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共17票，结果3位候选人中，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黎元洪未得票，孙文以绝对高票当选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由于此次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究竟何省代表未投孙文而投黄兴，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传闻和观点，一种主张 “湖南代表”或 “湖南代表谭人凤”，一种主张 “浙江代表”。在相关著述中，两种观点基本各说各话，极少论证和碰撞，可能由于关键史料 （投票者之笔迹或当事人的公开告白）的缺乏，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回避了。近日在湖湘人物研究专家邓江祁先生的微信公众号 （“江祁论史”）上读到关于此事的辨正文章 （题为 《谭人凤在选举总统时投了黄兴一票吗？》，刊于 《邵阳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下文简称 “邓文”），其文直指最为流行的“湖南代表谭人凤”说，批驳有理有据，读毕受益匪浅。笔者此前也曾对此一问题有过关注和查考，所见略同而所据稍异，兹不揣浅陋，迳抒管见，算是对邓文的补充，并以求教方家。
　　邓文最关键的论据是指出谭人凤并非湖南代表，而是湖北代表，如果此点属实，则 “湖南代表说”和 “湖南代表谭人凤”说自可不攻而破。其依据有二，一是1912年12月31日 《申报》和 《时事新报》 列举各省代表名单都将谭列为“湖北代表”，一是谭人凤被湖北都督府选为赴沪代表。这两点都有待商榷。《申报》 《时事新报》及 《中西日报》 等虽是当时极少列出代表名单的报纸，但是其所列名单来源可疑，问题不少，如列名的 “湖南代表”张通典、欧阳振声 （代宋教仁） 实际皆未参会，对此薛恒《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代表人数人员考》 一文 （《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早已作过辨正 （但其结论仍难称定谳），谭人凤的“湖北代表”身份仅以此为据实难判定。至于第二个依据，谭人凤确曾于12月中旬被选为湖北都督府赴滬代表，但是无论是谭人凤本人的回忆，还是其他史料，都明确显示他当选的是“议和代表”，而非参加各省代表会的 “湖北代表”。据曹亚伯 《武昌革命真史》，辛亥十月十九日 （1911年12月9日） 晚，“黎都督请防御使谭人凤面商云：‘现在民军与清军在上海议和，除全权代表外，两军须各派三员加入，为议和代表。阁下为革命巨子，老成持重，特请克日往沪加入议和。’谭人凤因武昌空气不佳，大家均反对渠之防御使，且各部队又不服从，而步队第四协统领张廷辅且不接受谭人凤之公文，大有下逐客令之势，于是谭人凤亦见风转舵，对于赴沪议和代表一席立即承认，并力辞防御招讨使一职。于是黎都督即备文派谭往沪矣。”事实显然。再者，谭人凤的 “议和代表”身份虽为湖北都督府所派，但并不因此就只是湖北一省的代表，而是革命各省 “中央政府”的代表，因为湖北为“首义”之区，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都督府实际上承担起了中央政府的角色。汉口各省代表会曾议决，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所有外交暂由鄂担任”，这里的 “外交”就包括南北议和。据此，谭人凤由中央 “议和代表”直接转为湖北一省代表的可能性甚小。此外，如果他是湖北代表，与其关系甚密的湖北代表居正在 《辛亥札记》 中将其误作 “湖南代表”，另演绎出一番故事来，其事亦甚可疑。事实上，此前的11月30日，谭人凤即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在汉口举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实际上是各省都督府和谘议局代表联合会），并任临时议长，此时继续以湖南代表身份参加南京的各省代表会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亦在情理之中。
　　参会代表中，奉天代表吴景濂、江西代表王有兰都是“湖南代表谭人凤”说的主张者，但其最主要的源头，则是湖北代表居正在《辛亥札记》 中绘声绘色的记述：选举当日，“湖南代表谭人凤自鄂来，赶入会场，精神百倍，登台报告武昌防守经过，众鼓掌欢迎。下台时，向余耳语，曰：‘君为湖北代表，总统宜举黎元洪。’余颔之。……秘书散票，谭老先生大声曰：‘湖南代表给我。’秘书与之。……”按 《辛亥札记》又名 《梅川日记》，但并非居正当日所记，或许有原始日记可本，但亦有很多事后追记的成分，其中诸多细节未必可信。如谭人凤选举会当日方赴会报告武昌防守经过云云，邓文已指出其“破绽”：谭人凤于12月26日即已抵宁出席各省代表联合会，而非迟至29日方与会。虽此，并不意味着居正所述即全为杜撰。谭人凤“耳语”之事虽非发生在选举会当日，但是谭人凤在选举之前鼓动各省代表投黎元洪，当确有其事，并见于谭氏自述。
