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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山东济宁欲斥资300亿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迅速覆盖了所有的主流媒体，城未建舆论先热，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成为2008年文化界的一件大事。2009年3月1日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向全球征集创意方案活动的截止日期。这是否将引发新一轮的争论？
一座“城”与国人之精神家园
“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实现了？”网友的质疑也引发了很多专家的反思。
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学术界振聋发聩的观点：“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季羡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此后，“国学热”逐渐升温，到了21世纪，越发热了起来。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重要，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请和举办，越来越多的老外学起了中文，各国的孔子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在世界各地。据统计，从2004年开始，中国已在 6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210所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其中125所已开班授课。此外，还有61个国家的200多个机构提出开办申请。
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典型。孔子，尽管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但至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认可可以体现在前往孔子故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了，祭孔大典的规格也越来越高了。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出自然离不开这样的背景。事实上，这个构想自1998年就已经酝酿。1998年，这一工程的最初倡议者——济宁市原副秘书长高述群就提出，将孔孟故地曲阜和邹城作为文化开发区进行建设。2000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在全国征集龙主题公园创意，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雏形“龙文化园”正式提出。在具体的创意规划方案还没有确定之前，这一项目就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可，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2008年，在全国“两会”上这一消息才正式对外公布。
于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它是以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以“四孔”“四孟”等古文物、古遗址为载体，以把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融为一体为建设方向，使之更加具有中华文化标志意义和德化、教育、纪念、展示功能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应当说，创造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对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否能担此重任呢？
在众多的规划方案中，复旦大学历史教授葛剑雄的方案得到了认可。“一个国家能不能没有记忆”和“国家如何记忆”是他看到中华文化标志城最初想到的两个问题。于是，在他的设计方案中出现了伟人纪念堂，历史、文物展示馆等等，凸显的是一个国家的记忆。需要注意的是，葛剑雄突出的并不是某个人，比如孔子，也不突出儒家文化，他努力呈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包括人物的和物质的。
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清醒的。“中国文化从没有被一种文化所统治”。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各种信仰并存，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志尚且不明确。虽然孔子在构建儒家学派和传承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不过，儒释道才是中国文化的源流。那么，“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选址和命名，就有些值得商榷了。虽然，文化城标明是处在“华夏文化轴”和“孔孟文化轴”两轴之上。但是，显然以孔孟故里为依托的文化城，并不能代表中华文化，而且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聚集的国家，这样的设计显然突出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忽略了、至少是不够重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此的记忆，显然是缺失的，那么一个国家的记忆也因此残缺不全。
文化传承不应如此之轻
国家需要记忆，文化需要传承，但是，到底怎样记忆、如何传承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化是什么？记忆是什么？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内涵。“中华文化标志城”也抓住了文化的精神精髓。在对基本内涵的阐释中说，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也无需建设一座‘新城’，而毋宁说是一座‘心城’，或‘精神之城’，或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为了这座‘心城’，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建造它”。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文化的传承为的是心灵的构建，即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不过，心灵的构建总要有一定的物质形式。比如说，名人故居的保护，为的是供后人瞻仰和纪念，我们需要这样一处所在来凭吊古人。也可能有人说，李白、杜甫诗传千古，靠的是世代人的传诵。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李白、杜甫的诗也是以文字这种物质的形式来传承的，还有他们游历过的名山大川，死后的墓穴等等，都是有碑刻来明示的。即使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世代相传的形式也大多是文字。如此说来，文化的传承的确需要一种物化的形式。
“中华文化标志城”期望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式，为的是增强民族认同感，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初衷是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它仍然需要一个具体的形态，由此就想到了建一座城。这座城，有“城”的形态，它是以曲阜和邹城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大型聚落遗址群，还有邹县故城等历史古城为支撑。用官方网上的话来说，这座中华文化标志城既是一座实际存在的城，也是一座“虚拟的城池”，是文化连接的纽带。
既如此，也有人提出异议了。既然需要传承文化，那么保留古迹无疑是一种更好的文化传承方式，何必再造一座不伦不类的标志城呢？何况这座城耗资巨大，劳民伤财，文化也未必得以传承。保存古迹，而不是建造文化“复制品”，才是目前传承文化的最适合的方式。
