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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凯南是一名有操守有成就的诚朴学者，也是一名爱国爱民的教育家。他精研西洋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史，其造诣被经济学界誉为“南任（凯南）北马（寅初）”。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是“教育救国”论的遵奉者和行动者。
为开启民智而学习
任凯南，字拱辰，又字戆忱，1884年10月11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汨罗市弼时镇）。一个书香门第。
任凯南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曾考取秀才，后来考入清末兴办的由时务学堂改办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受到当时著名学者郭耘桂（郭嵩焘之子）的赏识，在郭耘桂影响下，任凯南目睹清朝政治的腐败，列强对中华虎视眈眈，又看到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在那时，他便立下志愿，要为中华民国开启民智而学习。
帝国主义的欺凌与清王朝的腐败，激起当时青年有志之士纷纷出国探求救国之路。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任凯南亦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在留日期间，他认识了皮宗石、杨端六、周鲠生、王世杰等人，结为好友。同时，他还结识了黄兴，加入了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凯南在汉口法租界与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人一起创办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世凯、赵秉钧的文章。黎元洪派人到法租界将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那天任凯南正在报社撰写社评，由于天气炎热，他便打着赤膊穿着拖鞋，加之他体态又高大壮实，他机智地谎称自己是工友才得以脱身。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被护送登上外国轮船至上海释放，任凯南也乘机赴沪。
不久，经黄兴同意和资助，任凯南与皮宗石、杨端六、周鲠生等东渡日本转往西欧，他考入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学位。任凯南在欧洲时间长达7年，成了欧洲通，1921年学成归国。
为教育事业奉献终生
任凯南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回国后，就一直奋斗在中国的教育界。
1921年，任凯南归国后，被任命为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科前身）校长。在职期间，他锐意革新校政，延聘皮宗石、杨端六、李剑农、董维键、向绍轩等著名学者任教，并加强教学管理，严格考试制度，使学校声誉倍增，盛极一时。
1921年，任凯南还与雷铸寰等筹建长沙大麓中学（今长沙市第九中学），并兼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大麓中学建成后，任凯南陆续任该校董事长、校长10余年。
1926年，湖南商业、工业、法政3个专门学校合并为省立湖南大学，任凯南任经济学教授。
1928年4月～1929年7月，任凯南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29年7月，任凯南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学教授，1932年10任经济系主任，1935年兼任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期间，任凯南虽然离开了湖南大学，但始终关注着湖南大学的发展，回到湖南大学后，更是一心扑在湖南大学。至今，湖南大学的校史中还记载着那段重要的历史。在极其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更是有两件事情让湖南大学的师生不能忘却。
第一件事情是湖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
1936年4月26日，蒋介石莅湘，表示“湖南大学改归国立甚好”。暑假前，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倡导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途经武汉时，任凯南和杨端六、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并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施加影响。1937年7月，教育部终于同意改湖大为国立大学，皮宗石回湘任湖大校长，任凯南也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教务长。
第二件事情是湖南大学迁移辰溪。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节节败退，武汉失守，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国立湖南大学搬迁辰溪县。选址在辰溪县城对河的陇头脑。
