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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应该怎样对改革进行改革？
编者按：
2006年初，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关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GDP以9％以上的速度飞速增长，27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另一方面，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
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物权法》搁置、皇甫平的文章备受争议……一系列事件以及伴随着这些事件的强大民意力量，成为了中国发展进程上的路口路标，询问急速行进的中国，改革将朝何处去?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关隘，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于胜出“两个凡是”标准。
1992年的“计划和市场”之争，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得到解决。
历史的经验表明，每一次争论，都是改革得到整饬的时机；每一次讨论后达成的共识，都是下一轮改革的思想动力源泉。
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面临关隘，在不停歇的前行中，如何跨越?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的社会智囊们如何思考中国的改革?在这样的历史使命下，他们会给社会、给时代什么样的回答?
通过这组文章，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国的时代脉动。
1、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
高尚全
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对目前形势主要有两种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总体上是好的，改革形势符合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精神。在前进中的问题、矛盾、体制性障碍不少，但需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另外一种，认为形势离好还早得很，为什么?认为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宪法》。
我们要看到改革中出现这种声音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改革的成绩。但在这种声音中，需要我们取得共识，否则改革就没有办法搞下去了。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可以说，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
我认为，首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过去也面临过这样的关键时期，比如90年代初搞计划和市场争论的时候，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小平同志提出依靠“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是非；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把这场争论一下子平息下来。在关键时期如果长时间争论下去，我认为有四个不利于：不利于和谐社会；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发展；不利于团结。
第二，要更加关注困难群体，使他们不断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中央说要缓解扩大趋势，因为现在要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扩大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只能缓解，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缓解，当然一次分配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2．5亿，总人口的1/4，下降到2003年的3000万左右，总人口的1/40，这说明改革开放能够减少绝对贫困。
政府还应注重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比如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要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投入，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多的支持力度；应该把土地增值收益留给农民，因为农村改革的难点是土地问题。失地农民是最大的困难群体，要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也要缩小征地的范围；还要采取一些办法，比如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村的土地不一次性买断，而是每年可以分享发展的成果，这还需要探索。最后，还要改变城乡分配的二元结构，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对于这个困难群体要加强支持。
第三，建立调解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利益表达和对话协商体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的、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要改变只靠网上回帖表达的办法，太随便了，不负责任。要从政策上开辟一个渠道，让大家来参与各种改革的方案。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扩大公民依法有序地参加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当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我想这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方面应该加强改进，包括现在的立法。
2、如何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
张维迎
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0.35、甚至在0.3，都比较低。但是，一累计到全国就超过了0.4。
前不久，我提出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理性思考就是：第一，必须要有超脱的环节，能换位思考，不是穷人就从穷人角度考虑，富人就从富人角度考虑，但政府应该从整体来考虑；第二，从可行性考虑问题；第三，在讨论时必须讲清逻辑与事实，现在很多判断多于分析，很容易误导。第四是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改革当前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
建立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现在网上说得更多的是平均主义的和谐社会。我坚持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才有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料来分析，26年中平均经济增长最快的那些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地区，恰恰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另外，城市就业人口中，原来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建立以发展为核心的和谐社会。
