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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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天平在1999年5月8日清晨突然失去了平衡。随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精确制导"导弹的袭击,使馆主楼被摧毁,至少3名中国公民死亡,20多人受伤,国际政治和外交格局中令人震惊的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科索沃看来真的要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谜底何时揭开
  任何评论都需要一个事实基点。而此刻的事实是:中国的主权和人权遭到了野蛮而荒谬的袭击,作为主权象征的馆舍被毁,3名中国公民更成了无辜的牺牲者。说到人权,我想插入几句。不久前,我读到几篇有关去年夏天中国军民抗击长江洪水的报告文学,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最高领导人对于普通百姓生死命运的巨大关心。在洪水最危急关头,湖北方面不得不做好向公安县境内分洪以确保荆江大堤安全的准备。当时,江泽民、朱●基等领导人反复强调,分洪时不能死一个人,一定要全部迁走、无一遗漏时再分洪。朱●基说,现在与过去不同了,人们对生命的看法也不同了,死一个人都是大事。温家宝在最紧急的关头,对于"老百姓是否都撤走了"始终放不下心,决定亲自再看一次。他没有惊动任何地方官员,坐着一辆吉普车到公安境内微服私探。领导人以民为本的那份焦灼不安、战战兢兢,我读后颇为动容。"死一个都是大事"---这正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权观"。
  洪水无情但亦无知,而导弹袭击却属有意。以中国大使馆所处的位置(附近较为空旷,亦无其它重要战略设施),以数枚导弹不同方向朝同一个目标的袭击(北约有所有驻南使馆的地图,而且一向标榜其高科技武器的精确性),令人很难相信所谓的"误中"之说(北约称误以为中国使馆是一座武器库 )。退一万步说,真的是"误中",更应该也更容易做到---迅速正式向中国道歉,承担责任,惩罚肇事者,赔偿损失。但北约尤其是美国的狡辩推诿、拖延含糊,令人更生出"作贼心虚"之感。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何要袭击中国使馆?谜底何时揭开?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和国际社会都严重关注的问题。   "智商为零"的导弹
  也许不久之后,历史就会证明,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一个多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有比这三枚导弹来得更愚蠢、荒唐和不合时宜的袭击了。
  如所周知,为了扭转一段时期以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每到总统选举前夕,美国的反华逆流便分外活跃,对华政策亦成为党派之间的皮球被踢来踢去。连克林顿亦在4月7日对外政策讲话中指出,不能让(党派间的)辩论"把我们引向出于竞选目的而同中国进行的冷战",那将造成灾难性后果,"不信任的气氛将伤害美籍华人并破坏使中国对外开放的交流"),朱●基总理刚刚完成了对美国的"破冰消气之旅",有关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已接近撞线时刻。在加入WTO问题上,中国的让步之大被称为50年来"前所未有",其出发点乃是为了更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并遵循其游戏规则,同时借助外力(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 ),"以对外开放促体制改革",改造国企和经济环境,以市场竞争为基础推动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使经济的投入、运行、增值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和高效化,塑造中国经济长久和真正的竞争力。海外传媒在接触到江泽民、朱●基等第三代领导人之后,经常有"目光远大"、"国际视野"、"开放实务"等评价。有评论家在评价第三代领导人为何力主中国加入WTO时指出,第一,他们看到了过去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后果,那就是中国的落后和不发展。流离于世界体制之外,尽管中国也可以向西方学习,但学不到实质性的东西。并且在体制之外,经常受制于西方的制裁;第二,改革20年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国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受惠匪浅,这使领导人有信心推进进一步的整合;第三,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各方面的国力不可和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相提并论,一方面中国具有了相当的能力来消化和世界整合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不再能够用整合的方法迫使中国就范。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怀的新发展,即中国要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世界认同中国和中国认同世界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中国不认同世界,世界也难认同中国。这种世界强国的愿望促使领导人认同现行国际政治经济规则("进入一个国际性的法律框架"),以此逐渐推动调整国内制度体系。尽管加入WTO对中国利大于弊,短期有阵痛而长期是利好,但由于必须作出的让步,亦由于美国得寸进尺的态度,不难想见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压力(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某些利益集团的消极反应已经出现,其最极端的说法是将美国单方面公布的《市场开放与规则承诺》比成"20世纪丧权辱国的新的’21条’",谁签字画押即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和历史罪人")。他们在外有阻力、内存压力的情形下作出对外搞开放、继续改革的理性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绝对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支持中国加入WTO更是利多而害无。最简单的理由是,加入WTO后,中国对美出口不可能突飞猛进(因美国市场对中国已较为开放,且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低,而且目前已有巨大顺差,再度增长有限),但中国市场全面的开放,加上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说为外商尤其是美商提供了无限商机(美国科技、资金、管理、产品都居世界前列)。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之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向中国使馆发射了罪恶的导弹。树欲静而风不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之怒可想而知!这不仅使本已渐趋明朗的中国加入WTO问题一下子扑朔迷离,而且使中国对于所处的国际环境不能不作出更加清醒和警惕的判断。讲得准确一些,这是三枚"智商为零"的导弹,而决定发射它们,则是典型的"白痴行为"。   天下哪有"仁慈的霸权"?