陇头脑为一个小山包，什么房子也没有，教务长任凯南作为迁校负责人，大胆借鉴他们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块多的优势，就地取材，以石块作房屋基脚，以木板盖房子，很快就盖好了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等。不到半年，湖南大学就复课了。国立湖南大学在辰溪平安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几年，保存了实力。
1949年，长沙临近解放，白崇禧的军队驻扎在大麓中学。任凯南担心白军败退时会破坏校舍，于是住在学校里照料一切。由于积劳成疾，6月2日晚，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终年65岁。
潜心研究经济学
任凯南治学严谨，一生精研西洋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选考庚款留学生，这两门学科，大都由他命题、评卷。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鼻祖。
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曾多次请求他将讲义正式出版，他说：“讲义要日臻完善，还须多次修改，现在不能付印。”任凯南逝世后，《讲稿》及其他著作手稿寄存在一户人家里，不料却被当作废纸给卖掉了，这是无法补偿的损失。所以，任凯南存世著作很少。
1917年创刊的《太平洋》杂志刊载了他的两篇文章。
一篇题为《斯密亚当与理财学》。在这篇分三期连载的长文里，任凯南对斯密的《国富论》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只要认真阅读原文，“不难得其至正之理，以为来日研究之导”。他通过对《国富论》的评析和诠释，为读者理清了思路，解释了重点难点。
文章并不处处赞同斯密的观点，例如：对分工、分配等，指出其“缺略尚多”；“论工金，前后凡三说，而各不相侔”；关于资本（第三大旨）“绝鲜确证以明其说，而于资本定义，复淆而不晰”；总结全书时，“似全在破除重商之策而反农工商于天然自由……其言虽多所疏略其大体则固无可议者”。这是很中肯的。当年作为学院学生的任凯南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提出更深层次的尖锐的问题。 任凯南直接地近距离地而且比严复更内行地评述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思想，是一件正本清源的艰巨工作。列宁曾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其知识的原始创新性毋庸置疑。但《原富》译本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严复还插入自己的议论，“然于原文多所出入”，任凯南严肃地加以改正，并参考了另外5种西方著译者对原本的译述，因而深刻地把握了原著的精髓，绝非哗众取宠，借名人炒冷饭。
一篇题为《俄罗斯政变感言》。他在文中提到“新势力常遇旧势力之抵抗而改变其方向，然旧势力终不及新势力之强大、同自由，譬诸吸力中心，人类向之以进，终必有至之一日”。他敏税地看到1917年俄罗斯发生的革命是大势所趋，是由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沙皇制自身落后造成的，即社会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湖南省图书馆珍藏了任凯南唯一留下来的一本手稿，书名为《（湖南）省志稿.赈卹篇》。该书是任凯南逝世前一个月完成的。书稿条理清楚，记叙详细，最难能可贵的是对原始材料的发掘和保存，以及未尽工作待人完成的指导性话语，如“应白《光绪实录》中选录，又民国元年尚未查明事实……”等，因为修志时正当八年抗战结束不久，各种文献档案损毁失散严重，希望后人从容查找。他已完成的部分，是后来研究清末至解放前湖南省的灾疫和救济情况的重要参考。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教授是他的嫡传弟子。张培刚在中央电视台采访他时曾说，他后来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任凯南对他的启发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张培刚回忆，任凯南当时讲课，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讲到酣畅淋漓的时候，喜用口头禅“满山跑”，即遍地开花结果或遍地发展之意。
在台湾宣扬自由经济思想的夏道平也将他的思想源头定位于大学时代任凯南老师的启迪。20世纪30年代初，夏道平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就读，夏道平后来回忆：“所幸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由于接触面的扩展，我没有深深地走进那个歧途。这是得力于好几位从伦敦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其中特别是任凯南老师。任老师教我们的西洋经济思想史和西洋经济史。我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因而单独聆教的机会也较多。他的言行，在我的记忆中也较牢固……我记得，在第三学年开始上课的某一天，任老师以系主任的身份带一位新来教统计学的先生进到我们的教室，在任老师讲完几句介绍话以后，那位留美的年轻硕士在滔滔的演讲中，扯到当时美国时髦的制度学派而大‘盖’一阵。他讲完后，任老师在临走时的讲话中又简短地以他一向结巴巴的词句，在微笑中着力点了一句：制度学派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后代。这句话，我当时不懂其中的含义。到后来念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从奥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的争辩中，我才领悟到任老师那句话透露了他自己的经济思路。”
