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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湖南卫视在反思自身“上星”七年来的个性、特色、资源和品牌积累后，确立了娱乐立台的原则，以“快乐中国”作为自己的身份标识，在国内电视媒体中率先对自身品牌进行清晰定位与形象区隔。走娱乐路线，寻求差异性与个性化，实现自身品牌的增殖，这是湖南卫视几年来坚持不懈的经营理念。继“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音乐不断”之后，湖南广电集团编导廖柯、夏青等在借鉴“流行偶像”（英国）和“美国偶像”（美国）两个节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开发出超级男声节目，于2003年推出。2004年3月，湖南广电集团娱乐频道对超级男声节目进行翻新改造，推出将自娱自乐性质的卡拉OK唱歌比赛和明星选秀文化活动杂糅于一体的超级女声。超级女声“紧贴大众性和亲民性两大主题，倡导‘想唱就唱’和‘以唱为本’的理念，只要喜爱唱歌的女性，不分年龄、不论外形、不问地域均可免费报名参加，并通过层层选拔淘汰，征选出真正具备培养前途与明星潜质的歌手” ①。超级女声的策划人夏青是这样诠释它的：“‘超级女声’就像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不论年龄、美丑、阶层，都可以到里面来展现自己。我们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公园，不是说谁长得丑，年龄小就不能来参加，我们不能剥夺别人的权利。而我们不请明星当评委，是因为这样的话，视线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去了，对参与的选手来说就不平等了。”② 当年，湖南广电集团娱乐频道在武汉、成都、南京、长沙设立分赛区，采用海选的方式，各分赛区选出前50名优秀选手进入复赛，通过复赛、晋级赛、淘汰赛，最后选出年度总冠军、亚军、季军前三甲。超级女声以“无门槛”和互动性、参与性为主要特征，颠覆了传统娱乐选秀节目的形态，确立了自身的品牌优势。2004年，湖南广电集团控股的天娱传媒公司在上海注册成立。2005年，湖南卫视、天娱传媒公司与蒙牛乳业集团联手打造声势更为强劲的超级女声，在广州、长沙、郑州、成都、杭州设立五个分赛区，引发了更为广泛、热烈的社会关注。超级女声被誉为2005年中国大陆传媒最有影响的电视品牌，从多方面创新了电视娱乐节目的业态。由超级女声而引发的论争成为2005年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对于超级女声这一文化事件就伦理学意义上的论争，随着2006年超级女声的继续举办，更加热烈、广泛、深入。有人说它玷污了艺术，破坏了教育，毒害了青少年；也有人说电视文化就是大众文化，超级女声的出现使中国电视回归了大众媒介的本质。超级女声的平民化立场引发了庶民狂欢，具有颠覆文化强权与文化等级制度的意义 ③。当然，这些争论中也夹杂了许多意气和非理性的声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超级女声，它是节目制作商、节目品牌营运商、赞助企业、广告代理商、电信营运商、短信增殖服务提供商、娱乐包装公司、网络公司联动运作默契配合创造的一个市场价值巨大的文化产品品牌。它体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产品以满足大众的表达和娱乐需求为基点，以品牌塑造为龙头，以全方位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全新理念；改变了单纯的电视节目制播和以广告收入为主的传统模式，实现了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传统传媒的充分融合，并充分运用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超级女声品牌的成功运作及其衍生品的开发形成了产业链，处于这一产业链中的各类营运主体实现了多赢的局面。
超级女声出现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历经二十余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社会商品短缺的时代基本结束，社会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追求精神/文化含量更高的生活和消费，社会经济开始向精神/文化消费转型。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文化产业。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要求。与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新中国的文化产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统计资料表明，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于出口贸易的第二位，占据了40%的国际市场份额；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近60亿英磅，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倍；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已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国民经济总值的70%来源于文化产业……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共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实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3.1%。” ④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我国的文化产业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人均值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
对于超级女声，批评者把超级女声比之为集体传销类行为，是“集体性神经病”的新变种；赞赏者认为超级女声是内地娱乐业的真正开端，2005年是内地娱乐业元年 ⑤。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看，它真实地折射了国人对待文化产业的种种心态。我国传统文化中“士不理财，文不经商”的观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安贫乐道的道德准则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潜意识，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人羞于将“文化”与“产业”联系在一起。北京大学叶朗教授说他在1999年刚开始提倡“文化产业”时，就面临过这样的压力。由此看来，发展文化产业道路漫长，不仅关涉到国人的文化观念更新问题，而且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单位向文化企业转型后的内部运行机制、文化经营人才或曰新媒体人的培养等问题上都需要有重大的创新。
