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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啊！”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
一如他后来所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
“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重，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社会民主党”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袖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
9月底，邓小平从乡下回到县城，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他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向大家讲解肃反的真正意义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号召党员活动分子大胆起来揭发瑞金县肃反中的错误问题。随后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说明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肃反委员会）没有掌握政策造成的，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会民主党”过程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予以拘捕。在接着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随后，邓小平亮出自己县委书记的真实身份，代表县委在大会上宣布：立即停止杀人;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因此，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來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甚至有人称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在会昌，邓小平同样如此。尽管他自称“未能打开局面”，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为”。刚刚上任会昌县委书记时，他就果断处理了“靖卫团”骚扰群众的事情。其时，会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残余以稳定局面。之后，又对以地主残余、富农、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在此基础上，在会昌县委的领导下，“破获了西岗、板坑、乌鸦泊三处秘密民团组织，首要大部捉到与决杀了（概是阶级异己分子）”。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筹办“开国盛典”，成为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提议，为统一全国苏维埃运动和对红军的领导，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由于反“围剿”战争的频繁，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苏大会”）几度延期。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面胜利结束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占领了21个县城，10月间开通了瑞金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苏区中央局最后决定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县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把瑞金定为首都。
1931年9月末的瑞金，秋风送爽。邓小平得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等前来瑞金部署“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后，便与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一起前往迎接。晚上，他们召开会议研究具体安排。邓小平汇报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瑞金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这次大会在瑞金顺利召开。”毛泽东赞扬邓小平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就稳定了全县局势。
根据毛泽东“要选择一个便于隐蔽、便于疏散的会场，以防敌机空袭骚扰”的指示，邓小平带着县里几个领导人在叶坪一带转了半天，最后被西面一片茂密林地所吸引。这里中间有一块开阔地，靠南面有一座谢氏祠堂，只要略加修整，便可用作“一苏大会”活动场所，开展阅兵典礼和军民联欢。
邓小平等人看准后，便紧锣密鼓地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组织人员将开阔地扩充平整，修成一个万人“红军广场”，并用竹木、石头在西端筑成一个检阅台;其次，组织人员将谢氏祠堂打扫干净，进行拓宽，在正厅顶端布置一个主席台，大门悬挂一颗大五角星，以形成一个简陋的千人大礼堂;再次，为了避免敌人干扰，防止敌机轰炸，在福建长汀布置一个假的“一苏大会”会场。与此同时，邓小平部署各区乡紧急行动起来，动员人民努力增加生产，保障大会供给，掀起一个向大会奉献厚礼的竞赛热潮。
1931年11月7日清晨，阳光灿烂。庆祝“一苏大会”开幕的红军阅兵典礼在万人广场隆重举行。号角声、锣鼓声、鞭炮声一齐震响。毛泽东亲自升旗，朱德在检阅中带领大家高呼口号。8时许，典礼圆满结束。邓小平按预定方案，指挥大家向四处疏散。片刻，几架国民党轰炸机朝瑞金城低空飞来，盘旋一周，未找到目标，就盲目扔下数枚炸弹，飞向长汀。
11月7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开幕，610名来自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和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因陋就简地安排好代表们的食宿，便一直忙于准备大会的各种文件。经过与会代表的充分讨论，在11月20日大会闭幕前，先后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更名为“瑞京”，直属中央领导。从此，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成为党政军群的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瑞金成了红色中国的第一个首都，时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也自然成为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 抓重点难点，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瑞金，由于肃反扩大化得到及时而彻底的纠正，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使县政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因此，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并对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并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
另外，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据县原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主任罗志才回忆说：“邓小平同志任职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经常指导没有文化的干部，同时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在会昌，他要求各县党组织在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于是，一大批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黨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据1932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党员发展统计，会昌发展了1638名，寻乌发展了476名，安远发展了590名。同时，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邓小平指示三县县委、县苏维埃要以冲锋的精神迅速壮大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由于进行了广泛的“亲劝亲、邻劝邻”宣传动员，加上党员干部带头，广大青年纷纷报名踊跃参加红军，到1932年11月，会昌的赤卫军扩大到4970人，模范师为2529人，地方武装的实力大为增强。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同时，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至2%的好田为红军公田，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