近年来，打着文化的名义，甚至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名义，拆除旧迹、重建劣质复制品的现象并不少见。常州的名人故居、横店的圆明园，包括北京圆明园的重修、重建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显示了人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文化当然要传承，可是，如果变了味道，就适得其反了。
一座“城”与国人之精神家园
“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实现了？”网友的质疑也引发了很多专家的反思。
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学术界振聋发聩的观点：“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季羡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此后，“国学热”逐渐升温，到了21世纪，越发热了起来。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重要，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请和举办，越来越多的老外学起了中文，各国的孔子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在世界各地。据统计，从2004年开始，中国已在 6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210所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其中125所已开班授课。此外，还有61个国家的200多个机构提出开办申请。
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典型。孔子，尽管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但至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认可可以体现在前往孔子故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了，祭孔大典的规格也越来越高了。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出自然离不开这样的背景。事实上，这个构想自1998年就已经酝酿。1998年，这一工程的最初倡议者——济宁市原副秘书长高述群就提出，将孔孟故地曲阜和邹城作为文化开发区进行建设。2000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在全国征集龙主题公园创意，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雏形“龙文化园”正式提出。在具体的创意规划方案还没有确定之前，这一项目就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可，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2008年，在全国“两会”上这一消息才正式对外公布。
于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它是以曲阜、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以“四孔”“四孟”等古文物、古遗址为载体，以把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融为一体为建设方向，使之更加具有中华文化标志意义和德化、教育、纪念、展示功能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应当说，创造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对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否能担此重任呢？
在众多的规划方案中，复旦大学历史教授葛剑雄的方案得到了认可。“一个国家能不能没有记忆”和“国家如何记忆”是他看到中华文化标志城最初想到的两个问题。于是，在他的设计方案中出现了伟人纪念堂，历史、文物展示馆等等，凸显的是一个国家的记忆。需要注意的是，葛剑雄突出的并不是某个人，比如孔子，也不突出儒家文化，他努力呈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包括人物的和物质的。
应当说，这种认识是清醒的。“中国文化从没有被一种文化所统治”。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各种信仰并存，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志尚且不明确。虽然孔子在构建儒家学派和传承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不过，儒释道才是中国文化的源流。那么，“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选址和命名，就有些值得商榷了。虽然，文化城标明是处在“华夏文化轴”和“孔孟文化轴”两轴之上。但是，显然以孔孟故里为依托的文化城，并不能代表中华文化，而且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聚集的国家，这样的设计显然突出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忽略了、至少是不够重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此的记忆，显然是缺失的，那么一个国家的记忆也因此残缺不全。
文化传承不应如此之轻
国家需要记忆，文化需要传承，但是，到底怎样记忆、如何传承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化是什么？记忆是什么？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内涵。“中华文化标志城”也抓住了文化的精神精髓。在对基本内涵的阐释中说，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也无需建设一座‘新城’，而毋宁说是一座‘心城’，或‘精神之城’，或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为了这座‘心城’，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建造它”。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文化的传承为的是心灵的构建，即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不过，心灵的构建总要有一定的物质形式。比如说，名人故居的保护，为的是供后人瞻仰和纪念，我们需要这样一处所在来凭吊古人。也可能有人说，李白、杜甫诗传千古，靠的是世代人的传诵。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李白、杜甫的诗也是以文字这种物质的形式来传承的，还有他们游历过的名山大川，死后的墓穴等等，都是有碑刻来明示的。即使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世代相传的形式也大多是文字。如此说来，文化的传承的确需要一种物化的形式。
“中华文化标志城”期望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式，为的是增强民族认同感，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初衷是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它仍然需要一个具体的形态，由此就想到了建一座城。这座城，有“城”的形态，它是以曲阜和邹城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大型聚落遗址群，还有邹县故城等历史古城为支撑。用官方网上的话来说，这座中华文化标志城既是一座实际存在的城，也是一座“虚拟的城池”，是文化连接的纽带。
既如此，也有人提出异议了。既然需要传承文化，那么保留古迹无疑是一种更好的文化传承方式，何必再造一座不伦不类的标志城呢？何况这座城耗资巨大，劳民伤财，文化也未必得以传承。保存古迹，而不是建造文化“复制品”，才是目前传承文化的最适合的方式。
近年来，打着文化的名义，甚至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名义，拆除旧迹、重建劣质复制品的现象并不少见。常州的名人故居、横店的圆明园，包括北京圆明园的重修、重建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显示了人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文化当然要传承，可是，如果变了味道，就适得其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