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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取得了很多進展，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但深層次的問題也進一步爆發出來。很多程度上，這是建國50年積弊的結果，難以在一夜之間革除。兩位政治家在既有框架內，做了他們能做的事情，為今後中國的健康和諧發展奠定了積極因素。
到目前為止，胡溫政府是共和國歷史上最進步、最開明的政府。胡錦濤提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施政理念，從根本上終結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人們看到，胡溫10年沒有出現亂殺人現象，是建國後唯一一個沒有階級鬥爭，沒有嚴打，沒有大規模嚴厲迫害宗教信仰者的時期，不同政見者也獲得了相對寬容的待遇。溫家寶則不遺餘力地提倡自由、民主、人權，鼓勵群眾“批評政府”，公開倡導政治體制改革。他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結合溫家寶提出的鄉鎮和縣級的選舉、司法獨立、官員財產公開、政務公開以及黨內民主等思想，有學者認為溫家寶已經給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溫氏路線圖”。
一、新聞自由度逐漸放寬
胡溫執政後，新聞自由度逐漸放寬。其一，中央高層對輿論監督比較容忍，負責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甚至主張大幅增加輿論監督報道的數量。其二，隨著互聯網技術日益成熟，網絡監督異軍突起。很多事件和案例，都是首先通過網絡曝光，才得到相對公正的處理和解決。網絡已經成為普通老百姓表達民意和進行輿論監督的主要渠道。
雖然中國社會目前正面臨著貪污腐敗、兩級分化，甚至動盪的風險，但言論自由和批評的開放，為整個國家提供了革朽除弊，自我改良創造了機會，給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希望。
二、城市化進程顯著加快
胡溫10年，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最快的10年。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1年末，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1.27%，較2002年的39.09%增加了12.18個百分點。與之對比的是，1949年到2002年的53年中，中國城市化率僅增加了21.66個百分點，由17.43%增加到39.09%。
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當城鎮人口的總數超過50%以後，朝向完全城市化進程邁進的步伐會更快，預計2050年這一數據會超過70%或80%以上”，同時他也指出，目前國家在社會政策、社會體制改革方面還遠遠跟不上城市化進程的需要。
三、台海與國際關係的新進展
台海關係在最近幾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08年6月21日，海協會與海基會換函，台灣試點開放大陸居民赴台個人旅遊；2008年11月4日，海協會與海基會在台北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實現兩岸“三通”，即海運直航、空運直航、直接通郵；2010年6月29日，大陸與台灣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兩岸搭建起經貿關係制度化的平臺；2010年8月19日，台灣“立法院”正式通過“陸生三法”修正案，正式承認大陸學歷，並開放大陸學生赴台灣高校就讀。這些成果極大促進了兩岸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增進了民間友好往來，消除敵意，大大減少了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的機會，為兩岸“和平統一”帶來了希望。
同時，中國外交逐漸從“韜光養晦”走向“有所作為”，積極參與國際和地區事務，主動參與塑造國際秩序，打造大國形象。
四、為市場經濟制度奠定法律基礎
市場經濟必須在一定的規則上才能健康運行，如平等的市場主體、限制個人或政府對產權的侵害和掠奪、防止壟斷、企業破產規則等等。胡溫執政期間，連續通過了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三部核心法律：2006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企業破產法》；2007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物權法》；2007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反壟斷法》。
五、基層民主實踐
胡溫執政期間，基層民主實踐日益規範和深化。主要成就是：基層自治方面，2010年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2011年啟動《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工作；社會管理方面，2003年頒佈《物業管理條例》（2007年8月修訂），2007年頒佈《物權法》，2009年住建部頒佈《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指導規則》，這些法律法規初步構建了“業主委員會自治”（社區自治）的框架。
“業主自治”也許比基層自治更能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首先，業主自治是市民社會的基礎，“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政治”，市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是公民社會的前提，從歷史現實看，西方民主就是由業主自治發展而來。其次，社區居民是市民社會中典型的陌生人關係，沒有宗法血緣關係的桎梏，比農村村民自治具有更多的民主條件。最後，業主自治保障的是居民基本的物質和生活利益，不牽涉政治紛爭，不受資本的直接操控，能夠有效地培育人們的民主意識，鍛煉人們的民主參與能力，養成民主的生活方式。
六、傳統文化逐漸恢復，文化多元化初現端倪
胡溫執政期間，傳統文化逐漸得到恢復。胡錦濤公開提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在治國理念方面，“八榮八恥”、“和諧社會”、“小康社會”、“以德治國”等政治口號直接就從傳統文化的概念中汲取養分。胡溫政府對不同思想流派也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已經出現了自由主義右派、新左派、保守主義儒家等思想派別，各種文化思潮爭鳴的局面初現端倪。
