学方法。
1.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张栻认为为学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有易到难的过程，学习伦理道德知识，修养砥砺品格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和方法。他教育学生“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不要急于求成，好高骛远。在《答胡季随》中说：“如云尚何序之循，又何必待于自迩自卑而后有进？此等语意，全不是学者气象，切宜戒之。所谓循序者，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远，自粗以至精，学之方也。如适千里者，虽步步踏实，亦须循次而进。今欲阔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误而已。”引导学生为学要由近及远，自粗至精，反对贪高慕远，切忌有一步登天之妄念，否则是自欺自误。
张栻认为德育“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習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為子之职，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间，优游乎絃歌诵读之际，有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齐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谓大学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进焉。至于物格知至，而仁义礼知之彛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3]由此可见：他把德教分为大学和小学两个阶段，小学即教育的初级阶段，即“下学”，其内容是 “六艺之节”， 即礼、乐、射、御、书、数，使人尽到“为弟、为子之职”。然后由下学而上达，进入大学阶段即教育的高级阶段，教育的内容是格物致知，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人材。张栻认为：为学进德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阶段。
道德教育不仅循序渐进还要躬行践履，无论小学阶段抑或大学阶段的德业，都离不开日常躬行实践，均在具体生活中得以完成，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到“俎豆羽籥、絃歌诵读”，然后才能“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齐其耳目，一其心志”，把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信念，变成日常行事的自觉行为，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皆以不乱”。如此以来，既培养出遵循儒家道德，不犯上作乱的顺民，又培养出按照天理原则办事，治国平天下的统治者。
张栻认为要把道德认识落到实处就必须躬行践履，他在《论语解》中反复申述践履之重要：“知德者鲜，以其履践之未至 ，故不能真知其味”，“知圣门实学，贵于履践”，“若人之不践履，真是未尝真知耳”等。他对那种：“汲汲求所未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做法进行批评，他认为掌握道德知识固然重要，“知之而行，则譬如皓月当空，脚踏实地，步步相应。未知而行者，如暗中摸索。”但更为重要的是把这种道德认识运用到日常行为之中，“盖自始学则教之以为弟、为子之职，其品章条贯不过于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4]他主张德育不能脱离生活坐而论道，譬如张栻提倡 “求仁”，“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尝试察吾终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是端也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诚能黙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合徳，鬼神同用，悠久无疆，变化莫测，而其则初不远也，是乃圣贤所传之要。”[5]由此可知，“仁“并非高深莫测，它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空洞说教，而是以孝悌为基础，通过事亲从兄及日常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将儒家的仁德落到实处 。作为一个理学家，张栻也大谈心性义理，但又突出强调日常践履躬行，使岳麓书院形成崇尚道德践履的优良风气，湖湘学以实学卓立于当时与后世，黄宗羲评价张栻：“见识高，践履又实”。
2. 立志尚友，讲论间辩
张栻在《郴州学记》中说：“今之学者苟能立志尚友，讲论间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著。驯是而进，益髙益深，在家则孝弟雍睦之行兴，居乡則礼逊廉耻之俗成，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泽民，事业可大。”张栻认为立志是修养道德的方法，要立圣人之志、致君泽民之志，即可抵御各种不良习气侵袭。 “故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訹 ，不为文采眩，不为利禄汩 ，而后庶几可以言读书圣贤之书 ，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 。”立志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但还要持之以恒，方可不断提高， “故其志不摇 ，中正平和 ，通畅充裕 ，而德业日新焉 。” 此外，张栻还大力提倡自由讲学之风，与师友及学生质疑问难，教育学生要博采众长，在多层次的讲论间辩中，提高道德认识，完善道德人格。讲论间辩的方式主要是举行“宣讲”与“ 讲会”，这是岳麓书院开放性的德育大课堂，论辩的议题大都围绕伦理道德展开，探讨的多是与修身进德密切相关的理论思想和修身养性之方法，最著名的莫过于乾道三年的“岳麓会讲”。朱熹应张栻之邀，自闽跋山涉水专程来长沙访学 ,彼此相互切磋，讲学于城南、岳麓，四方学子闻风而动，一时“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之先河，“千古以来，风流犹存”， 张栻除同朱熹当面论辩、书信往来外，亦与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过从甚密，其思想融合了各家之长，大大丰富了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使岳麓形成了不囿一隅 ,兼容博采的教育风尚，从而为生徒的品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
3.学思两进，相得益彰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与学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张栻对此加以阐释发挥，把它作为进德修业的重要方法。他在《论语解》中说：学者 ，学乎其事也 ，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 ，无非学也。然徒学而不能思 ，则无所发明 ，罔然而已。思者，研穷其理之所以然也 ，然徒思而不务学 ，则无可据之地， 危殆不要矣 ，二者不可两进也 。”在张栻看来，学与思皆不可偏废，学贵于思，只学不思，就不能理解事物的本质，也找不到事物的根源，陷入惘然无措之境地；但若思而不学，则思无依据，胡思乱想易陷入危险。张栻接着又阐述“学而思则德益崇 ，思而学则业益广 ，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 ，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 ，用功若此 ，内外进矣 。”在张栻看来，学是思的外现，思是学的内存，学是思的依据，思是学的提升，二者相互推进，辩证统一 。“只思不学”与“只学不思”皆有失偏颇。只有学思互发，相辅相成才能业广德崇，把道德知识内化为道德情感，进而形成道德人格，从而也实现张栻主张的为学之目的。
小结：在反对科举干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张栻提出了培养伦理道德型人材的办学宗旨，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德进业之法，这种道德自觉的理想人格之建树给中华民族留下若干积极因子。但是也存在着把儒家伦理纲常视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把德育约等于教育全部的泛道德主义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M ]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7：124
[2]苗春德.宋代教育[ 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4：479
[3][4][5]（宋）张栻著.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 [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12：681、694、751
（责任编辑：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