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很多华人商人一样，他也会选择把自己的事业传给自己的后代。大儿子胡文新现在已经是合和集团的总经理，在香港“二代企业家”中形象清新健康，老胡对小胡相当放心。不过对于事业他还是说，“我在外一天就做一天的工作，其他事情不管。”
　　
　　连自行车还买不起，为什么要搞这个高速公路？
　　
　　人物周刊：对于你个人来说，更乐意做工程师还是做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胡应湘：肯定是工程师。这个是我的专业啊，我念大学学的就是工程。做工程比较畅快，做生意就比较麻烦了。工程师做工程就是“1＋1=2”。可是做生意，不一定“1＋1=2”，就比较复杂。不过单单是个工程师，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如果我是工程师又能够利用资金，事情运作起来就更好些。
　　人物周刊：从1978年以后，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元素，尤其是在经济上。在你看来哪一点是香港对内地影响最大的？
　　胡应湘：改革开放之前的影响不是很大。当时内地粮食很缺，香港人就寄邮包回去，寄一些物资和吃的。当时差不多就停留在那个阶段。
　　当年在国内，我看到要发展珠江三角洲，有几件东西缺不了：通信系统你不能缺，打电话打不通，跑几个马拉松，希腊人就是跑这个马拉松的。如果他有电话：“我们赢了，波斯人输了。”那个士兵到今天还活着。（笑）
　　另一个是电力，没有电，有最好的机器都没有用。再一个就是运输系统。当时国内有人认为：“高速公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连自行车还买不起，为什么要搞这个高速公路？”我说，要发展经济，没有这些基本运作，是不能够起来的。你看今天的中国，从没有高速公路，买不起巨型器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四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全世界第二位。我们也可以看看，印度，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没有。
　　人物周刊：您刚才提到了三点，我注意到您至少投资了其中两点，公路建设和电力，您投资的大陆项目中，哪个是让您最有成就感的？
　　胡应湘：当然就是广深珠高速了。当时那么困难，很多人来信说：毛主席说了，我们以粮为纲，你修路就要征粮田，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如果你没有高速公路，就不能应付大量的运输，财富的产生要靠电力、生产力、人的劳动力，可是生产完后，你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怎么运进来？这个很重要。
　　人物周刊：在你所接触的内地领导人中，你最欣赏哪一位？
　　胡应湘：大部分我觉得很好。对任仲夷他们这老一辈的领导人印象更深。其实他们对外面接触不多，也不太懂经济建设，可是他们心地很好，很有远见，就只相信一件事——邓小平说的，我们要闯，要搞出一个名堂出来。
　　人物周刊：是什么最早触动你决定来大陆投资的？
　　胡应湘：1977年，（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我到北京国庆观礼，我呆了27天，好几个城市——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广州。后来78年，我自己又跑到上海，大连，我又去了好多城市，我就在想，为什么内地那么穷，每个地方的人都对管制不满，我才知道是体制不好，人的潜力不能够发挥出来。其实国内的人才和香港的人才潜力相差不多，难道从深圳过了河以后就差那么多？香港可以创造那么多财富，国内就不能？
　　这就是体制的问题。后来邓小平一提改革开放，我就明白他想做什么，我领悟到他是学日本的明治维新。
　　如果他真的要搞改革开放，那肯定成功的。日本人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人不成功？另外一个信心就是国内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结果还是穷得要命，现在换条新的路线，大部分人肯定会积极尝试新的路线。
　　我当时就是有这个信念。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不要奇怪，人的最大因素就是脑袋，中国人一点也不笨。
　　人物周刊：前30年香港对内地经济有很大影响，再往后的话，香港对内地经济的影响会体现在哪里？
　　胡应湘：最大的是金融业的影响力。香港还是走在很前面，这个优势相当相当厉害。
　　其次，是法律系统。香港的法律系统是按照英国的法律系统制定的，英国的法律从1215年开始建立起来，是全世界超前的。
　　国内的法律系统，很可惜，没有什么时间建立起来，到1911年还是《大清律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啊，也不懂法律。中国要搞法律系统，不是一天两天能搞成的，要用很多年时间才能让人明白什么是法律的本义、尊重法律、监督执法，所以从长远看，香港的法律系统肯定会对内地有影响。
　　
　　香港有事，我有权发言的
　　
　　人物周刊：中国有句老话叫“闷声发大财”。你对特区政府，对民主派，都有过很激烈的批评，不担心对生意造成影响？
　　胡应湘：我不管，香港有事，我有权发言的。我看到60年代，国内整天搞斗争，没有创造财富。香港这时候不搞斗争，所以香港有钱，国内穷。现在国内不搞那些了，专心搞经济、民生问题。香港现在不是了，拆个码头都要反对，什么都要反对。
　　人物周刊：你觉得香港的这些民主派对香港发展没有作用么？
　　胡应湘：香港的问题，按照基本法，是循序渐进地一步一步来，可是这下民主派却说：不，我一定要全部一次来。不是说一选举就马上一夜民主，这个是最大的错误。
　　我也很想见到一人一票，可是我不想见到明天就是这样。这样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你看俄罗斯花了多长时间？它有油，有天然气，财富来得快，有办法很快解决问题。中国就是靠中国人的双手，靠劳动力来创造财富，经不起折腾。
　　人物周刊：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修建港珠澳大桥？你为这个事情呼喊了20多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胡应湘：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跟当年我修建广深高速公路时相似，各集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阻力来自香港某些财团。
　　1980年代时，港英政府当权，英国人对这个还不太关心，但是当权的华人担心内地再发生文革那样不稳当的事，怕（内地居民顺着桥）冲到香港来，他们拼命想做一个屏障。到了董建华时代，他是支持修桥的，底下有人不支持，后来曾荫权支持了，可是财团不支持。
　　如果港珠澳可以招标的话，我们会积极参加的，资金问题都不怕，我们有100％的信心。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两制”是不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胡应湘：当然是优势。香港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国际贸易方面，经验比内地多；证券市场、金融方面比内地经验丰富，可以帮国内建设筹集到钱，这个很重要，内地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能够提供什么；医药、医疗方面，香港是顶呱呱的，香港人的平均寿命全世界最高，医疗制度比较好。
　　最好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优良传统和经验，介绍到国内去，人的寿命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我不担心香港将来没有事情做。
　　人物周刊：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香港对内地的影响力在逐步淡化。你不担心香港会逐步被边缘化么？
　　胡应湘：一定边缘化，当年我投资一亿美元在广州建中国大酒店的时候，在广州就是一个巨大的投资。而现在很多大项目，最低投资是几百个亿，内地都能自己拿出来了。
　　人物周刊：70多年的人生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胡应湘：我的母亲。她没有念书，但是她教我们一定要勤劳做工，替人家服务才能够赚钱，才能够生存。再有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很高素质的大学，当时我去念书时还什么也不懂，7年以后，开始懂一点。
　　如果说还有，就是J.P. Morgan（美国巨富摩根），他说要创造财富，一种方式是提供资金，另一种方式就是提供服务。我把它改一下，我当年在大陆又提供资金，又提供服务。
　　人物周刊：你一生中哪一项选择是最明智的？
　　胡应湘：应该是我能够有机会考到普林斯顿念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当年很有信心地去跟任仲夷、谷牧去说：中国一定要搞好运输，要搞高速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