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国外学习绘画、雕塑多年的郑神一度不能明确自己的艺术方向，同时，受英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她也在不同的文化表达中踯躅。回到中国后，她渐渐明白：最朴实的泥土，就是创意的源泉。而中国文化，则是她剪不断的根。
怀着这样的决心，1995年，郑祎开始执掌香港乐天陶社。如今，乐天陶社已成为香港最大的陶艺中心。从2002年起，郑祎又陆续在上海、景德镇、北京开办了乐天陶社。通过开设陶艺课程、销售手工陶艺品、艺术家驻场等方式，郑祎一直在摸索乐天陶社的运营模式。但生存，并非简单的逐利驱动。“这么多年来，乐天陶社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培养中国青年陶艺家和让中国的现代陶艺走向世界。”上海博物馆馆长陈克伦说。
然而，在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中，乐天陶社的生存—直在经受考验。2011年3月，香港乐天陶社就接到了房东——艺穗会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5月30日之前搬家，因为他们要将房子租给盈利能力更强的酒吧。为此，郑祎不得不在2011年两会期间奔走，为香港乐天陶社争取生存的空间。
而在上海，乐天陶社也在2011年2月搬离了驻扎多年的田子坊，原因同样是房租上涨——从2002年至今，租金已翻了40倍。一气之下，郑祎自掏800万元在上海市中心购置了一座独栋小楼，从此上海乐天陶社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前车之鉴下，郑神不久前在南锣鼓巷也买下了一间屋——就在乐天陶社的隔壁。“这样乐天要给房东交多少钱，我就从隔壁收多少租。”郑祎狡黠地一笑。她的本意并非地产投资，只是希望减缓乐天陶社的发展之忧。
虽然出自书香门第，郑祎身上却没有中国古典小女子的娴静温柔，相反，透出的是一派江湖女子的豪爽之气。接受记者采访时，郑祎一身红色运动服，完全不像三个孩子的母亲，说到高兴处，她总是爽朗的高声大笑。
郑祎大概也是最敢言的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内地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她总是直指要害，毫不避讳。2011年上海政协会议期间，她就批评上海许多创意园区“以文化之名搞商用之实”，以高额租金挤压艺术家的生存空间。
对于年轻一代的陶艺爱好者和艺术家，郑祎则经常予以鼓励和帮助。很多年轻人正是在她的指引下，从此走上对现代陶艺的探索之路。
“爱粘土的味道，爱旋转的声音，爱享受创作的激情。爱这里的老屋顶，爱这里的红扶手，也爱这里每一个精致的角落。这里拥有终年不断的阳光，这里拥有无限宽阔的天空。”上海乐天陶社的学员小岑说。
“为了做乐天陶社，我几乎牺牲了整辈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郑祎也享受到了“玩”的乐趣。郑祎说，退休后打算搬到景德镇去住。她还是离不开自己最热爱的泥土。从前卫到原始
郑祎并不喜欢别人说她出身于富贾之家，反而她总是强调，“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文人出身”。她的祖父郑德坤曾任剑桥大学历史系中国考古学教授，祖母也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郑神的父亲从剑桥毕业后，因继承家族产业赴港从事调味品事业，“但是他骨子里是个文人，做不好生意的。”郑神说。
母亲这一支则不同。郑神的外祖父张仲英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古董商，在外滩开设“聚珍斋”，专门经营古玩。舅舅张宗宪则在赴港创业后，成为名震海内外的古董商和艺术品收藏家。母亲张永珍也是香港知名的商界巾帼，现为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
郑祎从小就喜欢和祖父母在一起。每逢寒暑假，她就到剑桥与两位老人_起度过，“感觉跟他们更合得来，好像他们是我的父母一样。”郑神回忆，那时祖母常常拿出《红楼梦》要她仔细品读。可郑祎硬着头皮连读了两周，也只看完一章。她偷偷跑到图书馆，借来英文版，一周就全部看完，“那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祖母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部小说。”
由于彼时的香港依然属于殖民地，因此郑祎从小受到的就是英式教育。她所在的学校规定：除了中文课，其他课程一律只能讲英文。“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中文都不好，而我又是这个学校里中文学得最不好的人。”
郑祎记得，一次他们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怒斥：“你们是没有根的一代!”“我们怎么没有根!”当时的郑祎非常不服气。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她无奈地承认：“我们那一代人，真的是没有根啊。”不过当年的老师恐怕没有想到，那个上课最淘气的女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陶艺文化的热忱推手。