胡溫新政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意識形態上“以馬列為綱”的局面，為文化上的“百家爭鳴”奠定了基礎。文化上的變化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七、人權的進步
1998年10月5日，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祇待全國人大批准以便在國內產生完全的法律效力。2004年1月，胡錦濤在法國議會大廳發表演講，承諾一旦條件成熟，中國政府將向全國人大提請批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溫家寶在2008年兩會期間表示，中國正在努力解決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銜接問題，以期儘快批准該條約。但直到今天，國務院也未提出報告，當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就無法批准該公約。不過，中國政府還是通過一系列的立法工作，逐步接近和達到該公約的某些要求，使中國在人權方面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這也顯示中國正在為自己真正融入國際社會做積極的努力。
1，城鄉居民獲得平等選舉權
平等的選舉權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平等的投票權，即“一人一票”，其二，每一票具有相等的價值，即“票權相等”。
2，自由遷徙權逐步實現
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居民正逐漸獲得自由遷徙權。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大批農村居民向城市遷徙，這些新增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數人由於受戶籍限制，無法享受到普通城市人口的同等待遇，被歧視性地稱作農民工、城市流動人員。
3，廢止收容遣送制度
收容遣送制度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收容遣送制度不僅威脅了農民工群體、城市上訪人員、流動和無業人員的生命安全和正當權益，也違反了憲法所規定的公民人身自由權，更違反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在一國領土內合法居留之人，在該國領土內有遷徙往來之自由及擇居之自由”。
4，中國老百姓重獲財產權
中國人在1949年以後逐漸失去了財產權，甚至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也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胡溫政府上臺後，表現出了維護公民權利的決心。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2004年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把原憲法第十三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私產入憲”是共和國歷史上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2007年3月，全國人大又通過《物權法》，進一步對公民財產權做出了規定。
新一任領導人面臨的挑戰
胡溫政府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採取的卻是“無為而治”的政策。
老子說過，“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中國以往的歷任領導人卻都把自己的工作搞得轟轟烈烈。毛澤東開展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包括土改、愛國捐獻、人民公社化、公私合營、整風和反右、大躍進、四清、農業學大寨、上山下鄉、批林整風運動、文化大革命……，華國鋒開展了揭批“四人幫”運動，鄧小平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嚴打”運動……很多人抱怨胡溫政府沒做什麼事情，他們看不到統治者不侵擾社會，讓社會恢復自我治理機制是一個十分必要的過程。以“無為而治”而核心的胡溫新政，必然會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精彩的一筆。另一方面，隨著民間社會逐漸得到恢復，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也逐漸呈現出來。
1，國企壟斷
國企壟斷有礙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其一，國企與國家政權有親緣關係，常借助行政，甚至立法權排擠民營資本，如國務院曾出臺一些法規，限制一平方公里內加油站的數量，逼迫民營加油站以象徵性的價格賣給中石油、中石化。其二，國家政策往往向國企傾斜，使國企和民營企業處於不平等競爭地位，破壞了自由的市場經濟秩序，如頗受世人矚目的吳英案，就是國家不允許民營企業進行正常地融資活動的結果，而國企卻可以從銀行得到大筆資金扶持。其三，國企憑藉壟斷地位高價售賣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不僅破壞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更威脅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以石油為例，北京93號汽油價格為7.85元/升，美國汽油平均價折合人民幣僅為6.38元/升。高油價危害很大，不僅會增加物流成本，推升所有商品的價格水平，還會加劇通貨膨脹，危害經濟的健康運行。
有跡象顯示，在江朱時代被打破的國企鐵飯碗也已經死灰復燃。形式上，國企採用了聘任制、合同制、雇員制等不斷變化的各種形式，實際上，這本身就反映出國企內部用人制度的混亂，根本沒有真正建立起淘汰競爭機制，有進無出，加之裙帶關係氾濫，國企重新變得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國企之所以還能夠很好地生存，國企員工之所以還能夠很滋潤地生活，就得益於國企通過壟斷地位排擠民營資本，向全民榨取壟斷利潤。
2，官場腐敗
