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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关村的第一代创业者，黄向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多年，创造过多个“最早”纪录。他曾是国内杀毒软件市场的开拓者，他曾积极推动国内首例互联网募捐救助成功。在目睹贫困地区落后的教育状况后，他立志“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义无反顾地扎根于互联网教育，深耕细作19年，将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推广到偏远省市的贫困县，惠及3000多所学校。其创立的教师持续培训体系，使教育欠发达地区学校的数十万名教师得到免费培训，获得专业化发展。为落后地区的孩子带来全国一流的教育资源，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填补了国外华文教育的多项空白。在世界47个国家开展了公益的“远程华文教师培训”，受益华文学校1228所、一万余名海外华文教师。
中关村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30多年的岁月，中关村已由当年的“电子一条街”，发展为“一区多园”的格局，聚集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2万家，形成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
当年初出茅庐的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许多已经成长为行业的佼佼者。在位于北京中关村德胜科技园的北京四中网校总校，笔者见到了黄向伟校长，黄校长将自己的创业经历和心路历程娓娓道来。
1985年，因高考失利，黄向伟与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被北京一所普通大学录取，开始学习计算机应用专业。黄向伟在校成绩优秀，毕业设计是由学校的院长带着做的。因毕业设计是用远红外线通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做电路板，需要电脑绘图知识，而学校并没有教授过这样的知识，于是黄向伟来到中关村进行学习。
黄向伟说：“虽然中关村离我的学校不远，但我发现这里是一片充满生命活力的土地，与過去所理解的按部就班的工作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关村就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区域，是个进口电脑整机和零件的集散地，可以把它想象成小商品的天堂——义乌，大家每天聊的就是如何买卖，只不过是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在进行这一业务。高校毕业的很多人，包括清华、北大的毕业生都来到中关村。很多公司像细胞分裂一样快速产生。那时是一种特别宽松的创业环境，很多法律法规都不健全，信息不对称，靠个人努力、各种渠道关系，包括用心服务赢得用户认可，然后去做销售。1989年毕业后，我在中关村打工一年，名片上是业务经理，就是做销售。后来虽然我离开了这家公司，但这是我这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年，对我人生的成长历练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
黄向伟有过一次濒死经历。参加工作第一年的8月到12月，他都在东北做业务。11月，他和公司一位同事去东北参加一个展会，两人开车从海拉尔出发，想要越过小兴安岭去扎兰屯，没想到车开到山顶就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待在车里等待救援。他们在东北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中整整冻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获救。在濒死的感受中甚至出现了幻觉，黄向伟脑海中浮现出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他明白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要珍惜每一天，做有意义的事，让自己的人生更充实。他说：“那次差点把命丢在东北，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经历，也是非常好的财富。一个人强大的内心，一定是经历过一些磨难。后来创业中也经常会有迷茫、困惑、孤独、焦虑，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未来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第二年，黄向伟就开始自己创业，当时在中关村的创业就是做生意，几乎所有的中关村企业都在进行这样的生意，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把产品加价卖出去，卖整机、卖打印机、卖绘图仪之类的外设，这些机器来自美国、意大利、台湾等地，从深圳海关入关后发货到中关村集散批发。联想汉卡是国内较早做的一款自主研发产品，但市场份额很小。国内做的都是比较低端的产品，比如计算机机箱、接线板、电脑桌椅等，渐渐地从单纯做贸易，到开始出现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应用软件。