　　辛亥革命前，作为同盟会中骨干和长者的谭人凤 （生于1860年，年长孙中山6岁） 的确对孙中山有诸多不满，但这是同盟会诸领导人之间在革命战略、策略以及领导风格等方面的分歧和纠葛，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和个人恩怨；而且，谭人凤在创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单干”时，仍然承认和维护孙的同盟会最高领袖地位。据谭人凤 《石叟牌词》自述，他之所以“极力反对”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并不是出于对孙的不满，而是有自己的特殊考量：“盖因黎 （元洪） 既冒首义功，自应俾其过渡，而后可移湖北地位于党人；加以中山不悉国内情形，临时政府初起事艰，绝难胜任，不如以全权大使历聘列强，备为异日正式选任。比赴南京商之各议员，亦多有然余说者。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而已。迨中山到沪，大开宴会，侈谈清廷借款已被破坏，民军方面如何可望列强投资。而其代为吹拍者，又谓业带款项若干，且有外国兵船许与帮助。各议员闻而信之，遂于十一月八 〔十〕日开选举会，一致推举。”简言之，谭人凤认为孙中山刚从海外归来，虽威望甚隆，但不熟悉国内情形，根基不深，缺少行政经验，难以胜任临时总统之职，不如由黎元洪取其虚名，作为过渡，孙则充任全权大使，专掌外交，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和经验，异日谋取正式总统之职。谭氏是耿介率性之人，曾在选举之前将自己的主张向各省代表广事宣传。各省代表面对他的“攻势”，即使不赞同他的主张，碍于情面也不好当面驳斥，故多唯唯敷衍而已 （如居正之“颔之”），谭过于自信，至误以为“多有然余说者”。但这只是谭人凤个人之见，却非同盟会内主流的主张，可谓一厢情愿。孙中山的当选，固然与同盟会的舆论运作有关，但也与革命党中的领袖地位和长期积累的声望息息相关，当时他不但得到了广大党人的拥护，而且也为程德全等众多“反正”的“旧官僚”和立宪派领袖所支持。无论如何，在选举会之前，孙中山之当选已成定局，对此谭人凤当不会一无所知。无论他个人的主张如何特异，作为湖南一省之代表，其选票当反映湖南都督府的意志，而不是谭人凤一人之私见。当时的湖南省，由立宪派出身的谭延闿主持，谭与革命党人采取合作态度，“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使湖南成为独立各省中革命色彩比较鲜明的一省。此时湖南代表 （共3人，另两人是邹代藩、廖名缙） 殊无做出弃黎投黄这种不合常理之举的必要，谭人凤本人也从未表示 （哪怕暗示）黄兴那一票是他代表湖南省所投，而且从他的自述来看，投不投黄兴从来就不在他的选项中。 　　孙中山当选后，“举国若狂，余 （谭） 则独抱悲感，即时返沪，仍以北面招讨使名义，组织北伐机关。临时政府事，未尝过问也。”谭人凤之所以“独抱悲感”，显然是因为他的主张在选举会中没有得到实现，但大局如此，他也无可奈何。谭人凤的同乡、同志邹永成回忆说：“在选举大总统时，只有他一个人投了黄克强一票，其余都是票選孙中山，因此不为当局所欢喜，把他闲在上海逛马路。”谭人凤在临时政府中被冷落是事实，但如前所述，并非因为“当局”确信并不满于他未“票选孙中山”，而更可能是因为他此前公开倡议选举黎元洪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同盟会的离心。后来二次革命、袁氏复辟等相继发生，谭人凤更加相信自己当日主张的正确，谓“使当日采取余议，不特无二次之祸，而正式总统当早已推举中山。惜乎中山急于怀才欲试，而一般政客亦皆心有所蔽，不能见之远而虑之周，致民国纷扰至今尚不能底定，则即此临时政府误之也。”（《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再来看“浙江代表”说。其源头难于考究，史家黎乃涵 （即黎澍）是重要传播者之一，他的著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都持此说，惜未交待来源。后来章开沅、林增平主编 《辛亥革命运动史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皮明庥等编著 《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胡绳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及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亦采此说。
　　亲历上海光复前后史事的章天觉是此说的另一个传播者。他在 《回忆辛亥》 一文中指出，受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影响，浙江代表 （汤尔和、黄群、陈毅、陈时夏、屈映光，汤且担任临时议长） 未投孙中山，而投了黄兴。（《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章文中也提及谭人凤曾宣称要选黎元洪，但“经黄兴劝止，结果竟无黎元洪名，或谭亦改变来意矣。”有论者据此认为，黄兴劝说谭人凤改投自己，“说明他的狭隘意识和地方主义观念”。但是，这种解释明显与章天觉主张的浙江代表说相矛盾，也与黄兴历来的个性和行事风格不符，显系误解。笔者的理解是，由于谭人凤选举黎元洪的主张广为人知，所以选举会前黄兴特意对他进行规劝，让他顾全“大局”，放弃黎元洪，而改投了孙中山。
　　当时的浙江，虽然以立宪派领袖汤寿潜为都督，但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汤无力掌握全局，如坐针毡。浙江是光复会的大本营，此时成为光复会与同盟会激烈争斗的省份，其结果是浙江代表的立场更多地受光复会影响，既未投其所反感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亦未投旧军官出身、与光复会无甚关联因之“无感”的黎元洪，而改投在革命阵营中富有威望而派系色彩稍淡、个性更为中和且历史上与光复会没有大的冲突因而更具好感的黄兴。浙人钟毓龙 （1880—1970）在 《说杭州》 一书中写道：“十六省皆选孙中山，独 （汤） 尔和选他人，且谓孙中山曰：‘尔学医，我亦学医，医人而已。医国之事宜令他人为之，所以不选汝也。’”虽系野史家言，亦非全然无根之词。
　　（选自 《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