历史证明，过去仅靠国有企业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从过去2．5亿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到现在2600万贫困人口，如果没有发展，特别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除了靠财政解决分配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有效手段。
另外，如果我们看地区差距，有人算过，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50％的因素是与地区差距相关的。比如2001、2002，有全面数据的年份，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0.35、甚至在0.3，都比较低，而一累计到全国就超过了0.4。即使各地方是绝对平均主义，地方大，加起来基尼系数也很高。基于这个情况，我们的分配问题主要就是缩小地区差距。中国地区差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无非是体制改革速度的差异，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还有国有企业比例的差异，那些越是落后的地方，牵涉到体制改革越慢，企业家精神越缺乏，或者是企业家创业环境越不好，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解决问题，只能是从上述方面加以改进。
放眼世界，1980年到1998年，全世界范围的收入分配的差异是降低了。而这个降低中相当一部分的贡献是来自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进步使全世界的基尼系数降低了。
我们有一部分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全球化带来的。 我国有的高级白领年薪能达到100万，甚至更高。而一个普通制造业劳动者一年还不到l万，相差100倍，其他国家很少有这种情况。全球化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差距?因为，越是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它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市场，拿的是全球工资；越是低技能的，越是地方性的，流动性越少，拿的是地方工资。中国高技能、高素质人工的工资是美国的1／3到1／2，甚至更高；但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是美国的1／40，这个差距是必然的。
怎么办?如果我们用税收办法把高技能的人压下来，人家跑了，不呆在这里，因为他们可以移民，有很多其它办法，中国还是搞不好。如果我们用法律不断地把最低工资提到非常高，外资企业可能就转移到其他国家了。高技术工人、民企老板可以移民，但中国的农民不能移民，最后对谁的损害最大?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
韩国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韩国忍耐了很多困难。经过了40年的承受，韩国现在才能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能不能过这个槛?如果过早地介入这些内部问题争论，就可能停滞、倒退。
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中国问题，要考虑中华民族本身在全球的竞争力。任何一个政策，如果损害到中国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损害到中华民族的竞争力，损害到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力。
3、当前改革中的三个盲点
李曙光
今天改革已超越经济领域，进入了其他领域，因此，改革需要重新定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改革争论?之所以会发生这场比较大的改革争论，可能主要是基于改革当中三个比较大的盲点：
首先，改革走到今天，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我认为实际上对于改革的定义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和二十多年前启动改革时，以及进程当中这么多年的改革发生了；中突。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老百姓的心态，还是从领导者的心态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改革的战略、改革的路径，目前来看并没有发生很大的转变。改革要重新定义，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单向型的改革，主要以经济为核心的改革，经济改革有最大的自由度。但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是采取限制或者禁止的方式，到今天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很多经济方面的改革走得很远，可以说走到头了。
我个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张维迎、樊纲，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所以，现在是决策层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如何走向用法制化的手段进行规划、治理，包括改革。现在改革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包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框架下制订的所有改革的战略、方针、路线要做重新定义，这个定义可能走向更加强调法制化和综合性的改革。
第二个是改革动力机制的盲点，因为权力贫困带来对改革动力机制的不足。为什么这样说?传统的改革，实际上中国二十八年的改革一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底层的。我个人认为，目前老百姓在利益表达上不是以物质利益诉求为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贫困。我了解到这样一个数据，1979年到2005年全国上访的量增加了上千倍。这说明，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的老百姓权力贫困的现象和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改革领导者的盲点。改革的领导者的盲点就是在什么样的改革平台上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主导改革?我们目前的机制可以说是建立在一个政府的部门权力争夺之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不清晰，整个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际不明晰。如何把这样一种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引向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有人讲成立综合改革部门，因为我们的立法中遇到过大量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对成立综合改革部门表示赞成，但是我不认为综合改革部门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成立新改委或者类似的机构，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独立的政府部门做这个事，反垄断法也遇到这个争论，把价格垄断放在发改委，市场竞争放在工商总局，公平竞争放在商务部?还是建立一个正部级的单位成立一个执法机构。但是现在很多的协调都在法制办，他们也协调不了，也对付不了各个部门的利益，最后到总理那去，一个总理面对这么多的部门的卡位和部门权力争夺，就没有办法。所以，把改革的平台如何转移或者构建新的平台，要建立新的利益表达和将利益博弈的平台引到立法机构上去。所以，下一步改革的主要走向，是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立法平台。
4、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
迟辐林