黄向伟从1992年开始接触笔记本电脑，他是国内第一批经营笔记本电脑的，当时市场上大多数是台式机。卖笔记本电脑让他挣了第一桶金，到1994年的时候，短短两年就实现了100万元的利润，当时北京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大约在五六百元。
但是学技术出身的黄向伟不甘心这种买进卖出的纯贸易模式，他开始尝试做一些产品的研发。最早的研发产品是硬盘增容卡，就是用软件压缩技术，把一个20M的硬盘压缩，虚拟出一块空间，相当于扩容到40M的硬盘。因为做这个卡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做不了。他周一到周五在办公室做销售，周末在家焊接增容卡。在做增容卡的同时，发现增容卡可以有防御计算机病毒的一些功能。后来他认识了王江民，王搞研发，黄负责销售。当时国家还不允许民营企业做杀毒软件。他说：“1996年，为了获得各省市杀毒软件的销售许可，为申请批文，我走遍大半个中国。江民软件是第一家获得销售许可的民营杀毒软件公司。”
随后，越来越多的杀毒软件公司涌现，行业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媒体上的互相攻击也成为常态。在这种境况下，黄向伟开始思考转变方向。1997年，他决定退出杀毒软件市场。
黄向伟1996年到美国，才了解了互联网。1997年中国网民30万人，当时国内的网络条件都是窄带，通过拨号上网，用的是ISDN、ADSL。黄向伟做了一个网站，提供一些安全信息和查杀病毒的方法，点击量达到60万。1996年有两个有名的BBS，一个是电脑报做的，一个是新浪网的前身——四通利方。黄向伟通过互联网认识了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然后在线下一起喝酒，就感觉互联网很好玩儿，没有觉得网络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直到一次看似偶然的网络救助活动，改变了他的观念。
事情起因于1998年3月，福建师范大学就读的新生何婷芳，在上大学后不久不幸患上了一种叫脊髓胶质瘤的疾病，在福建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后，仍然瘫痪在床。何婷芳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为了供她上学，家里已倾家荡产，缺乏继续治疗的资金。3月20日，何婷芳所在系的学生会主席，在福建电信的BBS上发了一封救助信。26分钟后，网民老榕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注意到这封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决定发起网络捐款，于是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总共筹到善款30万元。在网上和《电脑报》上得知网友救助何婷芳的故事后，黄向伟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让何婷芳来北京治病呢？”黄向伟与老榕取得联系，商定先争取搞一次北京——福建的远程会诊。由金卫网免费提供服务，北京一批神经外科专家，如王忠诚教授、段国生教授、鲍圣德教授等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义务会诊，会诊结果为有二次手术的可能。于是何婷芳住进了天坛医院，5月底，进行了第二次手术。3个月后，何婷芳站了起来！黄向伟带着何婷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后来何婷芳恢复了行走能力，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她向往的乡村教师。 直到一次看似偶然的网络救助活动，改变了他的观念。
事情起因于1998年3月，福建师范大学就读的新生何婷芳，在上大学后不久不幸患上了一种叫脊髓胶质瘤的疾病，在福建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后，仍然瘫痪在床。何婷芳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为了供她上学，家里已倾家荡产，缺乏继续治疗的资金。3月20日，何婷芳所在系的学生会主席，在福建电信的BBS上发了一封救助信。26分钟后，网民老榕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注意到这封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决定发起网络捐款，于是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总共筹到善款30万元。在网上和《电脑报》上得知网友救助何婷芳的故事后，黄向伟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让何婷芳来北京治病呢？”黄向伟与老榕取得联系，商定先争取搞一次北京——福建的远程会诊。由金卫网免费提供服务，北京一批神经外科专家，如王忠诚教授、段国生教授、鲍圣德教授等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义务会诊，会诊结果为有二次手术的可能。于是何婷芳住进了天坛医院，5月底，进行了第二次手术。3个月后，何婷芳站了起来！黄向伟带着何婷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后来何婷芳恢复了行走能力，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她向往的乡村教师。