中國的官場腐敗已經進入潰爛性的體制性腐敗的新時期。中國社科院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服務於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祇有20%供十幾億老百姓消費。政府“三公”消費更是觸目驚心，人民公僕們每年要從全國老百姓口袋裡掏出9000億元滿足他們吃喝、出國、坐車等的開銷。“2006年4月初完成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披露：黨政幹部已經形成社會特權階層，其中地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如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市民300年的工資。此外，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在微博上說，“我們所有的媒體都充滿謊言！沒有一句真話，到處吹噓歌功頌德，我們的官員96%都貪污、包二奶，這樣搞很危險。我們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總是拿人民當傻瓜！奉勸一些人不要過於迷戀權力，卡紮菲滿臉鮮血被打死還歷歷在目……人民不跟我們玩了，我們就玩完了！”
3，分配不公
由於分配不公，中國社會已經嚴重兩極分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基尼系數在2000年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攀升，到2004年達到0.465。此後，國家不再公佈整個國家的基尼系數，祇投機取巧地公佈農村基尼系數，但新華社兩位研究員判定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世界銀行報告也顯示，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大超過了美國。另一份數據則更加驚人。2009年6月中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上，蔡繼明委員說，“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毫無疑問，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4，人權挑戰
中國人權保護方面尚有嚴重缺陷。一、9億農民祇有土地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這意味著他們沒有真正的財產權；二、城鄉強制拆遷現象普遍，民眾經濟和居住權益得不到保障；三、各地不斷高調打黑，一些地方以破壞法制的形式打黑，甚至公檢法聯署辦公，違背了基本的法制原則；四、一些城市以各種藉口驅逐小販和外地人，城管毆打小販的現象層出不窮，小販在城市喪失了人類基本的生存和謀生的權利。
5，國際環境惡化
“重返亞洲”是美國戰略重心的一次轉移，中國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外交壓力。在南海問題上，一方面，美國要求各方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尋求解決爭端，反對任何一方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美國與越南、菲律賓及東南亞六國實施軍演。在經濟領域，美國推動和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但美國在2011年11月的APEC會議上大力推銷TPP，卻唯獨沒有向中國發出邀請。如何避免爭端，帶領中國真正融入國際社會是新一屆政府的難題。
6，既得利益集團
由於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不同步，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中國“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他們主要不是憑藉勞動致富，而是憑藉與公共權力的親緣關係而致富。今天，他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既得利益集團總是千方百計地維護、擴大自己的利益，如官僚資本常常隨意漲價以獲取高額利潤，甚至與國家行政力量相勾結，動用國家機器來壓榨弱勢民眾，如強制征地、強制拆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本來就是依靠權力“尋租”得來的，本質上就是腐敗致富。現在，如何改變既得利益集團與民爭利的局面，進一步推進中國的改革事業，將成為新一屆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
7，縣鄉領導直選
列寧說，“祇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才可以說是民主的選舉”。但在馬列主義中國，即使最基層的縣鄉政府及其首長都不是人民直選出來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1998年四川省遂甯市步雲鄉據此直選產生了自己的鄉長，出人意料的是，“步雲直選”被四川省人大宣佈為“違憲”、“違反黨組織程序”。民主選舉是政治統治合法性的來源，沒有民主選舉，中國就永遠無法解決政治統治合法性這一問題。
8，經濟結構調整
在穩健的經濟體裡面，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大體上應該是，投資佔GDP的1/3，消費佔GDP的2/3。這樣的比例能夠保持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如2008年，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美國是70.1%，印度是54.7%。中國正好反過來，投資佔GDP的50%，消費佔GDP的35%。實際上，即便同為出口導向型的韓國、日本、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其國內消費佔GDP的比重也都超過了50%。努裡爾·魯比尼曾準確預測美國的次貸危機，被稱為“末日博士”，他預計，中國政府如果不進行有效的經濟改革，2013年以後中國經濟很可能發生經濟硬著陸。
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與危機，深刻表明中國社會走到了一個轉折關頭。一方面是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以及人權的緩慢進步。另一方面是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如急劇擴大的貧富差距、風起雲湧的社會抗議活動、磕磕絆絆的國際關係、既得利益集團的保守固執、官民矛盾的不斷升級。所有這些都把我們帶回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誠如溫家寶所說，不改革祇有死路一條。祇有進行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為核心的改革，中國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光明、愈走愈寬廣。中國的大地正在呼喚一位偉大政治家的出現。