在目前复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改革的供给问题，无论对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矛盾。
怎样反思改革?很显然，在现在的背景下全面反思改革，很可能造成基本否定改革的痛苦；不反思，现在面临的状态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矛盾：
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改革战略
社会矛盾的变化已经发生，但是改革的战略还不适应可持续发展方面、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需求，很显然这两大矛盾是一个现实的需求，未来可能产生第三大矛盾，就是利益需求、利益表达引起的权力问题。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的配置作用继续加强。第二，建设公共服务体制，很具体、现实地把它提出来。医疗、教育都是目前具体、现实的努力方向，需要研究讨论，但实质上就是总量庞大的问题，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再加上消极腐败的影响。
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角度提出的问题，但仍然在改革这个背景下，没有在改革上破题，所以，目前我们发展很被动。改革的战略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发展严重地不相适应、严重的滞后。
政府转型和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改革的实际需求和政府作用不到位，就是政府转型关系的主要问题。从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加快公共体制建设的角度来看，政府严重不到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把政府转型和政府治理结构两个问题解决好，我们现实很多突出的矛盾问题不能说根本解决，但是至少可以得到初步的缓解。
改革的实际进程和改革的相关立法
现在，我们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改革的相关立法不但跟不上，而且很多改革的相关立法都同实际的改革相拧，与这套机制不相适应。比如：农村的改革立法，实际的改革摆到农村的立法，包括土地承包法，在某些方面同实际进程不相适应，表现得相当滞后。
目前改革利益驱动的现状和改革的组织协调
因为改革走到今天的全面利益关系调整，既涉及到中央、地方，更涉及到各级政府部门，也涉及到事业相关部门的改革。但是，改革的组织协调更重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强调发改委在改革协调中的作用。行不行?这恰恰起了反作用。我曾概括了四条：发改委是虚的也管、实的也管，冷的也管、热的也管，长的也管，短的也管，还有一个什么都管。投资体制改革不下去，就是发改委的体制没有发生变化。
我曾建议，把改革的任务具体分解到各有关部门，在现在的条件下，可能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强化政府部门的改革责任，但是，不能把重大的改革分级落到政府部门，因为今天的改革已经触及到一些部门的利益。
现在改革的实际需求是改革研究
从实际情况看，最大的问题，在各方面的争论下，主要的矛盾是改革的供给严重不足，改革的供给同改革的实际需求、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严重不相适应。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地推出一些改革的产品，做出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缓解改革在一些方面的争论。同时有利于利用这样的一些争论把改革往前推。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给上面建议，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现在的改革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状况下，改革的供给问题怎么解决?概括一句话，在目前复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改革的供给问题?应该说目前无论从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矛盾问题。
编者按：
2006年初，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关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GDP以9％以上的速度飞速增长，27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另一方面，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
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物权法》搁置、皇甫平的文章备受争议……一系列事件以及伴随着这些事件的强大民意力量，成为了中国发展进程上的路口路标，询问急速行进的中国，改革将朝何处去?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关隘，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于胜出“两个凡是”标准。
1992年的“计划和市场”之争，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得到解决。
历史的经验表明，每一次争论，都是改革得到整饬的时机；每一次讨论后达成的共识，都是下一轮改革的思想动力源泉。
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面临关隘，在不停歇的前行中，如何跨越?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的社会智囊们如何思考中国的改革?在这样的历史使命下，他们会给社会、给时代什么样的回答?
通过这组文章，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国的时代脉动。
1、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
高尚全
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对目前形势主要有两种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总体上是好的，改革形势符合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精神。在前进中的问题、矛盾、体制性障碍不少，但需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另外一种，认为形势离好还早得很，为什么?认为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宪法》。
我们要看到改革中出现这种声音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改革的成绩。但在这种声音中，需要我们取得共识，否则改革就没有办法搞下去了。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可以说，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
我认为，首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过去也面临过这样的关键时期，比如90年代初搞计划和市场争论的时候，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小平同志提出依靠“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是非；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把这场争论一下子平息下来。在关键时期如果长时间争论下去，我认为有四个不利于：不利于和谐社会；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发展；不利于团结。
第二，要更加关注困难群体，使他们不断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中央说要缓解扩大趋势，因为现在要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扩大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只能缓解，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缓解，当然一次分配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2．5亿，总人口的1/4，下降到2003年的3000万左右，总人口的1/40，这说明改革开放能够减少绝对贫困。
