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我和丈夫李锐参加了一个名为“重述神话”的写作项目，并为此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人间——重述白蛇传》。
　　在“重述”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强调了一个有关“身份”的问题。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陷入了一种“身份”的绝境：一半是人、一半是蛇的蛇孩儿，为了在人群中掩藏他天性中的蛇性而备受磨难;无论怎样悲伤，却都只会笑不会哭的笑人，命中注定只能被人群判定为白痴;被使命和良心所绞杀的神圣的除妖者，以及无论怎样选择都必将是叛徒的男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个选择放弃“灵异”的身份而自愿做一个凡人的白蛇白娘子。我们强调了她的自愿放弃以及九死不悔，但她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当作一个“妖孽”而诛灭的悲剧性命运。
　　应该说，我们赋予了这个老故事一些新的东西，也颠覆了一些东西。后来，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突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呢？她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这么丑恶的人间呢？”
　　我们的小说中有这样那样的追问：对人性、对众生、对悲悯、对善恶，等等。但我们就是没有追问过，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那才是我们整个故事的基石，假如这块石头动摇了，我们的小说也将面临倾斜和坍塌。但我要承认，从此，这个追问，这个大大的问号，如同一只巨鸟的翅膀，在我心里投下了影子。
　　中国民间的许多传说中，不乏这样的情节：一个仙女，或者一个灵异的妖精，因为羡慕人间，或者是被一个人间的凡俗男人吸引，于是，毅然下凡，并由此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感天动地的故事。比如织女和牛郎，比如七仙女和董永，比如白蛇和许仙。她们无论是天神还是妖孽，无一例外，都渴望在尘世间，在茫茫人海中，拥有一个家，一个小小的家园。她们共同的理想朴素而简单，那就是在凡尘里，和爱人、孩子过男耕女织的家庭生活。为此，她们不惜触犯天规、天条，以及人间的律法，放弃她们神灵或妖孽的身份，融入人世间。

　　毋庸置疑，创造了她们，赋予她们理想的，当然是人自身。所以，与其说那是她们的理想，不如说是人的理想，民间的理想，草根大众的理想。
　　拥有一个家园，过男耕女织的生活，这理想诞生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肯定、赞美，甚至是诗意化。但是，这强大的信心来自何处呢？这个现实的世界是可以寄托人的向往的吗？在千百年来几乎不曾间断的战乱、灾祸、饥荒、苦难的重重笼罩之下，是什么力量让人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现实生活的美好，足以吸引天上的仙女下凡、洞中的妖孽入世？
　　一个安宁的家和男耕女织的平凡人生，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使光辉的神仙岁月黯然失色？或许，它并不平凡，它是世世代代的苦难中，人对“此世”的顽强期许、诉求，是人们的心理寄托和希望，是人对自己柔情似水的缠绵安慰。那是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对地上天国做出的描摹。
　　一个家：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相亲相爱。

二

　　如此简单，却如此意味深长。
　　在中国文学中永生的一个家庭，首先应该是《红楼梦》中的贾家：荣国府和宁国府。这是一个贵族之家，在这里，“男耕女织”被置换为“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的模式。只不过，作者曹雪芹借男主人公贾宝玉的眼睛，清晰而又开天辟地、无限伤痛地看出了，这个“诗书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乡”的“他乡”本质。
　　“家”以及它所代表、所象征的一切，比如秩序，比如伦理，比如功名，比如富贵，不再是一个归宿、一个理想。它们只是肉身，只是皮囊的寄居地和驿站;而灵魂，终究会化成一缕轻烟，归于无迹，不知所往。生命悲情由此而生。中国主流文学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就这样被伟大的曹雪芹引入了小说。于是，我们看到，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灿如春花的生命，洁白的青春，珍贵鲜活的少女之美，心心相印的爱情，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在这个被称为“家”的大观园里，凋零、毁灭。这里，“家”不再是一个理想、一个寄托，而是一个终结、一声叹惋，“忽喇喇如大廈倾”，还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关于这个家庭、这部小说，两百多年来有太多的联想、猜测、评论、批评与赞美，由此而衍生的种种“红学”流派，无论持何种观点，其实都是想找到这部巨著和它诞生的那个社会以及时代的关系。时至今日，《红楼梦》仍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谜。法国当代女作家帕斯卡尔·罗斯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她说：“谁能肯定托尔斯泰收不到我的这封信呢？”这句话让我震撼并让我深深感动。我也很想模仿她，给曹雪芹写一封信，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请教他，有太多的话想告诉他。但我知道，曹雪芹是肯定收不到我的信的。因为我想，就像他创造的贾宝玉一样，他愿意自己的灵魂也化为轻烟，归于无迹，他不会让这个世界的任何人找到他。

三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一个重要的母题——乡愁。家和家乡，作为一个被想念、怀恋的对象，千百年来，被中国的文人墨客反复不绝地咏叹着，有多少千古名句活色生香地流传至今。诸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诸如“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再诸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于是，中国的诗篇中，几乎处处留有“离人”的泪痕和感伤。它们穿越时空，历经一代又一代，濡湿了我们的心灵，牵动着我们的魂魄。那些春山、秋林，那些荒村、驿道，意味深长。“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千百年来，无数的离人，不绝地、坚韧而缠绵地咏叹着，怀想着，感念着。
　　于是，他们永恒地咏叹、怀想的那个“家”，那个“乡关”，就不再是一个天南地北具体的地方，不再是山东或是山西，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张家庄或者李家店，而是成为一个我们中国人或者人类共同的故乡，成为一个可以永远让我们回望并寄托我们乡愁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深知，那是一个我们这些“离人”，这些离家的孩子再也无法重归的故园，我们出来得太久，也走得太远，所以，那咏叹才如此震撼人心。
　　我生活的地方，黄土高原上的山西省，保留和开发了许多当年富商巨贾的“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等等。当然最为著名的当属“乔家大院”，它因为同名电视剧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闻名遐迩。这些大院，高墙深院，坚固、冷峻、端正、不露声色，和南方温婉而灵秀的建筑迥然不同。我想，这或许也是当年张艺谋把一个南方的故事移植到北方大院中的原因：他强调了那故事中的压抑、饥渴和封闭。一个大院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
　　在多年的湮灭和寂寂无闻之后，这些大院曾经有过的辉煌和荣耀、兴盛与衰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壮阔或卑微或成功或惨痛的人生，渐渐如同岛礁一般浮出历史的水面。
　　许多次，我跟在导游的身后，走过一幢又一幢的院落，感觉着从那仍旧坚固的青砖缝隙中渗出的森森凉意，似乎触到了一点历史神秘的肌肤。大院犹在，而家族不存。也许只有站在这重重院落的“内心”深处，才会更加清醒、清晰地意识到，“家”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也可能才有更深刻或更困惑的追问：“家”到底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我和丈夫曾沿着山西省前人的脚步“走西口”，徒步穿越了晋蒙边界，曾经途经一处陌生人的坟茔。那是在内蒙古一个叫作“后大滩”的地方，坟茔里睡着的，是一个移民拓荒者家族几代的前辈先人。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记，一片连天接地的空旷之中，几座坟墓组成沉寂的一小群。春天的阳光彻照着，有一种辉煌的凄清和灿烂的荒凉。我们静静坐在那几座不知名姓的坟茔前，乡愁和正午的阳光一齐涌上心头。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金子般的阳光和我的感动。我想，这些沉寂的、无名的坟墓应该是一座座生命的纪念碑，纪念所有那些为了寻找家园而倒在路上的人。
　　（邦 宁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青梅》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