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陕西商帮）作为我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商帮之一，因其独有的地缘和政治因素，在历史上一度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
　　与其他商帮一样，秦商的兴起、繁荣与衰落同皇权官僚体系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当徽商、晋商等商帮多多少少走出了这条老路，在近现代续书中国商业史的时候，秦商却始终局限于西部地区，掣肘于低端贩卖。
　　与其它商帮相比，秦商也未能充分挖掘自身的人文潜质，最终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秦商火出木尽，灰飞烟灭。
　　兴于开中
　　明取代元朝统一中原地区后，被迫北归的元蒙残余势力经常南下扰边，战乱不断深入内地，为此明朝政府开始在北部边疆屯重兵。
　　当时，为巩固国防，明政府于沿边各地设九边镇，其中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归陕西布政司管辖。其后明政府还把陕西防区扩一到三，即东自延绥黄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挑崛，远接四川松茂延长数千里。
　　明政府所设的九边使临近山西和陕西的北部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
　　为了解决军队粮饷不足的问题，明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建言，允许商人运粮到大同仓和太原仓，分别用米一石和一石三斗换取两淮盐引一引（盐引是领取和贩卖盐的凭证。洪武时每引 400斤，称大引;弘治时改为每引 200 斤，称小引），然后凭引到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盐场领取盐，再到指定地区贩卖，故而称为“开中制”。实际上就是国家把食盐的专卖权向商人出让，以换取边镇所需的粮铜供给。北方边境战乱形势下产生的开中制，为秦商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契机。永乐年间，在山西、陕西开中的盐米比例降为每引米二斗五升，使开中法盛行。
　　当时陕西关中各地就是产粮区，因此，在开中制政策利益的诱惑下，秦商输粟换引要比晋商更为便利，报中给引获利也十分丰厚。所以陕西商民以关中平原雄厚的农业生产实力为依托，充分发挥自己道便费省的地域优势，率先趋中，走上纳粟贩盐的经商道路，这使陕西商人在明代盐业贸易领域抢得了先机。
　　就明政府而言，用秦商输粮也比用其它较远省份商人输粮，成本更低，因此，明政府还多鼓励秦商纳粮中盐。
　　秦商还因输粟换引而成为淮扬盐场的大盐商。直到明中叶，淮扬盐场也还一直是陕西盐商的主要活动领域。如《榆林县志》记载，明代，仅扬州贩盐的陕西榆林籍盐商就有数百人。
　　在解决北部少数民族问题的同时，明政府还针对西部少数民族实行茶马贸易。茶马贸易是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最为依赖的茶叶，来换购少数民族的战马，可以达到削减少数民族作战能力的目的。
　　茶马贸易也为秦商的发展创造了机会。所以，除盐商、布商而外，陕西茶商也在这一时期崛起，利用地域优势，控制了中国西部的边茶贸易。
　　

　　具体说来，在西北方向，因明代陕甘青宁俱为一省，陕西本省连接着茶叶产售两地，即陕西紫阳茶叶产区和茶叶销售地甘肃、宁夏及青海。所以，明代的官营茶马贸易中，陕西商人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将边茶贸易深入到河陇各地。在西南方向，陕西商人同样具有毗邻四川的优势，他们主要把四川川南茶区（雅安、名山、工仔峡、灌县、射洪等州县）的茶叶输向康藏地区。
　　此后，秦商大规模地走上贩运边茶的道路，足迹甚至到了俄国、中亚，成为明代以来西北最大的茶叶贸易商业资本集团。
　　除茶叶之外，明清时代，西北产布很少，因此对内地棉布的需求数量很大。九边之中，仅其中七镇的官方市场所需要梭布每年都在50万匹左右。这也为秦商在布匹上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其时，陕西布商到江南贩布，资本数量很大，白银动辄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
　　除盐、茶、布三大主业外，秦商也经营其他行业，如烟草业、毛皮业、药材业、木材业等与民生关系较为紧密的行业。
　　“合伙股份制”
　　与其他商帮一样，秦商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是“长线远鹤，甘为廉贾”、“务备完物，创制名牌”。但秦商在中国商业进程中是最早开始使用“合伙股份制”的，这一独特的商业模式，也为秦商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古代为官府长途贩运风险巨大，秦商便动员亲戚乡党共同走上输粮道路，形成最早的“合伙股份制”。明清时期，秦商的这种合伙股份制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出资人共同出资，共同获利，即所谓的合本共作。譬如，《朝邑县志》载，乾嘉年间，朝邑人周百仓与白水人刘日春合伙开设恒升益号杂货铺，杂货铺由出资人共同经营，盈亏两半分认。