政府还应注重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比如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要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投入，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多的支持力度；应该把土地增值收益留给农民，因为农村改革的难点是土地问题。失地农民是最大的困难群体，要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也要缩小征地的范围；还要采取一些办法，比如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村的土地不一次性买断，而是每年可以分享发展的成果，这还需要探索。最后，还要改变城乡分配的二元结构，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对于这个困难群体要加强支持。
第三，建立调解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利益表达和对话协商体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的、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要改变只靠网上回帖表达的办法，太随便了，不负责任。要从政策上开辟一个渠道，让大家来参与各种改革的方案。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扩大公民依法有序地参加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当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我想这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方面应该加强改进，包括现在的立法。
2、如何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
张维迎
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0.35、甚至在0.3，都比较低。但是，一累计到全国就超过了0.4。
前不久，我提出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理性思考就是：第一，必须要有超脱的环节，能换位思考，不是穷人就从穷人角度考虑，富人就从富人角度考虑，但政府应该从整体来考虑；第二，从可行性考虑问题；第三，在讨论时必须讲清逻辑与事实，现在很多判断多于分析，很容易误导。第四是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改革当前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
建立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现在网上说得更多的是平均主义的和谐社会。我坚持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才有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料来分析，26年中平均经济增长最快的那些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地区，恰恰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另外，城市就业人口中，原来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建立以发展为核心的和谐社会。
历史证明，过去仅靠国有企业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从过去2．5亿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到现在2600万贫困人口，如果没有发展，特别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除了靠财政解决分配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有效手段。
另外，如果我们看地区差距，有人算过，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50％的因素是与地区差距相关的。比如2001、2002，有全面数据的年份，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0.35、甚至在0.3，都比较低，而一累计到全国就超过了0.4。即使各地方是绝对平均主义，地方大，加起来基尼系数也很高。基于这个情况，我们的分配问题主要就是缩小地区差距。中国地区差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无非是体制改革速度的差异，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还有国有企业比例的差异，那些越是落后的地方，牵涉到体制改革越慢，企业家精神越缺乏，或者是企业家创业环境越不好，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解决问题，只能是从上述方面加以改进。
放眼世界，1980年到1998年，全世界范围的收入分配的差异是降低了。而这个降低中相当一部分的贡献是来自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进步使全世界的基尼系数降低了。
我们有一部分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全球化带来的。 我国有的高级白领年薪能达到100万，甚至更高。而一个普通制造业劳动者一年还不到l万，相差100倍，其他国家很少有这种情况。全球化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差距?因为，越是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它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市场，拿的是全球工资；越是低技能的，越是地方性的，流动性越少，拿的是地方工资。中国高技能、高素质人工的工资是美国的1／3到1／2，甚至更高；但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是美国的1／40，这个差距是必然的。
怎么办?如果我们用税收办法把高技能的人压下来，人家跑了，不呆在这里，因为他们可以移民，有很多其它办法，中国还是搞不好。如果我们用法律不断地把最低工资提到非常高，外资企业可能就转移到其他国家了。高技术工人、民企老板可以移民，但中国的农民不能移民，最后对谁的损害最大?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
韩国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韩国忍耐了很多困难。经过了40年的承受，韩国现在才能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能不能过这个槛?如果过早地介入这些内部问题争论，就可能停滞、倒退。
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中国问题，要考虑中华民族本身在全球的竞争力。任何一个政策，如果损害到中国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损害到中华民族的竞争力，损害到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力。
3、当前改革中的三个盲点
李曙光
今天改革已超越经济领域，进入了其他领域，因此，改革需要重新定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改革争论?之所以会发生这场比较大的改革争论，可能主要是基于改革当中三个比较大的盲点：