尽管生在大富之家，郑祎却对从商没有兴趣，“我从小就喜欢做‘9点到5点钟’之外的工作。”年少时，郑棉的理想是做一名兽医。因此，她大学进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动物学。然而一年之后，她就开始感到厌烦，在选修了几门艺术课程之后，她决定同时攻读绘画学专业。
郑祎的思维总是异于常人，学习绘画也是一样。她不喜欢在普通的画板上作画，而是跑到树林里，捡来各种树枝，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把它们扎起来，做成立体雕塑。绘画老师发现后批评：“你在搞什么?画就是一个平面!”郑祎反驳：“画为什么就应该是平面的?”就这样，老师也拿她没办法。
1986年，郑祎进入旧金山艺术大学攻读雕塑硕士。期间，一位教授现代艺术课程的老师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课堂上，那位老师大声宣布：“行为艺术已经过时了!今后要流行的是video art、computer art。”然而，当时计算机应用尚未普及，老师的高论对于郑祎无异于天方夜谭，她和同学们听得一头雾水。
下课后，郑祎来到这位老师的办公室，发现他竟然能够上网!要知道，当时网络才刚刚被美国军方放开，使用网络者还寥寥无几。郑祎认为这个老师做的事情超前卫，就作了他的研究助理。为了帮助老师梳理资料，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行为艺术、概念艺术的书籍。那段时期的学习，为她打下了扎实的现代艺术理论基础。
毕业后，郑祎在美国加州Pacific Grove Art Center当了一段行政助理，又进入加州圣荷西艺术馆担任艺术老师。同时她一直在思考：我要做的到底是什么?
工作之余，郑祎经常到附近的社区学校学习陶艺，并结识了一群加州陶艺师。从小在家中见惯了中正、雍容的官窑瓷瓶，郑神对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一见倾心，“他们的作品常常是很幽默的，用色大胆，有自己的概念在里面。”
在美国期间，郑祎听了一位著名艺术家的讲座，其中“艺术应该是在手工艺的边缘”这句话点醒了茫然中的她：“中国最原始的手工艺就是陶艺。如何把这些最原始的手工艺结合现代艺术理念，变成最前卫的艺术作品，就是我要做的。”
1990年，郑神和丈夫一同回香港定居。与美国各种艺术工作室林立不同，当时香港只有乐天陶社一家陶艺工作室一由从英国学成归来的麦绮芬创办。郑神找到她表明加入意愿，并直截了当地说：“我可什么都不懂啊。”麦绮芬痛快地
怀着这样的决心，1995年，郑祎开始执掌香港乐天陶社。如今，乐天陶社已成为香港最大的陶艺中心。从2002年起，郑祎又陆续在上海、景德镇、北京开办了乐天陶社。通过开设陶艺课程、销售手工陶艺品、艺术家驻场等方式，郑祎一直在摸索乐天陶社的运营模式。但生存，并非简单的逐利驱动。“这么多年来，乐天陶社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培养中国青年陶艺家和让中国的现代陶艺走向世界。”上海博物馆馆长陈克伦说。
然而，在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中，乐天陶社的生存—直在经受考验。2011年3月，香港乐天陶社就接到了房东——艺穗会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5月30日之前搬家，因为他们要将房子租给盈利能力更强的酒吧。为此，郑祎不得不在2011年两会期间奔走，为香港乐天陶社争取生存的空间。
而在上海，乐天陶社也在2011年2月搬离了驻扎多年的田子坊，原因同样是房租上涨——从2002年至今，租金已翻了40倍。一气之下，郑祎自掏800万元在上海市中心购置了一座独栋小楼，从此上海乐天陶社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前车之鉴下，郑神不久前在南锣鼓巷也买下了一间屋——就在乐天陶社的隔壁。“这样乐天要给房东交多少钱，我就从隔壁收多少租。”郑祎狡黠地一笑。她的本意并非地产投资，只是希望减缓乐天陶社的发展之忧。
虽然出自书香门第，郑祎身上却没有中国古典小女子的娴静温柔，相反，透出的是一派江湖女子的豪爽之气。接受记者采访时，郑祎一身红色运动服，完全不像三个孩子的母亲，说到高兴处，她总是爽朗的高声大笑。
郑祎大概也是最敢言的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内地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她总是直指要害，毫不避讳。2011年上海政协会议期间，她就批评上海许多创意园区“以文化之名搞商用之实”，以高额租金挤压艺术家的生存空间。
对于年轻一代的陶艺爱好者和艺术家，郑祎则经常予以鼓励和帮助。很多年轻人正是在她的指引下，从此走上对现代陶艺的探索之路。
“爱粘土的味道，爱旋转的声音，爱享受创作的激情。爱这里的老屋顶，爱这里的红扶手，也爱这里每一个精致的角落。这里拥有终年不断的阳光，这里拥有无限宽阔的天空。”上海乐天陶社的学员小岑说。
