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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是一种精妙的讥刺,擅讽者以妙语做针,往往一擊便中要害。这很像名医针砭,不同之处在于病患常常满怀期待,对名医感恩戴德;而被讽者却不会认为自己“有病”,更不会以为讽者是在“治病救人”。被讥讽而生恐惧、痛苦、悲伤乃至恼羞成怒,极易对讽者造成伤害,所以讽刺这件事,是极其危险的。优伶,是对中国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艺人的统称,其时归入下九流的职业,然而有谁知道恰恰是优伶这种时人以为“下贱”的人却最擅讽且敢讽呢?
近读史书及前人笔记,有两则优伶讽谏的轶事,不妨拿来剖析一二。
“(李)茂贞居岐……尝以地狭赋薄,下令搉油,因禁城门无内松薪,以其可为火炬也。有优者诮之曰:‘臣请并禁月明。’”(《新五代史·杂传二·李茂贞》)
李茂贞搞政府专卖油,连柴禾都不准从城门进来,因为柴禾可以用来做火炬。李茂贞的禁令真是荒唐:油被官府专卖掌控,还不准从城外运进来柴禾,没柴禾,烧什么?又吃什么呢?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李茂贞的下属无人敢言,谁吃饱了撑得嫌官帽累赘?反而是一个优伶当面讥讽李茂贞:大帅您干脆连月亮光也禁了吧!油类专卖,与柴禾何干?既然柴禾抺上油可以做火炬能发亮,那月亮也亮呢,能禁得了吗?不得不说这伶人思维敏捷,胆子也大,更难得的是一个优伶竟然如此有怜悯之心,有为民请命的铮铮铁骨。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记载,南宋绍兴初年,杨存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宗,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所进,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且放在脑后。”
“二胜环放在脑后”一语双关,明着说玉环做帽饰戴在脑袋后面,实际在讽刺宋高宗忘了接二圣还宫。靖康二年,北宋“二圣”宋徽宗和钦宗被金人作为人质掳掠至北方,是为“靖康之耻”。宋高宗即位后,迁都临安,国号为南宋。靖康之耻成了南宋王朝的切肤之痛,正像岳飞的《满江红》所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但是打败金人迎接二圣回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二圣一旦归来,高宗的地位岂不是很尴尬?所以,优伶一句“可惜二胜环,且放在脑后”,真是妙语!
优伶讽谏,有先天优势。优伶无官职,不过是皇帝或重臣身边供其娱乐的艺人罢了。讥刺主子即使言重了,主子一般不会当真,往往一笑而过。何况优伶本来就是达官贵人养着供其娱乐的,不能说杀就杀了,杀了谁陪着逗闷子?再者那种敢说话的优伶,话说得往往也巧妙绝伦,既戳人肺管子,又不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优伶讽谏,得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冒死精神,胆小怕死之辈哪有这勇气?倘若主子真有触动,欣然采纳谏言,不枉了优伶的报国志、爱民心;一旦主子觉得丢了面子下不来台,一气之下可能就会动了杀念,也不是没有可能——应该极有可能!
优伶明明人微言轻,甚至卑贱之极,却有言官谏官的勇气与胸怀,实在让人敬佩。遗憾的是最该言官和谏官说话的时候,他们却常常缺席——至少以上二则不见言官谏官出场。优伶擅讽,谏官不在,在封建统治时期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其时统治者权力大无边,根本就没有约束他们的法规制度,他们的话往往就是法,一句话就能决定人的生死,文武百官为保头上乌纱或项上人头,只能噤若寒蝉。偶有刚烈之臣敢说话,也怕是难有好下场,而优伶却能靠插科打诨来讽谏,岂不悲哀?
近读史书及前人笔记,有两则优伶讽谏的轶事,不妨拿来剖析一二。
“(李)茂贞居岐……尝以地狭赋薄,下令搉油,因禁城门无内松薪,以其可为火炬也。有优者诮之曰:‘臣请并禁月明。’”(《新五代史·杂传二·李茂贞》)
李茂贞搞政府专卖油,连柴禾都不准从城门进来,因为柴禾可以用来做火炬。李茂贞的禁令真是荒唐:油被官府专卖掌控,还不准从城外运进来柴禾,没柴禾,烧什么?又吃什么呢?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李茂贞的下属无人敢言,谁吃饱了撑得嫌官帽累赘?反而是一个优伶当面讥讽李茂贞:大帅您干脆连月亮光也禁了吧!油类专卖,与柴禾何干?既然柴禾抺上油可以做火炬能发亮,那月亮也亮呢,能禁得了吗?不得不说这伶人思维敏捷,胆子也大,更难得的是一个优伶竟然如此有怜悯之心,有为民请命的铮铮铁骨。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记载,南宋绍兴初年,杨存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宗,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所进,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且放在脑后。”
“二胜环放在脑后”一语双关,明着说玉环做帽饰戴在脑袋后面,实际在讽刺宋高宗忘了接二圣还宫。靖康二年,北宋“二圣”宋徽宗和钦宗被金人作为人质掳掠至北方,是为“靖康之耻”。宋高宗即位后,迁都临安,国号为南宋。靖康之耻成了南宋王朝的切肤之痛,正像岳飞的《满江红》所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但是打败金人迎接二圣回来,谈何容易?更何况二圣一旦归来,高宗的地位岂不是很尴尬?所以,优伶一句“可惜二胜环,且放在脑后”,真是妙语!
优伶讽谏,有先天优势。优伶无官职,不过是皇帝或重臣身边供其娱乐的艺人罢了。讥刺主子即使言重了,主子一般不会当真,往往一笑而过。何况优伶本来就是达官贵人养着供其娱乐的,不能说杀就杀了,杀了谁陪着逗闷子?再者那种敢说话的优伶,话说得往往也巧妙绝伦,既戳人肺管子,又不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优伶讽谏,得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冒死精神,胆小怕死之辈哪有这勇气?倘若主子真有触动,欣然采纳谏言,不枉了优伶的报国志、爱民心;一旦主子觉得丢了面子下不来台,一气之下可能就会动了杀念,也不是没有可能——应该极有可能!
优伶明明人微言轻,甚至卑贱之极,却有言官谏官的勇气与胸怀,实在让人敬佩。遗憾的是最该言官和谏官说话的时候,他们却常常缺席——至少以上二则不见言官谏官出场。优伶擅讽,谏官不在,在封建统治时期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其时统治者权力大无边,根本就没有约束他们的法规制度,他们的话往往就是法,一句话就能决定人的生死,文武百官为保头上乌纱或项上人头,只能噤若寒蝉。偶有刚烈之臣敢说话,也怕是难有好下场,而优伶却能靠插科打诨来讽谏,岂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