首先，改革走到今天，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我认为实际上对于改革的定义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和二十多年前启动改革时，以及进程当中这么多年的改革发生了；中突。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老百姓的心态，还是从领导者的心态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改革的战略、改革的路径，目前来看并没有发生很大的转变。改革要重新定义，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单向型的改革，主要以经济为核心的改革，经济改革有最大的自由度。但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是采取限制或者禁止的方式，到今天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很多经济方面的改革走得很远，可以说走到头了。
我个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张维迎、樊纲，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所以，现在是决策层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如何走向用法制化的手段进行规划、治理，包括改革。现在改革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包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框架下制订的所有改革的战略、方针、路线要做重新定义，这个定义可能走向更加强调法制化和综合性的改革。
第二个是改革动力机制的盲点，因为权力贫困带来对改革动力机制的不足。为什么这样说?传统的改革，实际上中国二十八年的改革一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底层的。我个人认为，目前老百姓在利益表达上不是以物质利益诉求为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贫困。我了解到这样一个数据，1979年到2005年全国上访的量增加了上千倍。这说明，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的老百姓权力贫困的现象和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改革领导者的盲点。改革的领导者的盲点就是在什么样的改革平台上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主导改革?我们目前的机制可以说是建立在一个政府的部门权力争夺之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不清晰，整个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际不明晰。如何把这样一种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引向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有人讲成立综合改革部门，因为我们的立法中遇到过大量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对成立综合改革部门表示赞成，但是我不认为综合改革部门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成立新改委或者类似的机构，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独立的政府部门做这个事，反垄断法也遇到这个争论，把价格垄断放在发改委，市场竞争放在工商总局，公平竞争放在商务部?还是建立一个正部级的单位成立一个执法机构。但是现在很多的协调都在法制办，他们也协调不了，也对付不了各个部门的利益，最后到总理那去，一个总理面对这么多的部门的卡位和部门权力争夺，就没有办法。所以，把改革的平台如何转移或者构建新的平台，要建立新的利益表达和将利益博弈的平台引到立法机构上去。所以，下一步改革的主要走向，是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立法平台。
4、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
迟辐林
在目前复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改革的供给问题，无论对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矛盾。
怎样反思改革?很显然，在现在的背景下全面反思改革，很可能造成基本否定改革的痛苦；不反思，现在面临的状态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矛盾：
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改革战略
社会矛盾的变化已经发生，但是改革的战略还不适应可持续发展方面、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需求，很显然这两大矛盾是一个现实的需求，未来可能产生第三大矛盾，就是利益需求、利益表达引起的权力问题。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的配置作用继续加强。第二，建设公共服务体制，很具体、现实地把它提出来。医疗、教育都是目前具体、现实的努力方向，需要研究讨论，但实质上就是总量庞大的问题，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再加上消极腐败的影响。
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角度提出的问题，但仍然在改革这个背景下，没有在改革上破题，所以，目前我们发展很被动。改革的战略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发展严重地不相适应、严重的滞后。
政府转型和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改革的实际需求和政府作用不到位，就是政府转型关系的主要问题。从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加快公共体制建设的角度来看，政府严重不到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把政府转型和政府治理结构两个问题解决好，我们现实很多突出的矛盾问题不能说根本解决，但是至少可以得到初步的缓解。
改革的实际进程和改革的相关立法
现在，我们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改革的相关立法不但跟不上，而且很多改革的相关立法都同实际的改革相拧，与这套机制不相适应。比如：农村的改革立法，实际的改革摆到农村的立法，包括土地承包法，在某些方面同实际进程不相适应，表现得相当滞后。
目前改革利益驱动的现状和改革的组织协调
因为改革走到今天的全面利益关系调整，既涉及到中央、地方，更涉及到各级政府部门，也涉及到事业相关部门的改革。但是，改革的组织协调更重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强调发改委在改革协调中的作用。行不行?这恰恰起了反作用。我曾概括了四条：发改委是虚的也管、实的也管，冷的也管、热的也管，长的也管，短的也管，还有一个什么都管。投资体制改革不下去，就是发改委的体制没有发生变化。
我曾建议，把改革的任务具体分解到各有关部门，在现在的条件下，可能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强化政府部门的改革责任，但是，不能把重大的改革分级落到政府部门，因为今天的改革已经触及到一些部门的利益。
现在改革的实际需求是改革研究
从实际情况看，最大的问题，在各方面的争论下，主要的矛盾是改革的供给严重不足，改革的供给同改革的实际需求、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严重不相适应。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地推出一些改革的产品，做出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缓解改革在一些方面的争论。同时有利于利用这样的一些争论把改革往前推。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给上面建议，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现在的改革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状况下，改革的供给问题怎么解决?概括一句话，在目前复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改革的供给问题?应该说目前无论从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