这是国内第一例通过互联网捐款并远程会诊救助成功的案例，也是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黄向伟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何婷芳的故事，这次互联网救助行动的成功，让他真切地体会到互联网的巨大能量，这是令他笃定地走上互联网教育之路的一次重要事件。在笔者本次采访的时候，黄向伟谈起20多年前的这件事，仍然有些激动。
对这件事，黄向伟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每每回忆起来都会印证这样的答案——今生与网络注定有缘。我也相信网络教育同样会创造奇迹！”
这次纯民间发起并完成的网络救助行动，集合了很多互不相识的网民，完成了以传统方式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震撼了该行动的其他积极参与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史玉柱与华东师大合作开发了一个教育软件，是国内研发的最大型的多媒体教育软件，涵盖了中学主要学科，已经投入了数千万元的研发资金，但是被巨人大厦拖垮的企业无力继续投资开发，正急于卖出该款软件。于是黄向伟收购了该教育软件，并继续完成研发，正式进入教育软件市场。
据第三方统计，到2000年，黄向伟的教育软件市场份额，曾经超过国内教育软件的领军企业科利华。
没料到，日益猖獗的盗版，冲击了正版软件的销售，一套盗版软件在中关村只卖几十块钱。不法分子在公海上加工盗版软件，然后通过走私进入国内市场，曾经在深圳海关查获大量盗版软件。据估算，被盗版侵占的市场起码数百万张。
中间经历了这样一个插曲。黄向伟1998年初进入教育领域，刚巧赶上儿子出生，在家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在做产品的宣传策划，其中设计的一个文案就是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改为“书山有路乐为径，学海无涯趣作舟”，就是希望学习能给孩子们带来乐趣，希望通过电脑交互技术改变过去枯燥的学习。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播映后，很多人都开始关注魏敏芝，1998年6月底，黄向伟魏敏芝的学校赤城县镇宁堡乡镇宁堡中学看望孩子们，捐了一台电脑和一些学习用品，这是该乡的第一台电脑。捐赠仪式在操场上举行，操场上的黄土被微风吹起，又刮在人们的脸上。此时还有点感冒发烧的黄向伟，内心正掀起巨大的波澜，他在思考离北京仅仅4个小时车程的河北省，无论在教育还是在经济上与北京都存在巨大差距，像这样贫困县的乡村学校，连电脑都没有，何谈人机交互学习？有没有一种更好的途径来消除这种教育的不平衡？这一问题在他脑海中萦绕，久久不能释然。
一方面正版学习软件被大量盜版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教育的地区不均衡问题也令他深感不安，多种因素促使他在努力的方向上作出改变。
回想到网络救助何婷芳的成功经历，使他得出一个结论——互联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大约在1996年，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银根紧缩。抱团取暖，成为很多企业的共识。1997年黄向伟创办的华星电脑公司和当时笔记本分销最大的公司翰林汇合并，后来又引进了TCL的投资来度过寒冬。北京龙之门网络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之门）于2000年9月14日成立。在龙之门，黄向伟的身份是总经理，当时董事长是中国的打工女皇——吴士宏。
黄向伟从吴士宏的战略思想中受到不少启发，在一次教育西部行的活动中，二人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次谈话关乎龙之门的未来和黄向伟的未来，黄向伟满怀激情地告诉记者：“我当时坚信中国的互联网教育会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我希望有一天大家谈到中国互联网教育的时候，能记住黄向伟这个人的名字。”
虽然整合了多种教学资源，但作为一个新成立的互联网公司，龙之门在全国网络教育领域寂寂无名，它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2001年黄向伟得到一个机会结识了北京四中，成立了四中网校。当时的背景是国家希望通过网络将北京四中的围墙打开，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北京四中网校将北京四中这座全国一流名校的百年积淀与互联网结合，通过网络将四中的名师、学习方法和教育理念等优质资源，传递到全国各地孩子们的手中。与四中的合作，大大提升了网校的知名度，当年9月1号开学前的那几天，网校的电话基本上被打爆了，学生报名都需要排队，网校也实现了当年盈利。
时任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在南宁做报告
2000-2001年，伴随着互联网的泡沫，全国两百多个中学成立了网校，包括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在内的许多北京名校都成立了网校，并且大多数是校企合作。 有些人将四中网校的成功，归功于嫁接了名校基因。事实上，经过十几年市场的淘洗，大批名校的网校纷纷关门，能坚持下来的屈指可数。
2003年，TCL战略转型，想要专注于家电产业，退出互联网业务。于是，黄向伟将自己在翰林汇的股份和TCL做了置换，正式成为龙之门的董事长，他从一名职业经理人回归到创业者。