到目前為止，胡溫政府是共和國歷史上最進步、最開明的政府。胡錦濤提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施政理念，從根本上終結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人們看到，胡溫10年沒有出現亂殺人現象，是建國後唯一一個沒有階級鬥爭，沒有嚴打，沒有大規模嚴厲迫害宗教信仰者的時期，不同政見者也獲得了相對寬容的待遇。溫家寶則不遺餘力地提倡自由、民主、人權，鼓勵群眾“批評政府”，公開倡導政治體制改革。他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結合溫家寶提出的鄉鎮和縣級的選舉、司法獨立、官員財產公開、政務公開以及黨內民主等思想，有學者認為溫家寶已經給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溫氏路線圖”。
一、新聞自由度逐漸放寬
胡溫執政後，新聞自由度逐漸放寬。其一，中央高層對輿論監督比較容忍，負責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甚至主張大幅增加輿論監督報道的數量。其二，隨著互聯網技術日益成熟，網絡監督異軍突起。很多事件和案例，都是首先通過網絡曝光，才得到相對公正的處理和解決。網絡已經成為普通老百姓表達民意和進行輿論監督的主要渠道。
雖然中國社會目前正面臨著貪污腐敗、兩級分化，甚至動盪的風險，但言論自由和批評的開放，為整個國家提供了革朽除弊，自我改良創造了機會，給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希望。
二、城市化進程顯著加快
胡溫10年，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最快的10年。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1年末，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1.27%，較2002年的39.09%增加了12.18個百分點。與之對比的是，1949年到2002年的53年中，中國城市化率僅增加了21.66個百分點，由17.43%增加到39.09%。
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當城鎮人口的總數超過50%以後，朝向完全城市化進程邁進的步伐會更快，預計2050年這一數據會超過70%或80%以上”，同時他也指出，目前國家在社會政策、社會體制改革方面還遠遠跟不上城市化進程的需要。
三、台海與國際關係的新進展
台海關係在最近幾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08年6月21日，海協會與海基會換函，台灣試點開放大陸居民赴台個人旅遊；2008年11月4日，海協會與海基會在台北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實現兩岸“三通”，即海運直航、空運直航、直接通郵；2010年6月29日，大陸與台灣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兩岸搭建起經貿關係制度化的平臺；2010年8月19日，台灣“立法院”正式通過“陸生三法”修正案，正式承認大陸學歷，並開放大陸學生赴台灣高校就讀。這些成果極大促進了兩岸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增進了民間友好往來，消除敵意，大大減少了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的機會，為兩岸“和平統一”帶來了希望。
同時，中國外交逐漸從“韜光養晦”走向“有所作為”，積極參與國際和地區事務，主動參與塑造國際秩序，打造大國形象。
四、為市場經濟制度奠定法律基礎
市場經濟必須在一定的規則上才能健康運行，如平等的市場主體、限制個人或政府對產權的侵害和掠奪、防止壟斷、企業破產規則等等。胡溫執政期間，連續通過了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三部核心法律：2006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企業破產法》；2007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物權法》；2007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反壟斷法》。
五、基層民主實踐
胡溫執政期間，基層民主實踐日益規範和深化。主要成就是：基層自治方面，2010年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2011年啟動《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工作；社會管理方面，2003年頒佈《物業管理條例》（2007年8月修訂），2007年頒佈《物權法》，2009年住建部頒佈《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指導規則》，這些法律法規初步構建了“業主委員會自治”（社區自治）的框架。
“業主自治”也許比基層自治更能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首先，業主自治是市民社會的基礎，“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政治”，市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是公民社會的前提，從歷史現實看，西方民主就是由業主自治發展而來。其次，社區居民是市民社會中典型的陌生人關係，沒有宗法血緣關係的桎梏，比農村村民自治具有更多的民主條件。最後，業主自治保障的是居民基本的物質和生活利益，不牽涉政治紛爭，不受資本的直接操控，能夠有效地培育人們的民主意識，鍛煉人們的民主參與能力，養成民主的生活方式。
六、傳統文化逐漸恢復，文化多元化初現端倪
胡溫執政期間，傳統文化逐漸得到恢復。胡錦濤公開提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在治國理念方面，“八榮八恥”、“和諧社會”、“小康社會”、“以德治國”等政治口號直接就從傳統文化的概念中汲取養分。胡溫政府對不同思想流派也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已經出現了自由主義右派、新左派、保守主義儒家等思想派別，各種文化思潮爭鳴的局面初現端倪。
胡溫新政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意識形態上“以馬列為綱”的局面，為文化上的“百家爭鳴”奠定了基礎。文化上的變化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七、人權的進步