“为了做乐天陶社，我几乎牺牲了整辈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郑祎也享受到了“玩”的乐趣。郑祎说，退休后打算搬到景德镇去住。她还是离不开自己最热爱的泥土。从前卫到原始
郑祎并不喜欢别人说她出身于富贾之家，反而她总是强调，“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文人出身”。她的祖父郑德坤曾任剑桥大学历史系中国考古学教授，祖母也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郑神的父亲从剑桥毕业后，因继承家族产业赴港从事调味品事业，“但是他骨子里是个文人，做不好生意的。”郑神说。
母亲这一支则不同。郑神的外祖父张仲英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古董商，在外滩开设“聚珍斋”，专门经营古玩。舅舅张宗宪则在赴港创业后，成为名震海内外的古董商和艺术品收藏家。母亲张永珍也是香港知名的商界巾帼，现为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
郑祎从小就喜欢和祖父母在一起。每逢寒暑假，她就到剑桥与两位老人_起度过，“感觉跟他们更合得来，好像他们是我的父母一样。”郑神回忆，那时祖母常常拿出《红楼梦》要她仔细品读。可郑祎硬着头皮连读了两周，也只看完一章。她偷偷跑到图书馆，借来英文版，一周就全部看完，“那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祖母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部小说。”
由于彼时的香港依然属于殖民地，因此郑祎从小受到的就是英式教育。她所在的学校规定：除了中文课，其他课程一律只能讲英文。“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中文都不好，而我又是这个学校里中文学得最不好的人。”
郑祎记得，一次他们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怒斥：“你们是没有根的一代!”“我们怎么没有根!”当时的郑祎非常不服气。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她无奈地承认：“我们那一代人，真的是没有根啊。”不过当年的老师恐怕没有想到，那个上课最淘气的女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陶艺文化的热忱推手。
尽管生在大富之家，郑祎却对从商没有兴趣，“我从小就喜欢做‘9点到5点钟’之外的工作。”年少时，郑棉的理想是做一名兽医。因此，她大学进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动物学。然而一年之后，她就开始感到厌烦，在选修了几门艺术课程之后，她决定同时攻读绘画学专业。
郑祎的思维总是异于常人，学习绘画也是一样。她不喜欢在普通的画板上作画，而是跑到树林里，捡来各种树枝，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把它们扎起来，做成立体雕塑。绘画老师发现后批评：“你在搞什么?画就是一个平面!”郑祎反驳：“画为什么就应该是平面的?”就这样，老师也拿她没办法。
1986年，郑祎进入旧金山艺术大学攻读雕塑硕士。期间，一位教授现代艺术课程的老师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课堂上，那位老师大声宣布：“行为艺术已经过时了!今后要流行的是video art、computer art。”然而，当时计算机应用尚未普及，老师的高论对于郑祎无异于天方夜谭，她和同学们听得一头雾水。
下课后，郑祎来到这位老师的办公室，发现他竟然能够上网!要知道，当时网络才刚刚被美国军方放开，使用网络者还寥寥无几。郑祎认为这个老师做的事情超前卫，就作了他的研究助理。为了帮助老师梳理资料，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行为艺术、概念艺术的书籍。那段时期的学习，为她打下了扎实的现代艺术理论基础。
毕业后，郑祎在美国加州Pacific Grove Art Center当了一段行政助理，又进入加州圣荷西艺术馆担任艺术老师。同时她一直在思考：我要做的到底是什么?
工作之余，郑祎经常到附近的社区学校学习陶艺，并结识了一群加州陶艺师。从小在家中见惯了中正、雍容的官窑瓷瓶，郑神对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一见倾心，“他们的作品常常是很幽默的，用色大胆，有自己的概念在里面。”
在美国期间，郑祎听了一位著名艺术家的讲座，其中“艺术应该是在手工艺的边缘”这句话点醒了茫然中的她：“中国最原始的手工艺就是陶艺。如何把这些最原始的手工艺结合现代艺术理念，变成最前卫的艺术作品，就是我要做的。”
1990年，郑神和丈夫一同回香港定居。与美国各种艺术工作室林立不同，当时香港只有乐天陶社一家陶艺工作室一由从英国学成归来的麦绮芬创办。郑神找到她表明加入意愿，并直截了当地说：“我可什么都不懂啊。”麦绮芬痛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