四中网校填补了国内基础教育多项互联网教学的空白，比如国内第一个进行视频教学，第一个开通网上直播课程。2006年，四中网校在线观看直播课程的学生一节课就达到5000人。
四中网校开发了百余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平台软件及系统，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建立了教学服务体系，3000多所学校将北京四中网校的教学平台、教学资源、教学模式引入课堂，承载了数千万名学生使用。
针对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弱，单纯线上学习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四中网校探索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
黄向伟告诉笔者，在传统的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解读者，其权威是不言而喻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在手机上就可随时查阅新知识，如果还用传统的灌输式方法去教学，显然不被学生所认可。而四中网校做的事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成为主角，着重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从2009年开始，四中网校工作的重点转向老师，开始探索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把网络的资源提供给老师，让互联网成为老师课堂教学的有力工具。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和总结，2014年，四中网校开始大力推广“高效课堂”教学模式，逐步跟全国的3000多所学校共同建设数字校园。
网校给这些学校做三种输出：第一种是网校软件平台的输出，学校的教师可以利用北京四中网校的软件平台，给学生提前布置课前预习作业，查看学生浏览的情况和掌握习题情况。第二种输出就是网校的课程资源，这些课程资源包括视频微课等。第三种是最重要的基础，目前四中网校共派出上千名老师专门进入到全国的合作学校，给学校老师们作相应的培训，同时作为学校的助教，配合学校的学科老师一起来上课。
此外学生的日练、周练、月考、期中、期末考试，每一个操作都会被网络记录，其学习过程会积累大量数据，对这些数据加以分析，通过这个大数据，可以智能化地给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资源，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学习和训练。四中网校借助互联网使“因材施教”的理想不仅成为可能，而成为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引入的“高效课堂”，让学生成为课堂主角。家长和老师们惊奇地发现，通过引进“高效课堂”，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四中网校线上线下的融合式教学，在互联网教学领域的实力远远超出同行的水平。
黄向伟也沉浸于教育这个“缓慢而优雅”的过程，乐在其中。他将参与公立校的教学改革作为业务发展的重点，把目光聚焦于偏远省市贫困县的基础薄弱校。
北京四中网校与民盟中央签署了远程教育“烛光行动”合作协议，网校先后向宁夏、广西、湖南、四川、河南、贵州、山东等地的贫困县，无偿捐赠远程教学资源近亿元。
在采访中，谈起边远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四中网校取得明显进步，是黄向伟很开心的事，他向记者展示手机上近期收到的这一类好消息，语气中满是自豪。
从创立之初开始，四中网校就一直处于盈利状态，企业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互联网教育产业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2013年，随着资本大量进入在线教育，诞生了一大批新的移动互联网教育公司，因此业内人士将这一年称为“在线教育元年”。
与资本大鳄助力的新兴互联网教育公司相比，四中网校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业务收入来滚动发展，因缺乏外来资金投入，造成网校研发资金短缺的困境，人才的引进受限，创新能力受限，这是令黄向伟深感遗憾的事。面对这种局面，黄向伟内心充满焦虑。对于“元年”的提法，黄向伟并不认可，但他也承认没法与这些生长在移动端的新型教育公司比拼流量。
其实早在2003年，四中网校就有引进资本的打算，但因四中校方担心外资的进入，会影响网校的教学质量，使引资计划在正式启动之前搁置。这一搁置，就搁了15年。这15年中，一方面是对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否会影响教育质量的疑虑，另一方面是研发缺乏资金的焦虑，这一对矛盾一直在困扰着黄向伟。
在经过漫长的沉寂后，龙之门教育2018年宣布获得近亿元A轮融资，此轮融资由晟道投资、鼎晖投资联合投资，这是龙之门教育集团成立18年来首次对外融資。资金将主要用于继续加大教研和技术的开发投入。
笔者询问：“如何避免资本进入教育带来的急功近利？”黄向伟解释为，“找投资就像谈恋爱一样，双方要达到基本的认同，而这两家投资公司与龙之门教育的理念相同。”