  在中国之怒不断渲泻、北约各国陆续开始道歉之后(虽然程度有深浅,因北约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应该是"平其心论天下之事,定其心应天下之变"。诚如1998年的洪灾殊为不幸,但能唤起举国同心、众志成城的热忱,又是"不幸之幸"。北约的导弹确为罪恶,中国付出的代价确为高昂,但倘能使我们认真反思,头脑更冷静,眼光更敏锐,从长程来看,坏事未尝不可以转为好事。在上一期的"窗下人语"中已经提出,北约"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事实已证明,50万人以上的难民潮,成千上万的死难平民,对南国经济社会的肆意摧残,南国内部更甚一步的互相残杀,令人看不到"保护人权"的希望,只能令危机愈演愈烈,仇恨愈来愈深。美国一向鼓吹自己是"仁慈的霸权","世界需要这种霸权胜过没有"。但是科索沃战争可以说给了美国一个天大的讽刺。
  在70年代,美国曾抱怨联合国已沦为前苏联的工具。工具归工具,联合国毕竟还是国际事务的一个权威仲裁,不能绕开。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尽管当时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美国还是不得不派出国务卿贝克前往北京,希望中国不要否决联合国授权盟军出兵科威特。短短几年之后,美国眼中已经完全无人,认为依靠实力登高一呼、无人敢挡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北约成为"失去对手(华约)的拳击家"后,总想找个新的对手操练起来,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于是1994年1月,北约作出决定东扩。对此,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撰文指出,北约东扩"是从根本上违反了西方在俄罗斯解散华约和同意德国统一之后对俄作出的保证"。前不久,美国更提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北约今后不仅要保卫成员国,而且还将在自己的防区之外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行动";北约可以不经联合国授权"独立行动";北约的任务也进一步扩大化。科索沃地区正是这一"战略新概念"的试验所(美国一份杂志评论说,"新战略概念"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挑衅性文件,代表着极大的、也许应当说是无以复加的疯狂)。
  在美国眼中,北约已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美国拖欠联合国的会费(17亿美元)还不到一架B2隐形战机(22亿美元),可就是拖着不给。安南多次公开表示,"联合国成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人质"。
  由整个事态的展开,很清楚,美国在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已经到了唯我独尊、任我而行的地步,其所奉行的不是"仁慈的霸权",而是横暴的强权。连联合国都成了"人质",还有什么"仁慈"可言?
  其实,就在美国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美国两位学者亨廷顿和威尔斯倒是对美国的外交形象做出了一个逼真的描述,那就是:孤独的超强,横暴的霸权。
  亨廷顿认为,世界的权力结构有多种类型,如"单极一超"(如古罗马),"两极双强"(冷战中的苏、美),"多极众强"(某一时期的欧洲),"一极多强"(目前的世界)。但是美国想扮演的角色却是"单极一超",可以自行其是。美国忘了,今天的各地域性强国并不希望受制于某一超强。在199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仅13%的美国人主张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支配性角色,74%却赞成与其他大国分享权力。可见,美国政府要扮演单极独霸的世界角色是缺少民意基础的。更糟的是,美国始终不敢正视现实,愈是它想击倒的敌国领袖,其声望愈是上升。古巴的卡斯特罗经历了美国的8位总统,至今屹立不倒。伊拉克的萨达姆固不必说,南国漫天烽火,可米洛舍维奇却被塞尔维亚人奉为"民族英雄"。这些现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亨廷顿认为,长此以往,美国在国际社会将变得愈来愈孤独。美国政府常以"流氓国家"骂人,今天在很多国家心目中,美国已沦为"流氓超强"。尽管美国政府动辄说是代表"国际社会"说话,但究竟代表的是谁?顶多只是盎格鲁·萨克逊族系的美、加、澳、纽等几个堂表兄弟而已!