在会昌，邓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运动，各区乡重新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分田委员会，调动广大贫苦农民参与分田斗争的积极性，发挥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的作用，并强调将分田运动的重点放在新区、边区。关于查田，邓小平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指出要将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凡是查出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都要分配给贫农。通过复查分田，许多农民激动万分，纷纷说：“这回我们才算真正翻了身。”
积极组织社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等厂矿。在商业贸易方面，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
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巩固发展瑞金苏区，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1931年10月25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这是一份油印四开报纸，每期出两版，单面印刷。该报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栏目就有“社论”“内外新闻”“扩大红军”“铁锤”等。邓小平经常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指导全县工作。
“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着分歧。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邓小平从苏区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地方红军不宜全部编入正规红军，更不赞成所谓“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在推销公债、征集粮食问题上，鉴于苏区群众负担太重的实际情形，邓小平认为在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过高指标，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
无论环境如何，邓小平都始终坚持注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与工作作风。一如他后来所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注重实地调查。因此，实地调查是邓小平在县政工作中一直都强调和遵循的方法。对于一些看似确定的事情，他也坚持调查之后再作处理。1933年初春，邓小平在会昌基层察访时，被告知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变通敌”;保卫局也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随行的人也认为是明摆着的事实。应该说在当时的会昌，关于叛变通敌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但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强调先调查后再作处理。为此，他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结果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邓小平不仅明察，有时也会暗访。据原苏区会昌县筠门岭区儿童局长朱仲友回忆说，邓小平曾有一次装扮成小商贩暗访儿童团，结果因未被识出而被押往区政府。
在会昌任职期间，针对不少苏维埃干部存在的工作方法粗暴、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现象，邓小平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践行群众路线，对于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在他看来，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他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经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劳动。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一方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的天职”
邓小平身为“京都”书记，一身清廉，处处作出表率，使清正廉洁成为红都风尚。
当时，苏区经过几次反“围剿”，粮食极为紧张，邓小平一面号召全县干部节省口粮，支援前方，一面带头节衣缩食，每月至少节省8斤口粮，有时多达15斤。邓小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吃红薯不剥皮，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在瑞金的十多个月里，邓小平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装，吃的也与大家一样。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尽管已经单薄无毛了，却仍然完整无损。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裤子，一直缝缝补补，结果裤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着它走村串户。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邓小平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区域内来来回回。
邓小平对贪污盗窃、铺张浪费、违法乱纪、欺压人民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下决心要涤荡这些污泥浊水。1932年5月，他根据群众举报，得知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结交黑势力，滥用职权压迫群众，索要财物，打牌酗酒，调戏并强奸多名妇女，还将一封装有子弹头的信塞进工农检察部的门缝里进行威胁。针对这种严重犯罪案件，邓小平立即进行了严查，并及时上报中央最高法庭批准，迅速将陈景魁捉拿公审，执行枪决。
又如钻进革命队伍、窃取叶坪乡苏维埃主席的谢步升，将自己的妻子卖给一个“老光棍”后，一面和地主的小老婆混在一起，一面多次诱奸一位贫农的妻子，并指使人将那位贫农秘密杀害。同时，群众检举谢步升把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首饰、100多斤食盐和数件衣物拿回家里，并偷窃公家3000斤大米卖给米商。邓小平得知上述情况后怒不可遏，马上召开会议，厉声说：“我们苏维埃政权才建立几个月，就有干部如此腐化堕落，贪赃枉法，叫人民怎么相信政府？共产党不清除腐败，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的天职！”他责成县苏维埃裁判部迅速报告中央。1932年5月9日，经中央最高法庭核准，将谢步升公审处决。
通过处理这两个典型案例，各级组织受到极大震撼，瑞金的反腐倡廉工作出现了良好的气象。
尽管邓小平主政瑞金的时间不长，但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努力，苏维埃红色首都的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面耀眼的旗帜。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1931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啊！”