　　二是至少一个出资人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领财主之资本进行经营，并按固定利率交纳利钱。
　　三是出资者在精力不足的情况下，雇请伙计帮助经营，亦常被称为合伙计。
　　秦商的“合伙股份制”后来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万金账的融资制度;另外委托经营的代理制度、企业经理人的“记名开股”制度。 　　股东的多元化为企业吸收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为经营管理中的统一性带来了不便，解决这种不便的有效方法就是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当时称作“财神大会”或“神仙会”，其主要职责是确定商号大政方针，设定财东的分红比例，遴选人才等。
　　《陕西府县志辑》记载，社树姚家的天增公商号，每年旧历七月有财神会。是日，东家家庭供奉财神之位，备参肚席若干桌，并买西瓜若干，请现有伙员前来敬神聚餐，晚间还唱皮影戏。除娱乐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商号事，安排人选，订伙员入川时间等等，都在此时决定。这也是现代股东大会的一个雏形。
　　除了股份制治理模式之外，与其它商帮相比，秦商还有独特的学徒选拔和内部管理机制。秦商对学徒的选择更是十分严格。他们一般都是从本乡本土选择十四五岁的优秀少年入号做学徒，而且还需要有名望、有实力的人士做担保。
　　从一些秦商号经理人的传记、墓志铭来看，他们都有极高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几乎都是从学徒干到经理，经过了严格的职业培训和实习，数十年效忠于一家商号，终身服务，从不懈怠。
　　近代陕西商人还运用内部晋升制度来选拔掌柜或经理，一个人从十几岁开始进号做学徒，五年之后才能出师在正式岗位工作，能升做分号经理，没有十年功夫是不行的。这一方面是个人努力地结果，也是东家或总号掌柜对其长期考核后的信任。内部晋升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学徒伙计的工作积极性，也可以降低企业外聘经理的成本。
　　这些都很类似今日社会的现代企业制度。
　　掣肘与局限
　　虽然秦商外借官府政策，内凭合伙人制度，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掣肘也贯穿始终。
　　秦商在发展过程中，从未摆脱牙行的盘剥。明清时期，各地一般设有牙行，牙行的职能是“同度量，而评物价，惫迁有无，民用枚赖”，有点类似于现今的工商，并且还负责代官府征税。秦商到江南贩布，一般采用假手牙人或牙行代购的方式，可以帮助秦商实现与棉布生产者之间的买卖关系，但也常常使秦商面临牙人把持垄断，主大欺客的现象，如江南布市的牙行就有利用本土优势欺压客商的记录。
　　古代不少商帮赚来的大量利润培养后代科举，为其跻身仕途，融入官僚阶层，从而降低经商贸易的成本。
　　陕西关中在历史上也是文化积淀深厚，人文荟萃。但唐宋以降，由于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东迁，世家大族逐渐减少，关中文化教育发展亦受到影响。秦商有培养子弟读书入仕的，也有捐官纳衔希望走上仕途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其程度和深度都远不如晋商、徽商，所以对于官商结合之路的期待和努力也就相应弱于前两者，这也与秦商的没落不无关系。
　　秦商始终未能充分挖掘自身的人文潜质，而同时期的徽、晋二商通过对自身人文素养的培养，使得在商业竞争中更具文化优势。
　　秦商由于地域优势发迹，发展又受地域局限。
　　陕西关中地区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条件，使该地区农产品在封建王朝稳定发展时期处于一定的富余状态，居民生存压力不大，秦商在从事商业活动中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所以，明清秦商在全国都留有足迹，但其经营重心始终在中国西部一带。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江南有较大差距，一般民众生活较为艰苦，市场购买力比较低下。活动地域决定了秦商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与当地贫穷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日用品上，这一选择适应了当地的市场需求，利用区位优势，取得对西南地区生活日用品的垄断，从而获取利益。
　　但正是这种区位选择，也制约了秦商的发展，使其一直从事低端的、长途货运贩卖，这从根本上大大制约了秦商的发展。在同时期的徽商、晋商从事金融或生产加工等较高档次的生产运营活动时，秦商却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同行者。
　　清末，秦商由于两淮盐场争夺失利后，徽商凭借与政府的关系逐渐崛起，开始垄断官盐贸易。此外，清代徽州茶商主要垄断着京师的茶叶市场。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秦商逐渐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