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葛兆光言道：“统一的国家产生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这是大幸，也是不幸”，他进一步解释道：“统一时代结束了思想使命，失去了批判的对象，于是，思想会迅速沦落为一种依附于经典的知识。在考试制度的挟迫下，被简约为一些无意味的文本或公式，只能作为记忆和背诵的内容存在”。在中古时期，可随处找到论证这一言的强有力的论据，如春秋诸子、魏晋风骨、明清之际。是不是思想文化盛况与社会稳定存在逆向背反的关系？文章以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载体——士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知识群体的内在性与外部性，进一步阐释知识群体是一个时代的各种内外在因素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产物。
士人群体 特征 条件
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士人群体是一个共时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统一体。在共时性层面，其特指继承、创造、传播文化的主体，是内外兼修、追求完美人格的群体；在历时性层面，士人群体在先秦至秦汉、再至明清，全都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价值观，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知识代表。作为承载傳统思想文化的群体，士人的生存与发展与民间凝聚力、社会认知度密切相关。但是思想繁荣与政治统一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统一，因此，如何理性地认识古代士人群体，关系着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
士人群体之内在性
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定位，刘泽华将其核心歸结于王权主义，即君主专制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等。在政治哲学上，天、道、圣、王“四位合一”与王权主义具有内在统一性；在社会普遍理念，如礼、乐、法、臣民论、清官崇拜等，皆展现着这些理念的归宿是王权主义。因而，王权主义不但是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权力系统与社会结构，更是一种基于王权威慑下的主奴混合型社会人格。
作为主奴综合人格集中代表，士人群体存在于“道统”、“政统”与“亲统”的分离与融合之中。赖文逊指出：“在政务中，他们是amateur，因为他们所修习的是艺术；而其对艺术的爱好也是amateur，因为他们的职务是政务”，也便是“他们人文修养的职业意义，在于它不是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准确地讲，士人群体是最高精神标杆与最高社会权利辉煌的象征性集合。与现代知识分子与官僚的泾渭分明不同，中古时期的士大夫群体的二重性角色在世袭君主官僚体制中被长久地禁锢，并与之进行着时时刻刻的时间性交融。
在封邦建国政治进入世袭官僚统治之后，从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并行趋势可知，士人群体是主性趋于淡化、奴性趋于强化，是人格的非独立性显著增强。在士人群体的历史演变中，如何改变奴性人格，如何保持人格独立，根源在于恪守“士志于道”的品质，不因位势而屈尊道义。
士人群体之外部性
人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士人群体而言，“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人所具有的儒家思想与历史情怀驱动他们将视线紧紧地聚焦在外部世界，同时，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也相当紧密地被外部环境所制约。
无论在物质与精神上，还是在时空中，中古时期的士人群体的悲欢荣辱全都源于强大的王权系统，其生存依靠王权，其思想源自于王权的捍卫。比如，对先秦功利之士而言，“一方面，秦的统治者利用法家思想紧紧地将自己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明显区别。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较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常常灭掉自己的国家。对功名之士，君主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君主的成功也意味着他的成功，君主的收益也将增加他的余利分享，君主因之也成为他在现实世界中不能逾越更无法克服的前提。”而且，随着大一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成熟与巩固，士人群体的出路变得越来越狭窄，选择越来越单一。倘若春秋战国时期君主与士人群体的关系尚处在选择与被选择状态，那自秦之后，君主与士人群体的关系便逐渐处于不对等的位置，即士人知识群体的荣辱沉浮皆源自王权系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古语云，“君子道狭”，其所指并不仅是核心理念之“道”，更是生存余地之“道”。
其次，王权对知识界与知识话语权的垄断，致使士人群体的思想处于失语状态，这一点在清代康乾盛世尤为突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原因，除了政治对异端的钳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而正是皇权的“专断独行”，使得士大夫所特有的对真理和道德的诠释能力彻底丧失，迫使多数士人放弃自己原有的立场，屈服于政治权力。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世袭君主官僚体系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士人群体所拥有的诠释权、话语权由士人向官方、从民间向朝廷的持续转移。当皇权这种普遍适用而且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建构了一种普遍的、绝对的、象征性的真理话语之后，它便以‘国’的名义迫使所有人接受，并且以同一性淹没所有士大夫的个性，于是，丧失了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能力的士人，便在公共领域里窒息了自己的判断与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结语
新思想，皆是旧主张。无可置否，士人群体，即当下知识群体，其来源于历史往复的循环闭路中，注定是无法一蹴即就的。而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不合时宜”才可能因一个特殊的时代降临而显现，同样也会因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而获得创新。
“文明没有定型，只有转型”，对由古代士人群体演变成至今的知识群体而言，其从未定型，也永远处于转型之中，永远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中强调，重新发现社会的要义在于重新发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创造，在于尊重每个人的思想尊严与人生价值，那重新发现中古时期的士人群体将有利于重新认识传统思想与传统社会，重新唤醒“士志于道”的信仰，让“士”不再“孤”，让“道”不再“狭”。
作者简介：蔡晓阳（1992—），男，汉族，山东汶上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明清史
[1]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王权主义与思想和社会[M].人民出版社，2007.