  认识到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认识到美国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对外政策的盲目与蛮横的一面,是科索沃之战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   留给中国的启示
  我们不知道科索沃的炮声还能响多久,但对中国来说,获得的启示已经够丰富了。
  启示一: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是一切发展的前提。
  俄罗斯的一份杂志评价说:俄罗斯是以一种残缺不全的地缘政治面貌进入国际社会的。分裂、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经济的不景气、防御力量的衰弱,以及对西方的依赖(金融、经济及食品等等,俄罗斯在科索沃战火正旺时仍派一副总理参加国际贸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将提出最新经济进度报告,希望与会者满意而落实对俄贷款),都对其国际地位造成了不利影响。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科索沃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有评论指出,科索沃燃起的熊熊大火完全能够决定东欧地区的力量对比。它关系到下个世纪是否还会有前华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甚至前苏联的一些共和国也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一样加入北约阵营。然而,正是由于分裂,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经济的不景气……今天的俄罗斯只能是"有欲不刚",经济受制于人,根本无法在自己家门口强硬到底。
  再看看南斯拉夫,从"南联邦"到"南联盟",6个共和国分出去了4个。几乎每次分裂,都相伴着大规模武器冲突,民族与民族间相残,损失惨重。国弱被人欺,在祖国分裂的悲剧中产生的"南联盟",不仅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反倒不时受干预、制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据南政府最近披露的美中央情报局秘密文件,美国在介入科索沃问题后,为推翻"贝尔格莱德统治者",计划在1999年财政年度拨款3500万美元资助塞尔维亚反对派(美国一向怀有"反对派情结",总以为别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在空袭南联盟前,美国照例开动传媒机器,将米洛舍维奇报道成一个"共产党顽固派"(其实他本人早已变成了社会党人),将科索沃地区的民族冲突报道成"一场大屠杀,民族清洗"。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对中国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来讲,其重要性非比寻常。
  启示二:经济盛衰关乎国家安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合本国实际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大局绝对不可动摇。
  美国的强大,说到底是经济的强大。各国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的竞争。香港著名时评家林行止先生对南斯拉夫问题有过精到的评论。他指出,在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尚能有效运作。铁托去世后,南国变天,为了安定繁荣,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贷款。1987年,IMF提出一套使南国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亦即在东欧广泛试行均功败垂成的"震荡疗法"(又称"休克疗法"),自此南国经济一落千丈,联邦各共和国如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等纷纷独立,主因是它们不肯每年向经济陷入困境的联邦政府上缴税项,南联邦终于分崩离析。科索沃的阿裔人见中央政府经济乏善足陈,遂积极要求赶跑"塞尔维亚殖民者",恢复自治甚至独立,"科索沃解放军"(KLA)1990年初成立,其手法激烈残暴,科索沃问题开始逐步升级。南斯拉夫的这段遭际与前苏联的情形如出一辙。苏联开放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窝蜂而至,各出奇谋,却弄巧成拙,终至"苏而不联"。
  林行止评论说:中国按照本身的实际情况摸索前进,不免困难重重,中国不听西方专家的话(指政改与经改并行),更难获西方传媒好评,但先安定后繁荣的策略是正确的。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合理性。还需要要指出的一点是,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矛盾,第三世界颇为认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对于那些经济上长期处于殖民地状况的国家来说是适宜的。
  启示之三,对外开放与稳定改革的政策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根源,今后毫无疑问应继续坚持。
  睁眼向世界,打开国门,以开放心态去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精华,为我所用,中国才能兴旺;闭关锁国,敌视世界,拒不认同世界大潮,中国必然落后。这是历史攻现实昭示给我们的一条真理。反对霸权主义与坚持对外开放并不矛盾。对外开放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技术、给中国消费者实惠的优良产品……更重要的,还有管理的规范与经验,企业制度的先进性,以及市场经济理应遵循的信用与规则。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有丝毫倒退。实际上,我们与国际惯例和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应该"虚其心受天下之善",急起直追。
  我只是随手翻看桌上的几张报纸,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下面这些例子---
  管理
  一直如日中天的方正集团在1998年效益大面积滑坡后,认识到"靠土生土长来’长’出新的管理和文化是困难的",不久前引进"空降兵"、曾担任惠普(中国)公司副总裁的李汉生,主掌方正管理大权。方正董事长张玉峰说:"过去有人讲,张玉峰是’土八路 ’,’土八路’带了一帮’土八路’。现在看来光靠’土八路’是不行的,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加强学习管理,另一方面还要引进在国外大公司做过事情的高级管理人才,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王选说,"我常常总结,我为什么比同龄人的成绩大一些呢 ?