超级女声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庶民的狂欢叙事，其成功的市场运作模式创造了娱乐经济的新神话。就超级女声品牌运作的普泛性意义而言，发展文化产业需要重视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观念的因素常常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产业的发展，谈到文化，我们往往“只重视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忽视消费娱乐功能；只强调文化建设是个‘战场’，忽略它必须面向市场；只强调文化为经济服务，没考虑到文化本身也有经济因素，也能创造财富” ⑥。面对文化产品，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或多或少地淡化了它的商品属性。文化从产品到商品，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的转变，必然体现国人文化观念的深刻转变。新时期以来，我们面临过港台歌曲的冲击，有过琼瑶热、武侠热，出现了西方大片对国产电影业的震荡波，近两年的韩剧热更是汇成了势头强劲的“韩流”，文化竞争的日益激烈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关起门来搞文化建设已经无法做到，提升民族文化竞争力愈益紧迫。这实质上已关系到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竞争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分业经营，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当前一些文化单位面临困境，既是观念之累，也是体制、机制之累。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十分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病因。他说：“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员，走街串巷演出，可以用自己挣的钱，损献给国家买一架飞机；可现在一个机构完善、人员庞大、阵容整齐的豫剧院、豫剧团却到了无钱排戏、无钱演戏的地步，不要说捐钱买飞机了，就连发工资都困难。原因是什么？”“关键就是香玉剧社是面向市场的，而我们的院团是面向政府的；前者向市场要钱，后者向政府要钱。根本问题出在体制机制上。” ⑦ 由此看来，只有消除束缚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破除行政性单元建制，创新文化企业运行机制，才能生产多样化的贴近市场的文化产品，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要，才能代表、维护和发展广大群众的文化利益，才能提升民族文化竞争力。
第二，文化产品不能忽视大众的需求。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文化产品生产部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能充分考虑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品的单一和短缺阻遏了文化市场的形成。计划经济下的文化产品生产实质上是一种短缺经济，文化消费主体无法实现自主选择。这是体制的原因。从生产主体来看，文化产品的生产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精英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常常以道德的激愤苛求下里巴人的文化需要，不愿或不屑满足大众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以为大众的审美趣味降低了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市场经济的形成为文化多样化提供了体制保障。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文化的兴起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不能不正视大众的文化需求。以大型综艺节目为例，以往的名星演、名星唱就受到了日益高涨的大众文化自主意识的挑战，参与性和互动性已经成为娱乐节目的重要元素。超级女声已经不仅仅是李宇春们的表演，它更是李宇春们和“玉米”、“凉粉”、“盒饭”们共同演绎的娱乐文本。正如“玉米”所言：“没有李宇春，就没有玉米；没有玉米，也就没有李宇春。这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这是左手和右手的组合，不能分开，绝对不能。” ⑧ 从中国电影业来看，大致说来，坚持的是“两为”方向，一为好莱坞拍片，走的是“大片模式”，是好莱坞电影的直接克隆；二为获奖拍片，常常是得到了奖杯，得不到票房。现在电影观众大量流失。据崔永元2006年6月1日在湖南大学发表的《拯救电影》演讲中提供的数据，现在中国人看电影的频率是全国平均每人每五年进一次电影院。中国早期电影的商业传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中断了。中国电影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民族审美传统也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中断了，民族审美心理积淀遭到漠视，“现在中国电影越来越不像中国电影了，越来越像美国口味的中国电影”⑨。电影远离了观众，观众必然远离电影。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产品忽视大众需求的悲剧式的诠释。
第三，文化市场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举办超级女声赛事活动，遭遇的就是法规的模糊地带。由于相关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制,导致了对超级女声的众声喧哗状况。2006年3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才从政策层面上对这类选秀活动做出明确规定。现在看来，关于超级女声的论争，既反映了发展文化产业中的法制意识问题，也反映了文化产业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由于文化产业立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至今尚未形成文化产业法规的基本框架，现有文化产业法规的数量、层次已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⑩ 我国文化产业立法进程滞后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手机短信、网络视听等领域还处于立法空白点状态。2006年初，胡戈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借用陈凯歌的电影《无极》、中央电视台中国法治报道中的镜头元素，按照自己对电影《无极》的理解，采用复制、拼贴、戏仿、反讽等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编辑制作了被誉为绝对原创的网络短片。面对《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陈凯歌愤言“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并控告胡戈侵犯其著作权益。由于网络侵权存在着法律上的盲点，一时引发了法学界的争论，到现在仍未了了。2006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报道了国内首起博客维权官司开打的消息。可以预见，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与人民生活联系的日益紧迫，越来越急迫需要出台相关法规，保护公民的权益，规范网民的行为，保障网络信息产业的秩序。文化产业立法的目的在于限制政府行为，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维护市场竞争的有序运行；在于保护公民享有文化和参与创造文化的权益。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文化产业活动，法制意识淡薄。在文化产业立法上，“重审批管理，轻保障发展。有些文化产业法规还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偏重于管理、限制、义务和处罚内容的设定，权利意识薄弱，发展、保障和服务思想体现得还不够”{11}。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还不够深入的领域和地方，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导致文化市场监管主体不到位或缺席。近年来，“伪书”、“跟风书”对出版业造成的危害，侵权盗版对音像业生存与发展的威胁，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产业的法制实践道路艰难而漫长。
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具有重大影响的娱乐节目，它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娱乐元素。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新形态及其文化意义，对于我国发展文化产业不是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吗？