1998年10月5日，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祇待全國人大批准以便在國內產生完全的法律效力。2004年1月，胡錦濤在法國議會大廳發表演講，承諾一旦條件成熟，中國政府將向全國人大提請批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溫家寶在2008年兩會期間表示，中國正在努力解決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銜接問題，以期儘快批准該條約。但直到今天，國務院也未提出報告，當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就無法批准該公約。不過，中國政府還是通過一系列的立法工作，逐步接近和達到該公約的某些要求，使中國在人權方面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這也顯示中國正在為自己真正融入國際社會做積極的努力。
1，城鄉居民獲得平等選舉權
平等的選舉權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平等的投票權，即“一人一票”，其二，每一票具有相等的價值，即“票權相等”。
2，自由遷徙權逐步實現
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中國居民正逐漸獲得自由遷徙權。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大批農村居民向城市遷徙，這些新增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數人由於受戶籍限制，無法享受到普通城市人口的同等待遇，被歧視性地稱作農民工、城市流動人員。
3，廢止收容遣送制度
收容遣送制度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收容遣送制度不僅威脅了農民工群體、城市上訪人員、流動和無業人員的生命安全和正當權益，也違反了憲法所規定的公民人身自由權，更違反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在一國領土內合法居留之人，在該國領土內有遷徙往來之自由及擇居之自由”。
4，中國老百姓重獲財產權
中國人在1949年以後逐漸失去了財產權，甚至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也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胡溫政府上臺後，表現出了維護公民權利的決心。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2004年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把原憲法第十三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私產入憲”是共和國歷史上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2007年3月，全國人大又通過《物權法》，進一步對公民財產權做出了規定。
新一任領導人面臨的挑戰
胡溫政府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採取的卻是“無為而治”的政策。
老子說過，“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中國以往的歷任領導人卻都把自己的工作搞得轟轟烈烈。毛澤東開展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包括土改、愛國捐獻、人民公社化、公私合營、整風和反右、大躍進、四清、農業學大寨、上山下鄉、批林整風運動、文化大革命……，華國鋒開展了揭批“四人幫”運動，鄧小平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嚴打”運動……很多人抱怨胡溫政府沒做什麼事情，他們看不到統治者不侵擾社會，讓社會恢復自我治理機制是一個十分必要的過程。以“無為而治”而核心的胡溫新政，必然會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精彩的一筆。另一方面，隨著民間社會逐漸得到恢復，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也逐漸呈現出來。
1，國企壟斷
國企壟斷有礙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其一，國企與國家政權有親緣關係，常借助行政，甚至立法權排擠民營資本，如國務院曾出臺一些法規，限制一平方公里內加油站的數量，逼迫民營加油站以象徵性的價格賣給中石油、中石化。其二，國家政策往往向國企傾斜，使國企和民營企業處於不平等競爭地位，破壞了自由的市場經濟秩序，如頗受世人矚目的吳英案，就是國家不允許民營企業進行正常地融資活動的結果，而國企卻可以從銀行得到大筆資金扶持。其三，國企憑藉壟斷地位高價售賣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不僅破壞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更威脅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以石油為例，北京93號汽油價格為7.85元/升，美國汽油平均價折合人民幣僅為6.38元/升。高油價危害很大，不僅會增加物流成本，推升所有商品的價格水平，還會加劇通貨膨脹，危害經濟的健康運行。
有跡象顯示，在江朱時代被打破的國企鐵飯碗也已經死灰復燃。形式上，國企採用了聘任制、合同制、雇員制等不斷變化的各種形式，實際上，這本身就反映出國企內部用人制度的混亂，根本沒有真正建立起淘汰競爭機制，有進無出，加之裙帶關係氾濫，國企重新變得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國企之所以還能夠很好地生存，國企員工之所以還能夠很滋潤地生活，就得益於國企通過壟斷地位排擠民營資本，向全民榨取壟斷利潤。
2，官場腐敗
