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在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错配。积极的财政政策越来越积极，但货币政策一直是紧的基调，至多是中性基调。这将导致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国有企业占用太多金融资源，而其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国有企业杠杆率越来越高。
　　这不是现在才发生，而是在2010年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时就埋下了伏笔。2012年到2017年之间，出现了“钱荒”、高利贷风波以及“脱实向虚”等各种金融乱象，还出现了金融短期化、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这些或多或少都与宏观经济政策错配密切相关。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
　　央行行长易纲11月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易纲的这段话是否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考虑不周、缺乏协调”的问题？从最近一段时间看，货币政策正在走向“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货币政策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做法可以支持民营经济，在积极财政政策占用的金融资源之外，更多为民营经济补水。
　　这实际也是外界一直期待的。总量上，央行应当执行“中性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并不排斥在执行过程中刻意突出“定向”原则。看来，事态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一些人认为，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风险偏好下降，有的金融机构惜贷断贷，又会加剧企业的融资难度。其实，对金融机构的这种认知和观点是不对的。对商业金融机构而言，风险控制机制决定它 “晴天送伞、雨天收伞”。
　　因此，所谓“顺周期”行为是必然的。正因为金融机构“顺周期”操作，所以当经济下行时，需要金融货币当局加大“逆周期”操作力度，刺激商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平衡因商业金融机构收缩信贷而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年，中国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力度严重不足，而内需扶持更多依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又多以基建投资方式呈现，这导致民营经济信贷支持不足。
　　事實上，积极财政政策本就不应和紧缩货币政策组合在一起。但有人提出，美国为什么可以一边加息缩表，一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此，应当明确两点：第一，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体现为减税，而不是大规模基建投资，给企业减税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身并不占用市场上的金融资源。第二，到目前为止，美国利率依然低于中性水平，所以美国加息、缩表只是降低了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并非实施紧缩货币政策。
　　易纲有句话说得很好，“今后，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人民银行将注重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意见；对需稳妥实施的政策，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这实际也是外界一直以来的期待。
　　如何防止好政策产生相反作用？全方位的改革是需要的，注重体制改革更要重机制改革。过去，往往是机制上出现了技术性错误，导致改革效果事与愿违。央行应按照“实体经济为本”的客观要求，在金融机制上做出认真的梳理和调整，以最大的勇气和魄力扭转金融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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