注释
①②⑧张柠主编：《2005文化中国》，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第85页、第81页。
③参见胡正荣、鲍晓群、喻国明等人的观点。张柠主编：《2005文化中国》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88、91页。
④⑥⑦天海翔主编：《中国文化产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第152页、第149页。
⑤参见张闳、顾昀对超级女声的评论。张柠主编：《2005文化中国》，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⑨引自邓桂明整理的崔永元在湖南大学发表的《拯救电影》的演讲，见《三湘都市报》2006年6月2日。
⑩{11}明立志：《加强我国文化产业立法的几点思考与建议》，《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第12期。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于超级女声这一文化事件就伦理学意义上的论争，随着2006年超级女声的继续举办，更加热烈、广泛、深入。有人说它玷污了艺术，破坏了教育，毒害了青少年；也有人说电视文化就是大众文化，超级女声的出现使中国电视回归了大众媒介的本质。超级女声的平民化立场引发了庶民狂欢，具有颠覆文化强权与文化等级制度的意义 ③。当然，这些争论中也夹杂了许多意气和非理性的声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超级女声，它是节目制作商、节目品牌营运商、赞助企业、广告代理商、电信营运商、短信增殖服务提供商、娱乐包装公司、网络公司联动运作默契配合创造的一个市场价值巨大的文化产品品牌。它体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产品以满足大众的表达和娱乐需求为基点，以品牌塑造为龙头，以全方位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全新理念；改变了单纯的电视节目制播和以广告收入为主的传统模式，实现了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传统传媒的充分融合，并充分运用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超级女声品牌的成功运作及其衍生品的开发形成了产业链，处于这一产业链中的各类营运主体实现了多赢的局面。
超级女声出现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历经二十余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社会商品短缺的时代基本结束，社会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追求精神/文化含量更高的生活和消费，社会经济开始向精神/文化消费转型。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文化产业。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要求。与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新中国的文化产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统计资料表明，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于出口贸易的第二位，占据了40%的国际市场份额；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近60亿英磅，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倍；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已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国民经济总值的70%来源于文化产业……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共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实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3.1%。” ④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我国的文化产业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人均值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
对于超级女声，批评者把超级女声比之为集体传销类行为，是“集体性神经病”的新变种；赞赏者认为超级女声是内地娱乐业的真正开端，2005年是内地娱乐业元年 ⑤。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看，它真实地折射了国人对待文化产业的种种心态。我国传统文化中“士不理财，文不经商”的观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安贫乐道的道德准则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潜意识，以至于相当一部分人羞于将“文化”与“产业”联系在一起。北京大学叶朗教授说他在1999年刚开始提倡“文化产业”时，就面临过这样的压力。由此看来，发展文化产业道路漫长，不仅关涉到国人的文化观念更新问题，而且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单位向文化企业转型后的内部运行机制、文化经营人才或曰新媒体人的培养等问题上都需要有重大的创新。
超级女声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庶民的狂欢叙事，其成功的市场运作模式创造了娱乐经济的新神话。就超级女声品牌运作的普泛性意义而言，发展文化产业需要重视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观念的因素常常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产业的发展，谈到文化，我们往往“只重视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忽视消费娱乐功能；只强调文化建设是个‘战场’，忽略它必须面向市场；只强调文化为经济服务，没考虑到文化本身也有经济因素，也能创造财富” ⑥。面对文化产品，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或多或少地淡化了它的商品属性。文化从产品到商品，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的转变，必然体现国人文化观念的深刻转变。新时期以来，我们面临过港台歌曲的冲击，有过琼瑶热、武侠热，出现了西方大片对国产电影业的震荡波，近两年的韩剧热更是汇成了势头强劲的“韩流”，文化竞争的日益激烈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关起门来搞文化建设已经无法做到，提升民族文化竞争力愈益紧迫。这实质上已关系到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竞争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分业经营，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当前一些文化单位面临困境，既是观念之累，也是体制、机制之累。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十分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病因。他说：“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员，走街串巷演出，可以用自己挣的钱，损献给国家买一架飞机；可现在一个机构完善、人员庞大、阵容整齐的豫剧院、豫剧团却到了无钱排戏、无钱演戏的地步，不要说捐钱买飞机了，就连发工资都困难。原因是什么？”“关键就是香玉剧社是面向市场的，而我们的院团是面向政府的；前者向市场要钱，后者向政府要钱。根本问题出在体制机制上。” ⑦ 由此看来，只有消除束缚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破除行政性单元建制，创新文化企业运行机制，才能生产多样化的贴近市场的文化产品，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要，才能代表、维护和发展广大群众的文化利益，才能提升民族文化竞争力。