黄向伟对个人的成功定义为，“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前进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偏离最初的方向，沿着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就像一个人在走钢丝，不管在过程中怎么摇摆，始终不能偏离准绳。”而“要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就是这根准绳。对企业成功的描述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特别是做教育，希望能长久地做下去，哪天如果我做不动了，能有人来接好这个班”。
（编辑·郎永）
中关村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30多年的岁月，中关村已由当年的“电子一条街”，发展为“一区多园”的格局，聚集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2万家，形成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
当年初出茅庐的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许多已经成长为行业的佼佼者。在位于北京中关村德胜科技园的北京四中网校总校，笔者见到了黄向伟校长，黄校长将自己的创业经历和心路历程娓娓道来。
在中关村赚得“第一桶金”
1985年，因高考失利，黄向伟与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被北京一所普通大学录取，开始学习计算机应用专业。黄向伟在校成绩优秀，毕业设计是由学校的院长带着做的。因毕业设计是用远红外线通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做电路板，需要电脑绘图知识，而学校并没有教授过这样的知识，于是黄向伟来到中关村进行学习。
黄向伟说：“虽然中关村离我的学校不远，但我发现这里是一片充满生命活力的土地，与過去所理解的按部就班的工作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关村就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区域，是个进口电脑整机和零件的集散地，可以把它想象成小商品的天堂——义乌，大家每天聊的就是如何买卖，只不过是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在进行这一业务。高校毕业的很多人，包括清华、北大的毕业生都来到中关村。很多公司像细胞分裂一样快速产生。那时是一种特别宽松的创业环境，很多法律法规都不健全，信息不对称，靠个人努力、各种渠道关系，包括用心服务赢得用户认可，然后去做销售。1989年毕业后，我在中关村打工一年，名片上是业务经理，就是做销售。后来虽然我离开了这家公司，但这是我这一生中很重要的一年，对我人生的成长历练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
黄向伟有过一次濒死经历。参加工作第一年的8月到12月，他都在东北做业务。11月，他和公司一位同事去东北参加一个展会，两人开车从海拉尔出发，想要越过小兴安岭去扎兰屯，没想到车开到山顶就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待在车里等待救援。他们在东北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中整整冻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获救。在濒死的感受中甚至出现了幻觉，黄向伟脑海中浮现出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他明白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要珍惜每一天，做有意义的事，让自己的人生更充实。他说：“那次差点把命丢在东北，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经历，也是非常好的财富。一个人强大的内心，一定是经历过一些磨难。后来创业中也经常会有迷茫、困惑、孤独、焦虑，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未来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第二年，黄向伟就开始自己创业，当时在中关村的创业就是做生意，几乎所有的中关村企业都在进行这样的生意，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把产品加价卖出去，卖整机、卖打印机、卖绘图仪之类的外设，这些机器来自美国、意大利、台湾等地，从深圳海关入关后发货到中关村集散批发。联想汉卡是国内较早做的一款自主研发产品，但市场份额很小。国内做的都是比较低端的产品，比如计算机机箱、接线板、电脑桌椅等，渐渐地从单纯做贸易，到开始出现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应用软件。
黄向伟从1992年开始接触笔记本电脑，他是国内第一批经营笔记本电脑的，当时市场上大多数是台式机。卖笔记本电脑让他挣了第一桶金，到1994年的时候，短短两年就实现了100万元的利润，当时北京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大约在五六百元。
