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军开始逐步摆脱“两场战争”泥潭，不断强化亚太地区军力部署，并以2012年《防务战略指南》为牵引，对其“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争指导目标和兵力发展规划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提出了“打赢一场、慑止一场”战争的基本目标。美国防部也据此，以2013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讲话为标志，对其海外用兵的指导方针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提出了“慎用”“精用”“巧用”的用兵基本原则，标志着美军海外用兵指导思想已出现一系列新变化。
　　
　　“慎用”
　　“9·11”后，特別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期间，美军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执行“反恐”任务，以武力手段强迫伊拉克和阿富汗“改朝换代”，力图将其打造成拓展地区和平的“民主”样板，但这却打破了这些国家国内民族、宗教、教派和部族间的平衡，使其相继沦为“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滋生的温床，结果使美国不得不面对“越反越恐”的尴尬局面，不仅导致美军伤亡人数和军费开支节节攀升，也造成战局失控，进而为“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组织的兴风作浪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战争进程旷日持久、驻军规模日益扩大，导致了美内外政策的“军事化”色彩日趋严重，最终结果与其推广民主的愿望适得其反，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例如，2012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对“班加西事件”发表过这样的讲话：“这怎么会发生在一个我们帮助解放的国家，在一个我们帮助免遭摧毁的城市？”基于自身越战经历和“两场战争”滥用军力的惨痛教训，哈格尔认为美军未来军力运用的指导原则必须向此前的“鲍威尔主义”回归，必须以“是否有助于保护美国家安全”“是否符合美经济、政治、道德和安全责任等战略利益”“是否值得美军人员牺牲”为基本前提，强调“军事力量仍是国家安全的选项之一，但却应成为最后选项，应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始终扮演支援者，而不是主导者的角色”，其核心目的是要提高对外用兵门槛，淡化内外政策的军事化色彩。这一方针在此后历任国防部长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例如，叙利亚内战期间，奥巴马政府放弃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转而以强大的海、空军力以及盟国和反对派的地面力量为依托，并辅之以规模较小的特种部队来应对“伊斯兰国”威胁，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两场战争”滥用军力的前车之鉴，确保局势稳定可控。
　　“精用”
　　针对两场战争的前车之鉴，《防务战略指南》提出了“创造性、低成本、小脚印”的“微创介入”模式，其主要意图就是依托强大的海、空军力和技术优势，重点运用特种部队、网络战、无人、水下、太空等“创新性、低成本、小脚印”的规模较小、隐蔽性强的精锐作战力量执行瘫网断链、武装突袭、定点清除和跨境打击等特定任务，针对敌军核心领导层、财源渠道和核武设施等战争体系或作战体系的关键薄弱环节实施精确打击，或对其施加强大而精准的心理威慑，以扰乱对手决策周期，使敌方难以准确研判美军行动的目标、时间和方式，无法对其做出有效防范和灵活反应，进而控制用兵的规模、强度、投入和节奏，提升战略威慑效果，实现“小战”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确保地区局势稳定可控。在这一用兵原则指导下，美军特种部队相继击毙阿布·萨耶夫、哈吉·穆塔兹等多名“伊斯兰国”核心要员，并摧毁了敌占区内的多座油井和炼油厂及400多辆油罐车。正如卡特在宣布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叙利亚的记者会上所言，“美军特种部队拥有一系列独特的作战能力，是我们的‘力量倍增器’……具备情报、机动、出其不意和远程突袭的行动优势，这将昭告所有的人：你不知道谁会在晚上破窗而入，而这也是我们想让对手拥有的感受。”

　　“巧用”
　　根据“两场战争”过度依赖军事力量、过分强调“单边主义”的惨痛教训，哈格尔等美军高官充分认识到当前大多数安全挑战都含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单凭军事力量无法得以有效解决，必须在充分认识军事力量局限性的前提下，以软硬兼施、拉打结合的“巧实力”理念为牵引，发挥军事、经济、外交和价值观的“合力”优势，通过综合运用多样化的威慑手段，特别是发挥军事力量稳定器的独特效用，通过经济制裁、军事施压、政治孤立的“组合拳”，来全面提升军事力量运用的效果和效率，以“量身定做的威慑”慑止不同安全威胁，巩固美地区和国际领导地位，因为“胜利最终取决于所有力量工具的合力运用，以及各种力量工具之间的平衡与融合。”例如，叙利亚内战期间，美军通过加强与伊拉克政府、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武装力量之间的多边外交协调，利用其地面力量的数量优势和文化优势，全面提升了美军军事力量运用的效果和效率，有效破解了“伊斯兰国”威胁。正如卡特所言：“所有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都要为这一战略提供一臂之力……这一战略方针将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内战、消除伊拉克教派纷争创造条件，是未来唯一可以防止‘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死灰复燃的长久之计。”
　　责任编辑：彭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