1972年秋天，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来到瑞金，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鄧小平感动不已。他没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一声深情的“邓书记”，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回响，也是对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效的肯定和赞许。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两次任县委书记的经历——县委书记邓小平》，杨东/文，《北京日报》2015年1月26日;《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赵大国/文，《广安日报》2016年10月20日;《邓小平在瑞金反腐败》，桂玉麟/文，《学习时报》2019年6月17日;《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日日夜夜》，张敏/文，新华社2019年10月24日等）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
一如他后来所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
“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重，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社会民主党”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袖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
9月底，邓小平从乡下回到县城，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他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向大家讲解肃反的真正意义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号召党员活动分子大胆起来揭发瑞金县肃反中的错误问题。随后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说明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肃反委员会）没有掌握政策造成的，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会民主党”过程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予以拘捕。在接着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随后，邓小平亮出自己县委书记的真实身份，代表县委在大会上宣布：立即停止杀人;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因此，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來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甚至有人称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在会昌，邓小平同样如此。尽管他自称“未能打开局面”，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为”。刚刚上任会昌县委书记时，他就果断处理了“靖卫团”骚扰群众的事情。其时，会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残余以稳定局面。之后，又对以地主残余、富农、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在此基础上，在会昌县委的领导下，“破获了西岗、板坑、乌鸦泊三处秘密民团组织，首要大部捉到与决杀了（概是阶级异己分子）”。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筹办“开国盛典”，成为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提议，为统一全国苏维埃运动和对红军的领导，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由于反“围剿”战争的频繁，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苏大会”）几度延期。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面胜利结束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占领了21个县城，10月间开通了瑞金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苏区中央局最后决定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县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把瑞金定为首都。
1931年9月末的瑞金，秋风送爽。邓小平得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等前来瑞金部署“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后，便与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一起前往迎接。晚上，他们召开会议研究具体安排。邓小平汇报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瑞金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这次大会在瑞金顺利召开。”毛泽东赞扬邓小平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就稳定了全县局势。
根据毛泽东“要选择一个便于隐蔽、便于疏散的会场，以防敌机空袭骚扰”的指示，邓小平带着县里几个领导人在叶坪一带转了半天，最后被西面一片茂密林地所吸引。这里中间有一块开阔地，靠南面有一座谢氏祠堂，只要略加修整，便可用作“一苏大会”活动场所，开展阅兵典礼和军民联欢。
邓小平等人看准后，便紧锣密鼓地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组织人员将开阔地扩充平整，修成一个万人“红军广场”，并用竹木、石头在西端筑成一个检阅台;其次，组织人员将谢氏祠堂打扫干净，进行拓宽，在正厅顶端布置一个主席台，大门悬挂一颗大五角星，以形成一个简陋的千人大礼堂;再次，为了避免敌人干扰，防止敌机轰炸，在福建长汀布置一个假的“一苏大会”会场。与此同时，邓小平部署各区乡紧急行动起来，动员人民努力增加生产，保障大会供给，掀起一个向大会奉献厚礼的竞赛热潮。
1931年11月7日清晨，阳光灿烂。庆祝“一苏大会”开幕的红军阅兵典礼在万人广场隆重举行。号角声、锣鼓声、鞭炮声一齐震响。毛泽东亲自升旗，朱德在检阅中带领大家高呼口号。8时许，典礼圆满结束。邓小平按预定方案，指挥大家向四处疏散。片刻，几架国民党轰炸机朝瑞金城低空飞来，盘旋一周，未找到目标，就盲目扔下数枚炸弹，飞向长汀。
11月7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开幕，610名来自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和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因陋就简地安排好代表们的食宿，便一直忙于准备大会的各种文件。经过与会代表的充分讨论，在11月20日大会闭幕前，先后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更名为“瑞京”，直属中央领导。从此，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成为党政军群的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瑞金成了红色中国的第一个首都，时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也自然成为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 抓重点难点，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瑞金，由于肃反扩大化得到及时而彻底的纠正，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使县政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因此，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并对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并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
