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必须过正，越激烈越好，结果往往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
　　
　　说“激进”
　　


　　“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一句名言，但我不喜欢它那带有威吓的口吻，况且潮流也不都是趋向光明和进步的。倘使任何一种潮流，不问正反和是非，由于害怕“逆之者亡”，就顺着它走，试问，你又如何保持你那不肯曲学阿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呢？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滋长的原因。环境过于黑暗，一些爱国志士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曾有个比喻：“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要在一个黑屋里开窗，必遭反对，但要说把整座屋子拆掉，那么也许可能开出一口窗子来（大意）。矫枉必须过正，越激烈越好，结果往往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当时的爱国志士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莫不靡然景丛，原因即在此。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传统素养深厚者如刘师培，先在日本办《天义报》，被查封后，再办《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包括了出家修行的太虚法师。年谱称1910年，他的思想由君宪而国民革命，由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述读到梁启超说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这种激忿的话后，深为感动。不过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很快地采取一种清醒态度。也是在日记中记载了他曾劝告青年，在无政府主义蔚然成风时，不要去赶时髦。我最为服膺的是他对自己的为人说过这几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
　　我认为，激进情绪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吸取的“五四”遗产的四个方面之一，因为它趋向极端，破坏力很大。比如由于反对传统，而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而要求废除汉字；更激烈者，主张连汉语一并废除，索性采用外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
　　我所说的“五四”激进情绪是有特定内涵的。一般将这个词限定在政治领域内，如某些国家曾有所谓“激进社会党”之类。但我不是把左的称为激进，右的称为保守。有些习惯称为极右的政党，如法西斯等，照我的说法也是激进的。因为我说的激进是指思想狂热，喜爱暴力，趋向极端。这也是就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而言。
　　我反对对那些因改革屡遭失败与社会过于黑暗而成为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加以嘲讽，他们往往是很高尚的，他们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也往往能够启迪后人。我尊敬他们，愿意像巴尔扎克在《一个无神论者的弥撒》中的主人公德斯普兰医生一样，为那个和自己信仰相反的亡灵去祈祷去祝福。但我并不会因此改变我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和态度。
　　
　　牛马 豺狼 鹰犬
　　
　　韩非《八经篇》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反反复复地说：“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旨挟自为心。”这是说人人都只知道爱自己，为自己，全都是自私自利贪生怕死之徒。
　　韩非的法、术、势，就建立在人的利己主义的基础上：你不是唯利是图吗？好，就利用你这种自为心来主赏，使你“利庆赏”；你不是贪生怕死吗？好，就利用你这种自为心来设刑，使你“畏诛罚”。君主只要牢牢掌握赏罚二柄，就可以横行天下。至于其他一切都可以不顾。“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虽有驳行，必得所利。”不管是怎样的人，纵使品行恶劣，行为不端，只要对我有利，为我所用，都可以兼收并蓄。所以在叙用人才上，“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人的自为心越重反而越好，有了自为心才可以上钩，才可以俯首帖耳唯命是从。需要他做牛马就做牛马，需要他做豺狼就做豺狼，需要他做鹰犬就做鹰犬。
　　但韩非也知道，世上毕竟还有“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不可以赏使”的硬骨头。对这类人怎么办呢?《外储说右上》说：“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对策只有一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