但是学技术出身的黄向伟不甘心这种买进卖出的纯贸易模式，他开始尝试做一些产品的研发。最早的研发产品是硬盘增容卡，就是用软件压缩技术，把一个20M的硬盘压缩，虚拟出一块空间，相当于扩容到40M的硬盘。因为做这个卡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做不了。他周一到周五在办公室做销售，周末在家焊接增容卡。在做增容卡的同时，发现增容卡可以有防御计算机病毒的一些功能。后来他认识了王江民，王搞研发，黄负责销售。当时国家还不允许民营企业做杀毒软件。他说：“1996年，为了获得各省市杀毒软件的销售许可，为申请批文，我走遍大半个中国。江民软件是第一家获得销售许可的民营杀毒软件公司。”
随后，越来越多的杀毒软件公司涌现，行业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媒体上的互相攻击也成为常态。在这种境况下，黄向伟开始思考转变方向。1997年，他决定退出杀毒软件市场。
国内最早的互联网募捐救助
黄向伟1996年到美国，才了解了互联网。1997年中国网民30万人，当时国内的网络条件都是窄带，通过拨号上网，用的是ISDN、ADSL。黄向伟做了一个网站，提供一些安全信息和查杀病毒的方法，点击量达到60万。1996年有两个有名的BBS，一个是电脑报做的，一个是新浪网的前身——四通利方。黄向伟通过互联网认识了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然后在线下一起喝酒，就感觉互联网很好玩儿，没有觉得网络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直到一次看似偶然的网络救助活动，改变了他的观念。
事情起因于1998年3月，福建师范大学就读的新生何婷芳，在上大学后不久不幸患上了一种叫脊髓胶质瘤的疾病，在福建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后，仍然瘫痪在床。何婷芳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为了供她上学，家里已倾家荡产，缺乏继续治疗的资金。3月20日，何婷芳所在系的学生会主席，在福建电信的BBS上发了一封救助信。26分钟后，网民老榕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注意到这封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决定发起网络捐款，于是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总共筹到善款30万元。在网上和《电脑报》上得知网友救助何婷芳的故事后，黄向伟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让何婷芳来北京治病呢？”黄向伟与老榕取得联系，商定先争取搞一次北京——福建的远程会诊。由金卫网免费提供服务，北京一批神经外科专家，如王忠诚教授、段国生教授、鲍圣德教授等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义务会诊，会诊结果为有二次手术的可能。于是何婷芳住进了天坛医院，5月底，进行了第二次手术。3个月后，何婷芳站了起来！黄向伟带着何婷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后来何婷芳恢复了行走能力，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她向往的乡村教师。 直到一次看似偶然的网络救助活动，改变了他的观念。
事情起因于1998年3月，福建师范大学就读的新生何婷芳，在上大学后不久不幸患上了一种叫脊髓胶质瘤的疾病，在福建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后，仍然瘫痪在床。何婷芳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为了供她上学，家里已倾家荡产，缺乏继续治疗的资金。3月20日，何婷芳所在系的学生会主席，在福建电信的BBS上发了一封救助信。26分钟后，网民老榕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注意到这封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决定发起网络捐款，于是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总共筹到善款30万元。在网上和《电脑报》上得知网友救助何婷芳的故事后，黄向伟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让何婷芳来北京治病呢？”黄向伟与老榕取得联系，商定先争取搞一次北京——福建的远程会诊。由金卫网免费提供服务，北京一批神经外科专家，如王忠诚教授、段国生教授、鲍圣德教授等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义务会诊，会诊结果为有二次手术的可能。于是何婷芳住进了天坛医院，5月底，进行了第二次手术。3个月后，何婷芳站了起来！黄向伟带着何婷芳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后来何婷芳恢复了行走能力，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她向往的乡村教师。
这是国内第一例通过互联网捐款并远程会诊救助成功的案例，也是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黄向伟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何婷芳的故事，这次互联网救助行动的成功，让他真切地体会到互联网的巨大能量，这是令他笃定地走上互联网教育之路的一次重要事件。在笔者本次采访的时候，黄向伟谈起20多年前的这件事，仍然有些激动。