德高望重的师长
作为一名教师，任凯南爱护学生如同子弟。
1923年，湖南商专学生运动领导人刘士奇被捕，时任该校校长的任凯南深夜闻讯，一跃而起，去见当时省长赵恒惕。他对赵恒惕说：“家长把学生交给我，我有责任保护学生的安全，我要把学生领回，交给他的家长，我担保刘生立即离校回家。”赵只好下令释放。刘士奇是共产党员，获释后即往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在担任岳阳地委书记时牺牲。
曾在湖南商专就读的郑洞国，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当他准备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时，“当时的商专校长名字叫任凯南，是我兄长在岳麓山地区读‘留学预备科’时的同学，平时对我常加关照。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计划，特别把我叫去劝阻道：‘郑洞国，你的学习成绩不错，现在怎么偏要去弃学从军呢？况且目下广东很乱，你跑到那里很不安全，还是不要去……’”
任凯南终生不当学校之外的官。抗战时期，湖南省当局聘请他出任省参议员，并寄来旅费，请他去开会，但他退回了聘书和旅费，并对老友骆迈南说：“参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这个参议会干什么！我不尸位素餐。”后来，当时的中央政府要他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一职，他坚辞不就，并说：“办教育不是为了做官，有官瘾的人办不了教育。”
任凯南一生爱书如命，所得工资除生活必需费用和资助部分困难学生外，都用来购置书籍，成为省内有数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他在湖南大学任校长期间，长沙旧书铺多集中在府正街、玉泉街。任凯南就把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设在玉泉街，他平时在岳麓山下的校区处理日常校务，一有时间就渡江至办事处休息，以方便能够看书买书。1938年上半年，日本飞机狂炸湖大，图书馆完全被毁，幸亏任凯南洞烛敌军毁灭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毒辣手段，事先将馆藏的珍本善本书籍装箱转移到了爱晚亭附近的山坳中，才避免了更大损失。
任凯南与郭嵩焘的孙辈私交甚密，郭氏的《史记札记》是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为之刊布的。郭耘桂的《楚辞注释》遗稿也是他收藏的。他不惜高价收买“养知书屋”（郭嵩焘的书室名）流佚之珍本善本，郭氏兄弟及家人流落民间的藏书、手稿等他也购置了不少。
他自奉菲薄，却将大部分的薪俸资助他人读书。鉴于战时交通不便，物资紧缺，出版、印刷书刊十分困难，广大学生读书、购书举步维艰。他将个人藏书中的《万有文库》等书刊，整箱整箱交由学校图书室，向师生们提供借阅。
任凯南把典籍文物视为天下之公器，晚年将几万册藏书分赠给湖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又分散到中南各省高校去了）和大麓中学。
为开启民智而学习
任凯南，字拱辰，又字戆忱，1884年10月11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汨罗市弼时镇）。一个书香门第。
任凯南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曾考取秀才，后来考入清末兴办的由时务学堂改办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受到当时著名学者郭耘桂（郭嵩焘之子）的赏识，在郭耘桂影响下，任凯南目睹清朝政治的腐败，列强对中华虎视眈眈，又看到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在那时，他便立下志愿，要为中华民国开启民智而学习。
帝国主义的欺凌与清王朝的腐败，激起当时青年有志之士纷纷出国探求救国之路。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任凯南亦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在留日期间，他认识了皮宗石、杨端六、周鲠生、王世杰等人，结为好友。同时，他还结识了黄兴，加入了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凯南在汉口法租界与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人一起创办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世凯、赵秉钧的文章。黎元洪派人到法租界将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那天任凯南正在报社撰写社评，由于天气炎热，他便打着赤膊穿着拖鞋，加之他体态又高大壮实，他机智地谎称自己是工友才得以脱身。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被护送登上外国轮船至上海释放，任凯南也乘机赴沪。
不久，经黄兴同意和资助，任凯南与皮宗石、杨端六、周鲠生等东渡日本转往西欧，他考入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学位。任凯南在欧洲时间长达7年，成了欧洲通，1921年学成归国。
为教育事业奉献终生
任凯南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回国后，就一直奋斗在中国的教育界。
1921年，任凯南归国后，被任命为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科前身）校长。在职期间，他锐意革新校政，延聘皮宗石、杨端六、李剑农、董维键、向绍轩等著名学者任教，并加强教学管理，严格考试制度，使学校声誉倍增，盛极一时。
