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二年 （1767），两江总督高晋告诉乾隆帝，江西巡抚吴绍诗与江西南昌镇总兵邱若龙互相结拜，互称“愚兄愚弟”，请求邱若龙调离。皇帝深以为然，便将其调走。
　　高晋还告诉乾隆帝一个细节，吴、邱二人是山东同乡，且彼此“换帖”。所换之“帖”即结拜仪式中产生的文书，用以证明二人的“结拜”关系，又称“兰谱”。
　　吴、邱“换帖”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清代尤其是中后期以来，官员们打着“同乡”、“同年”、“同官”等旗号，建立隐秘的“兄弟私谊”，构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网，严重损害了吏治与人事，对这一政治毒瘤，清廷很头疼。

“结拜”风刮到了官场

　　说清楚清代官场的“结拜”，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傳统意义上的“结拜”。
　　结拜，又称“义结金兰”，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某种共同利益而结为兄弟攻守同盟，很像 《三国演义》 中所述“桃园三结义”，“金兰文化”最早见于汉代晚期，及至唐代，结拜活动中的见证文书——“金兰簿”有了雏形。“金兰簿”，又称“金兰谱”、“兰谱”，据 《云仙杂记》记载，“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编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
　　迨至明清，结拜程式最终固定。相比此前歃血而盟的口头结拜，互换“兰谱”（即“换帖”）成为结拜仪式中的必需环节。“兰谱”之上，分列各人姓氏名字、生辰八字、籍贯住址，以及曾祖、祖父、父母、兄弟、妻室等的个人信息。然后互相换帖，各执一份，以为凭证。若诸人日后反目成仇，就要焚烧“兰谱”，举行“断义”仪式。
　　民间“换帖”结拜，有的是基于相同的经济利益，有的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志趣，当然，还有的是基于共同的政治诉求，譬如反清。清廷尤其忌惮后者，《大清律例》 对此明文禁绝，将之归入“谋叛”一节：
　　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结拜弟兄，为首者，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
　　不过一纸条文显然是禁不了民间结拜，更令清廷没想到的是，“换帖”结拜之风，亦刮到了官场。
　　乾隆三十七年 （1772），都察院左都御史张若溎说起“各省吏治之坏”时提到，“司道府及州县，各序齿兄弟相称，树彼此依倚之势，”且互相“换帖”。
　　清代文网甚密，就连民间结社也严厉禁止，官场朋党亦发现一起即打压一起，官员之间竟有“结拜”之举，兹事体大。

一次失败的自查自纠

　　张若溎请求皇帝治理这一歪风邪气，乾隆帝便决定，每年年终，各直省督抚等即将本省官员有无换帖、上省、宴会等事汇奏一次，即这项监察事务，依循“州县— 道府— 藩臬— 督抚— 皇帝”等程序，逐级上报。
　　目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所见相关奏折数量即有474条之多 （内有部分重复折件），以乾隆三十九年 （1774）为例，谈及该项事务的24位具奏人中，除直省督抚外，还有漕运、东河、南河三位总督，两淮、河东两位盐政，以及盛京户部侍郎等人，涉及军政、民政、漕运、河务、盐务等系统。可见，这项制度在乾隆年间确有执行，且力度不小。
　　然而，让官员自己查自己，结果可想而知。
　　笔者翻阅了数百份“换帖”汇奏折件，结论都是“查无换帖等事”。这让奏折中提及吏治崩坏的张若溎很尴尬。
　　乾隆帝对这些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作出的结论，当然不信。
　　乾隆五十一年 （1786），皇帝在山东巡抚明兴的年终汇奏折中朱批：
　　“汝诸事不认真，况此等刻板文章，可信乎？”
　　乾隆五十五年 （1790），对于换帖汇奏，乾隆帝说贵州巡抚额勒春“恐汝不能详查耳！”
　　时间一久，乾隆帝总算明白：
　　即如换帖等事，久经查禁。该督抚于年终汇奏时，总以并无此事为词。而其实相沿积习，未必不阳奉阴违。是年终汇奏，竟成具文。殊属非是！
　　皇帝尽管不信官员之间没有“换帖”行为，但也毫无办法再继续查究下去，便废止此一年终汇奏之制。乾隆五十九年 （1794）以后，馆藏档案再无汇奏之折。
　　“年终汇奏”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制度尝试。
　　本来，督抚就负有监督州县之责，让他自己查自己，就不可能如实上报。报给朝廷的年终汇奏折件，是那些蜗居省垣的督抚及其下属来写的，其所依据的具体信息，又是由大小远近各府州县层层上报得来。经过这么多层级的过滤，信息是否真实有效，无从稽查。空言塞责、流为具文也就不足为奇。

官场“结拜”死灰复燃

　　尽管乾隆帝没有从年终汇奏制度中挖出换帖结拜案，但这项制度只要存在一天，大小官员就不得不有所收敛。
　　此制一停，官员之间“换帖”死灰复燃，愈演愈烈。
　　咸丰二年 （1852），陕西汉中镇前总兵春福与署总兵祥瑞互相向皇帝告状，竟意外牵出了陕甘总督舒兴阿与春福的“换帖”旧事。
　　舒兴阿承认：
　　臣前在阿克苏办事大臣任内，总兵春福由汉中镇奉派喀什噶尔换防，道经阿克苏，接晤之次，愿与臣换帖。臣因换防总兵本系办事大臣所辖，又系同官一城，碍于情面，未能推却。
　　祥瑞之所以抖出舒兴阿与春福“换帖”，是因为他觉得舒兴阿偏袒春福，甚至直接入奏，讥讪二人为“朋党”。
　　须知，“结拜”与“结党”仅一步之遥，而后者是清代政治大忌。咸丰帝遂将舒兴阿“交部察议”。
　　失去监督机制后，官员“换帖”秘事，多只能凭藉“案中案”挖掘。
　　如道光十四年 （1834），湖南湘潭县丞胡潆称，湖广总督讷尔经额在某案审理中有意偏袒胡鏻等人，因为他在任湖南布政使期间 （1822—1823） 曾与盐道胡鏻“换帖”。既然是哥们儿，当然要帮兄弟。

吏治败坏已极，竟有“官匪一家”

　　清代官员“换帖”结拜当然并非基于“义”，而是一己之私的利益交换。清廷管不住官员“换帖”结拜，吏治深受其害。
　　道、咸年间的舒兴阿、讷尔经额两案中，主审官与涉案者之间“换帖”结拜，偏袒自然是应有之义。
　　咸丰年间，户部钱法堂主事书年与炉头等人“换帖”宴会，致使钞务钱法弊窦丛生。这种情况，在油水更多的盐务系统更是屡见不鲜。是故早在道光十年 （1830），户部尚书王鼎在奏定 《两淮盐务章程》 中规定：“盐务之官，有与商人联姻、换帖者，俱令回避。”
　　更有甚者，某些基层官员竟与贼匪“换帖”结拜，如咸丰四年 （1854），河南候补道员张维翰：
　　“与因案脱逃、现充勇目之刘老长 （即刘玉纪） 换帖，希图保卫身家。怀庆告警，该员首先逃出，徙居刘玉纪所居之黄山洞，以致卫辉居民迁徙一空。”
　　官、匪竟成一家。
　　（选自《华声》2017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