[2]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 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M].新星出版社，2010.
士人群体 特征 条件
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士人群体是一个共时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统一体。在共时性层面，其特指继承、创造、传播文化的主体，是内外兼修、追求完美人格的群体；在历时性层面，士人群体在先秦至秦汉、再至明清，全都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价值观，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知识代表。作为承载傳统思想文化的群体，士人的生存与发展与民间凝聚力、社会认知度密切相关。但是思想繁荣与政治统一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统一，因此，如何理性地认识古代士人群体，关系着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
士人群体之内在性
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定位，刘泽华将其核心歸结于王权主义，即君主专制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等。在政治哲学上，天、道、圣、王“四位合一”与王权主义具有内在统一性；在社会普遍理念，如礼、乐、法、臣民论、清官崇拜等，皆展现着这些理念的归宿是王权主义。因而，王权主义不但是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权力系统与社会结构，更是一种基于王权威慑下的主奴混合型社会人格。
作为主奴综合人格集中代表，士人群体存在于“道统”、“政统”与“亲统”的分离与融合之中。赖文逊指出：“在政务中，他们是amateur，因为他们所修习的是艺术；而其对艺术的爱好也是amateur，因为他们的职务是政务”，也便是“他们人文修养的职业意义，在于它不是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准确地讲，士人群体是最高精神标杆与最高社会权利辉煌的象征性集合。与现代知识分子与官僚的泾渭分明不同，中古时期的士大夫群体的二重性角色在世袭君主官僚体制中被长久地禁锢，并与之进行着时时刻刻的时间性交融。
在封邦建国政治进入世袭官僚统治之后，从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并行趋势可知，士人群体是主性趋于淡化、奴性趋于强化，是人格的非独立性显著增强。在士人群体的历史演变中，如何改变奴性人格，如何保持人格独立，根源在于恪守“士志于道”的品质，不因位势而屈尊道义。
士人群体之外部性
人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士人群体而言，“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人所具有的儒家思想与历史情怀驱动他们将视线紧紧地聚焦在外部世界，同时，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也相当紧密地被外部环境所制约。
无论在物质与精神上，还是在时空中，中古时期的士人群体的悲欢荣辱全都源于强大的王权系统，其生存依靠王权，其思想源自于王权的捍卫。比如，对先秦功利之士而言，“一方面，秦的统治者利用法家思想紧紧地将自己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明显区别。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较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常常灭掉自己的国家。对功名之士，君主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君主的成功也意味着他的成功，君主的收益也将增加他的余利分享，君主因之也成为他在现实世界中不能逾越更无法克服的前提。”而且，随着大一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成熟与巩固，士人群体的出路变得越来越狭窄，选择越来越单一。倘若春秋战国时期君主与士人群体的关系尚处在选择与被选择状态，那自秦之后，君主与士人群体的关系便逐渐处于不对等的位置，即士人知识群体的荣辱沉浮皆源自王权系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古语云，“君子道狭”，其所指并不仅是核心理念之“道”，更是生存余地之“道”。
其次，王权对知识界与知识话语权的垄断，致使士人群体的思想处于失语状态，这一点在清代康乾盛世尤为突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原因，除了政治对异端的钳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而正是皇权的“专断独行”，使得士大夫所特有的对真理和道德的诠释能力彻底丧失，迫使多数士人放弃自己原有的立场，屈服于政治权力。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世袭君主官僚体系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士人群体所拥有的诠释权、话语权由士人向官方、从民间向朝廷的持续转移。当皇权这种普遍适用而且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建构了一种普遍的、绝对的、象征性的真理话语之后，它便以‘国’的名义迫使所有人接受，并且以同一性淹没所有士大夫的个性，于是，丧失了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能力的士人，便在公共领域里窒息了自己的判断与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结语
新思想，皆是旧主张。无可置否，士人群体，即当下知识群体，其来源于历史往复的循环闭路中，注定是无法一蹴即就的。而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不合时宜”才可能因一个特殊的时代降临而显现，同样也会因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而获得创新。
“文明没有定型，只有转型”，对由古代士人群体演变成至今的知识群体而言，其从未定型，也永远处于转型之中，永远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中强调，重新发现社会的要义在于重新发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创造，在于尊重每个人的思想尊严与人生价值，那重新发现中古时期的士人群体将有利于重新认识传统思想与传统社会，重新唤醒“士志于道”的信仰，让“士”不再“孤”，让“道”不再“狭”。
作者简介：蔡晓阳（1992—），男，汉族，山东汶上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明清史
[1]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王权主义与思想和社会[M].人民出版社，2007.
[2]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 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M].新星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