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版的《广东消费蓝皮书》披露了这样的数据: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都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于是,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表明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上的差异。
　　如果说,以上的数据是在描述一个事实,那应该说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要进一步作出分析,根据这些数据来进一步作出价值判断,那恐怕就要小心了。
　　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中,有没有据此而作出价值判断呢?应该说,以学术界常用的概念化手段来作出判断,似乎是没有。但是,用一些明显地带有倾向性的语言来区分这两代人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的“比较大的差异”,则是有的。譬如说“老一代”—“过长假‘怕花钱’”,“九成把工资送回家”,“收入主要在农村里消费”,“常光顾小士多和走鬼档”,“为孩子教育支出占大头”;而“新生代”—“过长假很‘滋润’”,“部分已在按揭买房”,“七成留收入自己用”,“流行上网聊天看片”,“绝大多数拥有手机”。这样的对比实际上会给读者造成种种印象,譬如说:“老一代”顾家,“新生代”顾自己;“老一代”怕花钱,新一代活得“滋润”;“老一代”支持农村消费,“新一代”支持城镇消费……
　　这样的印象准确不准确呢?可能有其不太准确的地方,因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其一,将两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作比较时,有一个年龄段的问题。手头没有《广东消费蓝皮书》,不太清楚“老一代”与“新生代”在年龄上是怎样划分的。但从报道中描述的事实是否可以推测,“老一代”已经人到中年,而“新生代”则还在花样年华,不同的年龄段显然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譬如“新生代”中,“有近70%拥有手机或小灵通,通信费用占总消费的比例很高,一般高达15%—25%”,这些事实是否与他们青春萌动,有交友的激情乃至已经在谈恋爱有联系呢?至于“老一代”,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毕竟肩头所负的家庭责任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要把挣来的钱寄回家中,要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他们对自己的消费苛刻到非“必需”不花钱,成为“小士多和走鬼档的消费主体”,而且“在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几乎没有开支”……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推论:到目前的“新生代”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以后,家庭责任也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从而使他们向现在的“老一代”看齐?
　　其二,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里的“80后”、“90后”甚至大学生相比,虽然他们因为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不同,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许会被认为“档次较低”,但在消费观念上他们之间是否有相似点乃至共同点呢?按报道中所说:有的农民工工资收入较高,已经以按揭的方式成为“有产(房)阶级”;购买电视、冰箱、洗衣机、电脑和手机等耐用消费品更已是常事;同时,他们对技能培训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等等。从以上事实可以推测,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把钱花在恋爱结婚和个人发展上了。这难道不可以理解吗?
　　这个调查很有意思,相关数据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开发,譬如,可以将“新生代”中已经结婚生育的与没有结婚的,同“老一代”作个比较,看看他们在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以及消费方式上的异同。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做一些深入访谈,这对读懂数据是很有帮助的。
　　不要像上述报道中那样轻易就表露出倾向性的意见,那样会在社会上、公众中对新生代造成刻板印象和偏见,弄不好还会造成“统计性歧视”。用社会学的语言说,就是给“新生代”贴上标签了。这是有教训的,譬如,对独生子女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偏见。上世纪90年代末期,风笑天教授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发现,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较,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