对这件事，黄向伟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每每回忆起来都会印证这样的答案——今生与网络注定有缘。我也相信网络教育同样会创造奇迹！”
这次纯民间发起并完成的网络救助行动，集合了很多互不相识的网民，完成了以传统方式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震撼了该行动的其他积极参与者。
教育不均衡带来的触动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史玉柱与华东师大合作开发了一个教育软件，是国内研发的最大型的多媒体教育软件，涵盖了中学主要学科，已经投入了数千万元的研发资金，但是被巨人大厦拖垮的企业无力继续投资开发，正急于卖出该款软件。于是黄向伟收购了该教育软件，并继续完成研发，正式进入教育软件市场。
据第三方统计，到2000年，黄向伟的教育软件市场份额，曾经超过国内教育软件的领军企业科利华。
没料到，日益猖獗的盗版，冲击了正版软件的销售，一套盗版软件在中关村只卖几十块钱。不法分子在公海上加工盗版软件，然后通过走私进入国内市场，曾经在深圳海关查获大量盗版软件。据估算，被盗版侵占的市场起码数百万张。
中间经历了这样一个插曲。黄向伟1998年初进入教育领域，刚巧赶上儿子出生，在家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在做产品的宣传策划，其中设计的一个文案就是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改为“书山有路乐为径，学海无涯趣作舟”，就是希望学习能给孩子们带来乐趣，希望通过电脑交互技术改变过去枯燥的学习。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播映后，很多人都开始关注魏敏芝，1998年6月底，黄向伟魏敏芝的学校赤城县镇宁堡乡镇宁堡中学看望孩子们，捐了一台电脑和一些学习用品，这是该乡的第一台电脑。捐赠仪式在操场上举行，操场上的黄土被微风吹起，又刮在人们的脸上。此时还有点感冒发烧的黄向伟，内心正掀起巨大的波澜，他在思考离北京仅仅4个小时车程的河北省，无论在教育还是在经济上与北京都存在巨大差距，像这样贫困县的乡村学校，连电脑都没有，何谈人机交互学习？有没有一种更好的途径来消除这种教育的不平衡？这一问题在他脑海中萦绕，久久不能释然。
一方面正版学习软件被大量盜版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教育的地区不均衡问题也令他深感不安，多种因素促使他在努力的方向上作出改变。
回想到网络救助何婷芳的成功经历，使他得出一个结论——互联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扎根互联网教育
大约在1996年，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银根紧缩。抱团取暖，成为很多企业的共识。1997年黄向伟创办的华星电脑公司和当时笔记本分销最大的公司翰林汇合并，后来又引进了TCL的投资来度过寒冬。北京龙之门网络教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之门）于2000年9月14日成立。在龙之门，黄向伟的身份是总经理，当时董事长是中国的打工女皇——吴士宏。
黄向伟从吴士宏的战略思想中受到不少启发，在一次教育西部行的活动中，二人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次谈话关乎龙之门的未来和黄向伟的未来，黄向伟满怀激情地告诉记者：“我当时坚信中国的互联网教育会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我希望有一天大家谈到中国互联网教育的时候，能记住黄向伟这个人的名字。”
虽然整合了多种教学资源，但作为一个新成立的互联网公司，龙之门在全国网络教育领域寂寂无名，它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2001年黄向伟得到一个机会结识了北京四中，成立了四中网校。当时的背景是国家希望通过网络将北京四中的围墙打开，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北京四中网校将北京四中这座全国一流名校的百年积淀与互联网结合，通过网络将四中的名师、学习方法和教育理念等优质资源，传递到全国各地孩子们的手中。与四中的合作，大大提升了网校的知名度，当年9月1号开学前的那几天，网校的电话基本上被打爆了，学生报名都需要排队，网校也实现了当年盈利。
2000-2001年，伴随着互联网的泡沫，全国两百多个中学成立了网校，包括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在内的许多北京名校都成立了网校，并且大多数是校企合作。 有些人将四中网校的成功，归功于嫁接了名校基因。事实上，经过十几年市场的淘洗，大批名校的网校纷纷关门，能坚持下来的屈指可数。
2003年，TCL战略转型，想要专注于家电产业，退出互联网业务。于是，黄向伟将自己在翰林汇的股份和TCL做了置换，正式成为龙之门的董事长，他从一名职业经理人回归到创业者。
四中网校填补了国内基础教育多项互联网教学的空白，比如国内第一个进行视频教学，第一个开通网上直播课程。2006年，四中网校在线观看直播课程的学生一节课就达到5000人。
四中网校开发了百余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平台软件及系统，在全国200多个城市建立了教学服务体系，3000多所学校将北京四中网校的教学平台、教学资源、教学模式引入课堂，承载了数千万名学生使用。