1921年，任凯南还与雷铸寰等筹建长沙大麓中学（今长沙市第九中学），并兼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大麓中学建成后，任凯南陆续任该校董事长、校长10余年。
1926年，湖南商业、工业、法政3个专门学校合并为省立湖南大学，任凯南任经济学教授。
1928年4月～1929年7月，任凯南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29年7月，任凯南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学教授，1932年10任经济系主任，1935年兼任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期间，任凯南虽然离开了湖南大学，但始终关注着湖南大学的发展，回到湖南大学后，更是一心扑在湖南大学。至今，湖南大学的校史中还记载着那段重要的历史。在极其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更是有两件事情让湖南大学的师生不能忘却。
第一件事情是湖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
1936年4月26日，蒋介石莅湘，表示“湖南大学改归国立甚好”。暑假前，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倡导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途经武汉时，任凯南和杨端六、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并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施加影响。1937年7月，教育部终于同意改湖大为国立大学，皮宗石回湘任湖大校长，任凯南也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教务长。
第二件事情是湖南大学迁移辰溪。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节节败退，武汉失守，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国立湖南大学搬迁辰溪县。选址在辰溪县城对河的陇头脑。
陇头脑为一个小山包，什么房子也没有，教务长任凯南作为迁校负责人，大胆借鉴他们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块多的优势，就地取材，以石块作房屋基脚，以木板盖房子，很快就盖好了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等。不到半年，湖南大学就复课了。国立湖南大学在辰溪平安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几年，保存了实力。
1949年，长沙临近解放，白崇禧的军队驻扎在大麓中学。任凯南担心白军败退时会破坏校舍，于是住在学校里照料一切。由于积劳成疾，6月2日晚，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终年65岁。
潜心研究经济学
任凯南治学严谨，一生精研西洋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选考庚款留学生，这两门学科，大都由他命题、评卷。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鼻祖。
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曾多次请求他将讲义正式出版，他说：“讲义要日臻完善，还须多次修改，现在不能付印。”任凯南逝世后，《讲稿》及其他著作手稿寄存在一户人家里，不料却被当作废纸给卖掉了，这是无法补偿的损失。所以，任凯南存世著作很少。
1917年创刊的《太平洋》杂志刊载了他的两篇文章。
一篇题为《斯密亚当与理财学》。在这篇分三期连载的长文里，任凯南对斯密的《国富论》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只要认真阅读原文，“不难得其至正之理，以为来日研究之导”。他通过对《国富论》的评析和诠释，为读者理清了思路，解释了重点难点。
文章并不处处赞同斯密的观点，例如：对分工、分配等，指出其“缺略尚多”；“论工金，前后凡三说，而各不相侔”；关于资本（第三大旨）“绝鲜确证以明其说，而于资本定义，复淆而不晰”；总结全书时，“似全在破除重商之策而反农工商于天然自由……其言虽多所疏略其大体则固无可议者”。这是很中肯的。当年作为学院学生的任凯南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提出更深层次的尖锐的问题。 任凯南直接地近距离地而且比严复更内行地评述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思想，是一件正本清源的艰巨工作。列宁曾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其知识的原始创新性毋庸置疑。但《原富》译本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严复还插入自己的议论，“然于原文多所出入”，任凯南严肃地加以改正，并参考了另外5种西方著译者对原本的译述，因而深刻地把握了原著的精髓，绝非哗众取宠，借名人炒冷饭。
