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国，曾有一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的国不成国的背景下，主义的选择最终战胜了问题的解决。
　　然而，在共和国的第二个甲子开始的第一年里，经济建设成果不可否认，但大量问题随之而来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民生的实质就是解决一个个生活的实际问题：譬如上涨的菜价是否影响收入不低的白领生活质量？有些人为什么会出卖自己的器官？有钱有势的富豪为什么屡屡动手杀人？平常安静的少年缘何突然成了杀人犯……生活，永远不完美且被问题重重包围。
　　如果系统地梳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都受阶层存在所限。所以，我们试着提出“阶层法律问题论”这样一个概念。在策划选题时，着重于根据不同的阶层来诊病开药方，甚至是对于同样的问题，例如讨薪，农民工跟飞行员的方式方法和解决之途都有所差别。
　　这样的理论，可能会遭到一种质疑：我们不是一直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其实，基础的法理学就可以告诉我们，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的平等，即适用法律时的平等，而不是其他阶段，如制定、修改过程中的平等。简单的例子是，恐怕没有人会反对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对于弱势群体予以强制性更强的保护。
　　承认不同阶层的存在，是为了更好、更细致地去发现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的划分并不是特别科学，但能够真正解决一些人，哪怕只有一个人的实际问题，就是我们报道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作为法治媒体，我们信奉现代社会的构成基础就是法治国家，并且一直试图将所有问题带入法治的轨迹。这种努力，大多数时候是成功的，起码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但当法律解释不了一些疑问时，我们也会质疑，法律真的是万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