针对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弱，单纯线上学习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四中网校探索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
黄向伟告诉笔者，在传统的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解读者，其权威是不言而喻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在手机上就可随时查阅新知识，如果还用传统的灌输式方法去教学，显然不被学生所认可。而四中网校做的事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成为主角，着重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从2009年开始，四中网校工作的重点转向老师，开始探索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把网络的资源提供给老师，让互联网成为老师课堂教学的有力工具。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和总结，2014年，四中网校开始大力推广“高效课堂”教学模式，逐步跟全国的3000多所学校共同建设数字校园。
网校给这些学校做三种输出：第一种是网校软件平台的输出，学校的教师可以利用北京四中网校的软件平台，给学生提前布置课前预习作业，查看学生浏览的情况和掌握习题情况。第二种输出就是网校的课程资源，这些课程资源包括视频微课等。第三种是最重要的基础，目前四中网校共派出上千名老师专门进入到全国的合作学校，给学校老师们作相应的培训，同时作为学校的助教，配合学校的学科老师一起来上课。
此外学生的日练、周练、月考、期中、期末考试，每一个操作都会被网络记录，其学习过程会积累大量数据，对这些数据加以分析，通过这个大数据，可以智能化地给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资源，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学习和训练。四中网校借助互联网使“因材施教”的理想不仅成为可能，而成为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引入的“高效课堂”，让学生成为课堂主角。家长和老师们惊奇地发现，通过引进“高效课堂”，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四中网校线上线下的融合式教学，在互联网教学领域的实力远远超出同行的水平。
黄向伟也沉浸于教育这个“缓慢而优雅”的过程，乐在其中。他将参与公立校的教学改革作为业务发展的重点，把目光聚焦于偏远省市贫困县的基础薄弱校。
北京四中网校与民盟中央签署了远程教育“烛光行动”合作协议，网校先后向宁夏、广西、湖南、四川、河南、贵州、山东等地的贫困县，无偿捐赠远程教学资源近亿元。
在采访中，谈起边远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四中网校取得明显进步，是黄向伟很开心的事，他向记者展示手机上近期收到的这一类好消息，语气中满是自豪。
对成功的定义
从创立之初开始，四中网校就一直处于盈利状态，企业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互联网教育产业的竞争也异常激烈。
2013年，随着资本大量进入在线教育，诞生了一大批新的移动互联网教育公司，因此业内人士将这一年称为“在线教育元年”。
与资本大鳄助力的新兴互联网教育公司相比，四中网校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业务收入来滚动发展，因缺乏外来资金投入，造成网校研发资金短缺的困境，人才的引进受限，创新能力受限，这是令黄向伟深感遗憾的事。面对这种局面，黄向伟内心充满焦虑。对于“元年”的提法，黄向伟并不认可，但他也承认没法与这些生长在移动端的新型教育公司比拼流量。
其实早在2003年，四中网校就有引进资本的打算，但因四中校方担心外资的进入，会影响网校的教学质量，使引资计划在正式启动之前搁置。这一搁置，就搁了15年。这15年中，一方面是对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否会影响教育质量的疑虑，另一方面是研发缺乏资金的焦虑，这一对矛盾一直在困扰着黄向伟。
在经过漫长的沉寂后，龙之门教育2018年宣布获得近亿元A轮融资，此轮融资由晟道投资、鼎晖投资联合投资，这是龙之门教育集团成立18年来首次对外融資。资金将主要用于继续加大教研和技术的开发投入。
笔者询问：“如何避免资本进入教育带来的急功近利？”黄向伟解释为，“找投资就像谈恋爱一样，双方要达到基本的认同，而这两家投资公司与龙之门教育的理念相同。”
黄向伟对个人的成功定义为，“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前进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偏离最初的方向，沿着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就像一个人在走钢丝，不管在过程中怎么摇摆，始终不能偏离准绳。”而“要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就是这根准绳。对企业成功的描述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特别是做教育，希望能长久地做下去，哪天如果我做不动了，能有人来接好这个班”。
（编辑·郎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