第二，文化产品不能忽视大众的需求。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文化产品生产部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能充分考虑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品的单一和短缺阻遏了文化市场的形成。计划经济下的文化产品生产实质上是一种短缺经济，文化消费主体无法实现自主选择。这是体制的原因。从生产主体来看，文化产品的生产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精英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常常以道德的激愤苛求下里巴人的文化需要，不愿或不屑满足大众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以为大众的审美趣味降低了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市场经济的形成为文化多样化提供了体制保障。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文化的兴起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不能不正视大众的文化需求。以大型综艺节目为例，以往的名星演、名星唱就受到了日益高涨的大众文化自主意识的挑战，参与性和互动性已经成为娱乐节目的重要元素。超级女声已经不仅仅是李宇春们的表演，它更是李宇春们和“玉米”、“凉粉”、“盒饭”们共同演绎的娱乐文本。正如“玉米”所言：“没有李宇春，就没有玉米；没有玉米，也就没有李宇春。这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这是左手和右手的组合，不能分开，绝对不能。” ⑧ 从中国电影业来看，大致说来，坚持的是“两为”方向，一为好莱坞拍片，走的是“大片模式”，是好莱坞电影的直接克隆；二为获奖拍片，常常是得到了奖杯，得不到票房。现在电影观众大量流失。据崔永元2006年6月1日在湖南大学发表的《拯救电影》演讲中提供的数据，现在中国人看电影的频率是全国平均每人每五年进一次电影院。中国早期电影的商业传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中断了。中国电影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民族审美传统也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中断了，民族审美心理积淀遭到漠视，“现在中国电影越来越不像中国电影了，越来越像美国口味的中国电影”⑨。电影远离了观众，观众必然远离电影。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产品忽视大众需求的悲剧式的诠释。
第三，文化市场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举办超级女声赛事活动，遭遇的就是法规的模糊地带。由于相关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制,导致了对超级女声的众声喧哗状况。2006年3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才从政策层面上对这类选秀活动做出明确规定。现在看来，关于超级女声的论争，既反映了发展文化产业中的法制意识问题，也反映了文化产业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由于文化产业立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至今尚未形成文化产业法规的基本框架，现有文化产业法规的数量、层次已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⑩ 我国文化产业立法进程滞后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手机短信、网络视听等领域还处于立法空白点状态。2006年初，胡戈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借用陈凯歌的电影《无极》、中央电视台中国法治报道中的镜头元素，按照自己对电影《无极》的理解，采用复制、拼贴、戏仿、反讽等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编辑制作了被誉为绝对原创的网络短片。面对《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陈凯歌愤言“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并控告胡戈侵犯其著作权益。由于网络侵权存在着法律上的盲点，一时引发了法学界的争论，到现在仍未了了。2006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报道了国内首起博客维权官司开打的消息。可以预见，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与人民生活联系的日益紧迫，越来越急迫需要出台相关法规，保护公民的权益，规范网民的行为，保障网络信息产业的秩序。文化产业立法的目的在于限制政府行为，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在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维护市场竞争的有序运行；在于保护公民享有文化和参与创造文化的权益。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文化产业活动，法制意识淡薄。在文化产业立法上，“重审批管理，轻保障发展。有些文化产业法规还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偏重于管理、限制、义务和处罚内容的设定，权利意识薄弱，发展、保障和服务思想体现得还不够”{11}。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还不够深入的领域和地方，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导致文化市场监管主体不到位或缺席。近年来，“伪书”、“跟风书”对出版业造成的危害，侵权盗版对音像业生存与发展的威胁，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产业的法制实践道路艰难而漫长。
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具有重大影响的娱乐节目，它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娱乐元素。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新形态及其文化意义，对于我国发展文化产业不是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吗？
注释
①②⑧张柠主编：《2005文化中国》，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第85页、第81页。
③参见胡正荣、鲍晓群、喻国明等人的观点。张柠主编：《2005文化中国》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88、91页。
④⑥⑦天海翔主编：《中国文化产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第152页、第149页。
⑤参见张闳、顾昀对超级女声的评论。张柠主编：《2005文化中国》，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⑨引自邓桂明整理的崔永元在湖南大学发表的《拯救电影》的演讲，见《三湘都市报》2006年6月2日。
⑩{11}明立志：《加强我国文化产业立法的几点思考与建议》，《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第12期。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