一篇题为《俄罗斯政变感言》。他在文中提到“新势力常遇旧势力之抵抗而改变其方向，然旧势力终不及新势力之强大、同自由，譬诸吸力中心，人类向之以进，终必有至之一日”。他敏税地看到1917年俄罗斯发生的革命是大势所趋，是由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沙皇制自身落后造成的，即社会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湖南省图书馆珍藏了任凯南唯一留下来的一本手稿，书名为《（湖南）省志稿.赈卹篇》。该书是任凯南逝世前一个月完成的。书稿条理清楚，记叙详细，最难能可贵的是对原始材料的发掘和保存，以及未尽工作待人完成的指导性话语，如“应白《光绪实录》中选录，又民国元年尚未查明事实……”等，因为修志时正当八年抗战结束不久，各种文献档案损毁失散严重，希望后人从容查找。他已完成的部分，是后来研究清末至解放前湖南省的灾疫和救济情况的重要参考。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教授是他的嫡传弟子。张培刚在中央电视台采访他时曾说，他后来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任凯南对他的启发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张培刚回忆，任凯南当时讲课，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讲到酣畅淋漓的时候，喜用口头禅“满山跑”，即遍地开花结果或遍地发展之意。
在台湾宣扬自由经济思想的夏道平也将他的思想源头定位于大学时代任凯南老师的启迪。20世纪30年代初，夏道平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就读，夏道平后来回忆：“所幸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由于接触面的扩展，我没有深深地走进那个歧途。这是得力于好几位从伦敦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其中特别是任凯南老师。任老师教我们的西洋经济思想史和西洋经济史。我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因而单独聆教的机会也较多。他的言行，在我的记忆中也较牢固……我记得，在第三学年开始上课的某一天，任老师以系主任的身份带一位新来教统计学的先生进到我们的教室，在任老师讲完几句介绍话以后，那位留美的年轻硕士在滔滔的演讲中，扯到当时美国时髦的制度学派而大‘盖’一阵。他讲完后，任老师在临走时的讲话中又简短地以他一向结巴巴的词句，在微笑中着力点了一句：制度学派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后代。这句话，我当时不懂其中的含义。到后来念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从奥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的争辩中，我才领悟到任老师那句话透露了他自己的经济思路。”
德高望重的师长
作为一名教师，任凯南爱护学生如同子弟。
1923年，湖南商专学生运动领导人刘士奇被捕，时任该校校长的任凯南深夜闻讯，一跃而起，去见当时省长赵恒惕。他对赵恒惕说：“家长把学生交给我，我有责任保护学生的安全，我要把学生领回，交给他的家长，我担保刘生立即离校回家。”赵只好下令释放。刘士奇是共产党员，获释后即往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在担任岳阳地委书记时牺牲。
曾在湖南商专就读的郑洞国，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当他准备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时，“当时的商专校长名字叫任凯南，是我兄长在岳麓山地区读‘留学预备科’时的同学，平时对我常加关照。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计划，特别把我叫去劝阻道：‘郑洞国，你的学习成绩不错，现在怎么偏要去弃学从军呢？况且目下广东很乱，你跑到那里很不安全，还是不要去……’”
任凯南终生不当学校之外的官。抗战时期，湖南省当局聘请他出任省参议员，并寄来旅费，请他去开会，但他退回了聘书和旅费，并对老友骆迈南说：“参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这个参议会干什么！我不尸位素餐。”后来，当时的中央政府要他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一职，他坚辞不就，并说：“办教育不是为了做官，有官瘾的人办不了教育。”
任凯南一生爱书如命，所得工资除生活必需费用和资助部分困难学生外，都用来购置书籍，成为省内有数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他在湖南大学任校长期间，长沙旧书铺多集中在府正街、玉泉街。任凯南就把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设在玉泉街，他平时在岳麓山下的校区处理日常校务，一有时间就渡江至办事处休息，以方便能够看书买书。1938年上半年，日本飞机狂炸湖大，图书馆完全被毁，幸亏任凯南洞烛敌军毁灭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毒辣手段，事先将馆藏的珍本善本书籍装箱转移到了爱晚亭附近的山坳中，才避免了更大损失。
任凯南与郭嵩焘的孙辈私交甚密，郭氏的《史记札记》是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为之刊布的。郭耘桂的《楚辞注释》遗稿也是他收藏的。他不惜高价收买“养知书屋”（郭嵩焘的书室名）流佚之珍本善本，郭氏兄弟及家人流落民间的藏书、手稿等他也购置了不少。
他自奉菲薄，却将大部分的薪俸资助他人读书。鉴于战时交通不便，物资紧缺，出版、印刷书刊十分困难，广大学生读书、购书举步维艰。他将个人藏书中的《万有文库》等书刊，整箱整箱交由学校图书室，向师生们提供借阅。
任凯南把典籍文物视为天下之公器，晚年将几万册藏书分赠给湖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又分散到中南各省高校去了）和大麓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