中國的官場腐敗已經進入潰爛性的體制性腐敗的新時期。中國社科院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服務於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祇有20%供十幾億老百姓消費。政府“三公”消費更是觸目驚心，人民公僕們每年要從全國老百姓口袋裡掏出9000億元滿足他們吃喝、出國、坐車等的開銷。“2006年4月初完成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披露：黨政幹部已經形成社會特權階層，其中地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如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的平均財產相當於一個市民300年的工資。此外，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在微博上說，“我們所有的媒體都充滿謊言！沒有一句真話，到處吹噓歌功頌德，我們的官員96%都貪污、包二奶，這樣搞很危險。我們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總是拿人民當傻瓜！奉勸一些人不要過於迷戀權力，卡紮菲滿臉鮮血被打死還歷歷在目……人民不跟我們玩了，我們就玩完了！”
3，分配不公
由於分配不公，中國社會已經嚴重兩極分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基尼系數在2000年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攀升，到2004年達到0.465。此後，國家不再公佈整個國家的基尼系數，祇投機取巧地公佈農村基尼系數，但新華社兩位研究員判定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世界銀行報告也顯示，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大超過了美國。另一份數據則更加驚人。2009年6月中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上，蔡繼明委員說，“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毫無疑問，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4，人權挑戰
中國人權保護方面尚有嚴重缺陷。一、9億農民祇有土地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這意味著他們沒有真正的財產權；二、城鄉強制拆遷現象普遍，民眾經濟和居住權益得不到保障；三、各地不斷高調打黑，一些地方以破壞法制的形式打黑，甚至公檢法聯署辦公，違背了基本的法制原則；四、一些城市以各種藉口驅逐小販和外地人，城管毆打小販的現象層出不窮，小販在城市喪失了人類基本的生存和謀生的權利。
5，國際環境惡化
“重返亞洲”是美國戰略重心的一次轉移，中國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外交壓力。在南海問題上，一方面，美國要求各方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尋求解決爭端，反對任何一方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美國與越南、菲律賓及東南亞六國實施軍演。在經濟領域，美國推動和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但美國在2011年11月的APEC會議上大力推銷TPP，卻唯獨沒有向中國發出邀請。如何避免爭端，帶領中國真正融入國際社會是新一屆政府的難題。
6，既得利益集團
由於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不同步，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中國“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他們主要不是憑藉勞動致富，而是憑藉與公共權力的親緣關係而致富。今天，他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既得利益集團總是千方百計地維護、擴大自己的利益，如官僚資本常常隨意漲價以獲取高額利潤，甚至與國家行政力量相勾結，動用國家機器來壓榨弱勢民眾，如強制征地、強制拆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本來就是依靠權力“尋租”得來的，本質上就是腐敗致富。現在，如何改變既得利益集團與民爭利的局面，進一步推進中國的改革事業，將成為新一屆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
7，縣鄉領導直選
列寧說，“祇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才可以說是民主的選舉”。但在馬列主義中國，即使最基層的縣鄉政府及其首長都不是人民直選出來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1998年四川省遂甯市步雲鄉據此直選產生了自己的鄉長，出人意料的是，“步雲直選”被四川省人大宣佈為“違憲”、“違反黨組織程序”。民主選舉是政治統治合法性的來源，沒有民主選舉，中國就永遠無法解決政治統治合法性這一問題。
8，經濟結構調整
在穩健的經濟體裡面，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大體上應該是，投資佔GDP的1/3，消費佔GDP的2/3。這樣的比例能夠保持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如2008年，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美國是70.1%，印度是54.7%。中國正好反過來，投資佔GDP的50%，消費佔GDP的35%。實際上，即便同為出口導向型的韓國、日本、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其國內消費佔GDP的比重也都超過了50%。努裡爾·魯比尼曾準確預測美國的次貸危機，被稱為“末日博士”，他預計，中國政府如果不進行有效的經濟改革，2013年以後中國經濟很可能發生經濟硬著陸。
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與危機，深刻表明中國社會走到了一個轉折關頭。一方面是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以及人權的緩慢進步。另一方面是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如急劇擴大的貧富差距、風起雲湧的社會抗議活動、磕磕絆絆的國際關係、既得利益集團的保守固執、官民矛盾的不斷升級。所有這些都把我們帶回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誠如溫家寶所說，不改革祇有死路一條。祇有進行以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為核心的改革，中國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光明、愈走愈寬廣。中國的大地正在呼喚一位偉大政治家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