  我在很早就懂得学外国的技术。那么到今天,在引进外国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上,谁能先想到,谁就能先占到便宜。"
  企业制度
  在香港上市的科龙集团,是国内43间H 股上市公司中目前唯一一家股价高于发行价的公司,前身只是一间乡镇企业。其总裁王国端最近讲到,"在科龙的历史上,我们最善于用外力来不断推动自己去学习、去总结。H股就是个例子,上H股,我们与国际规律接轨,我们只能老老实实按国际规范来做,从而改变企业的运作。同时,用国际规范也可以挡住方方面面的干预,成为一个挡箭牌。上H股,企业由董事会决定,地方政府影响少得多,人员也不会由上级任命,不应该被拿走的,也不会被拿走。乡镇企业的大问题是地方政府干涉过多。有些股东想到厂里拿产品,我说不行,只能按出厂价给。最近中国证监会开了H股43家企业经验介绍,只把科龙作为典型介绍。在海外上市企业中,42家企业跌破发行价,只有科龙一家没有。他们问我为什么能顶住干涉,他们不能,我说很简单,你们官当得太大了。""企业不能靠保护,只能靠竞争,竞争决不是坏事,是好事。只有竞争才能产生危机,才有解决危机的能力。竞争中最可怕的是不公平竞争,科龙就是一个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企业,在科龙的竞争历史上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的对手相当多是国家投资的,如果国家保护这些企业就是拿我们纳的税源(财政)去扶持对手与我们竞争,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政府要退出竞争性行业投资。"
  体制
  《经济日报》的阎卡林先生最近撰文指出,"我们不缺消费热点,问题是消费受到了诸多制约……供给体制方面的约束缚特别是体制束得更为严重也更为突出,而且往往被忽略了。"他举例说,现在我国同类轿车的价格依然比国外高出1倍左右。其原因,主要是税费太多的奖况迟迟没有改变。目前国内购车所收取的各项附加费仍相当于车价的25~30%,而美国仅为4%;收取的执照费等4项费用为2500~5000元,美国为12美元;汽车投入正常使用后所要收取的两税七费为2500~5000元,相当于美国的8~10倍。据统计,全国汽车工业辛辛苦苦干一年的利润只有40多亿元,而汽车除正常税收之外的各项收费高达1200亿元。由此造成汽车消费的"门槛"越来越高。如果通过改革把过高的税费降下来,"夏利"车即可按国际通行价格卖3万元一辆,"桑塔纳"车就五六万元一辆,再解决一下交通停车的问题,汽车消费必定能够很快热起来(阎卡林还举到了教育和住宅的例子,详见4月23日《经济日报》)。这样的例子很多,没有必要再举下去(外企对中国市场不规范的抱怨越来越多)。它们标明的是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决不是中国人素质低不勤奋,也不是中国企业起点低底子薄(中国在很短时间已经涌现出一些有一定国际竞争能力的优秀企业,在不少产业里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而是我们的经济环境、企业制度、法治水平、商业规则、企业运作模式,与国际惯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无法接轨。要消除这一障碍,坚持开放与改革是唯一的通道(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提醒我们有些领域开放要渐进,更提醒我们不进行改革才是最大的危险。无论是官商一体的韩国病,还是政企不分的中国广信、粤海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因为关起门自己搞来搞去而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了。国际化不等于现代化,但没有国际化,决无现代化。
  启示四:在开放与自主、人权与主权、民主与法治、自由与秩序等关系的处理上,我们要善于分析,善于总结,不走极端,不头脑发热,发挥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智慧,走一条"执两用中"的平衡之路。
  "中国自改革以来在经济、科学、技术及军事等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其跻身于世界的前列。现在说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已有点可笑,看来,连美国也已意识到,想操纵北京是一种痴心妄想。人地缘政治分量、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事力量、持续增长的经济、国家制度的社会性质以及中美关系的特点等方面来看,中国---已可以感觉出它将是21世纪的超级大国---可以继承苏联的遏制功能,把因美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单方面过度增长而产生的消极后果减少到最低程度。"
  这是俄罗斯人的一种评论。有些观点颇耐人寻味。继北约东扩以来,在亚洲,美国也在不断加强同中国周边邻国的关系,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利用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潜力对付中国。
  一日之胜在于力,千秋之胜在于理。但实力不行,理直却可能气不壮。中国当下的第一问题仍然是,确保稳定有序的国内环境并使其不断优化,争取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但不向强权示弱,坚持开放,深化改革,练好内功。应当相信:辉煌的文明必将战胜横暴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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