另外，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据县原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主任罗志才回忆说：“邓小平同志任职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经常指导没有文化的干部，同时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在会昌，他要求各县党组织在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于是，一大批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黨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据1932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党员发展统计，会昌发展了1638名，寻乌发展了476名，安远发展了590名。同时，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邓小平指示三县县委、县苏维埃要以冲锋的精神迅速壮大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由于进行了广泛的“亲劝亲、邻劝邻”宣传动员，加上党员干部带头，广大青年纷纷报名踊跃参加红军，到1932年11月，会昌的赤卫军扩大到4970人，模范师为2529人，地方武装的实力大为增强。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同时，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至2%的好田为红军公田，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
在会昌，邓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运动，各区乡重新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分田委员会，调动广大贫苦农民参与分田斗争的积极性，发挥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的作用，并强调将分田运动的重点放在新区、边区。关于查田，邓小平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指出要将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凡是查出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都要分配给贫农。通过复查分田，许多农民激动万分，纷纷说：“这回我们才算真正翻了身。”
积极组织社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等厂矿。在商业贸易方面，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
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巩固发展瑞金苏区，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1931年10月25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这是一份油印四开报纸，每期出两版，单面印刷。该报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栏目就有“社论”“内外新闻”“扩大红军”“铁锤”等。邓小平经常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指导全县工作。
“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着分歧。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邓小平从苏区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地方红军不宜全部编入正规红军，更不赞成所谓“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在推销公债、征集粮食问题上，鉴于苏区群众负担太重的实际情形，邓小平认为在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过高指标，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
无论环境如何，邓小平都始终坚持注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与工作作风。一如他后来所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注重实地调查。因此，实地调查是邓小平在县政工作中一直都强调和遵循的方法。对于一些看似确定的事情，他也坚持调查之后再作处理。1933年初春，邓小平在会昌基层察访时，被告知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变通敌”;保卫局也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随行的人也认为是明摆着的事实。应该说在当时的会昌，关于叛变通敌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但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强调先调查后再作处理。为此，他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结果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邓小平不仅明察，有时也会暗访。据原苏区会昌县筠门岭区儿童局长朱仲友回忆说，邓小平曾有一次装扮成小商贩暗访儿童团，结果因未被识出而被押往区政府。
在会昌任职期间，针对不少苏维埃干部存在的工作方法粗暴、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现象，邓小平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践行群众路线，对于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在他看来，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他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经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劳动。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一方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的天职”
邓小平身为“京都”书记，一身清廉，处处作出表率，使清正廉洁成为红都风尚。
当时，苏区经过几次反“围剿”，粮食极为紧张，邓小平一面号召全县干部节省口粮，支援前方，一面带头节衣缩食，每月至少节省8斤口粮，有时多达15斤。邓小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吃红薯不剥皮，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在瑞金的十多个月里，邓小平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装，吃的也与大家一样。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尽管已经单薄无毛了，却仍然完整无损。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裤子，一直缝缝补补，结果裤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着它走村串户。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邓小平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区域内来来回回。
邓小平对贪污盗窃、铺张浪费、违法乱纪、欺压人民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下决心要涤荡这些污泥浊水。1932年5月，他根据群众举报，得知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结交黑势力，滥用职权压迫群众，索要财物，打牌酗酒，调戏并强奸多名妇女，还将一封装有子弹头的信塞进工农检察部的门缝里进行威胁。针对这种严重犯罪案件，邓小平立即进行了严查，并及时上报中央最高法庭批准，迅速将陈景魁捉拿公审，执行枪决。
又如钻进革命队伍、窃取叶坪乡苏维埃主席的谢步升，将自己的妻子卖给一个“老光棍”后，一面和地主的小老婆混在一起，一面多次诱奸一位贫农的妻子，并指使人将那位贫农秘密杀害。同时，群众检举谢步升把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首饰、100多斤食盐和数件衣物拿回家里，并偷窃公家3000斤大米卖给米商。邓小平得知上述情况后怒不可遏，马上召开会议，厉声说：“我们苏维埃政权才建立几个月，就有干部如此腐化堕落，贪赃枉法，叫人民怎么相信政府？共产党不清除腐败，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的天职！”他责成县苏维埃裁判部迅速报告中央。1932年5月9日，经中央最高法庭核准，将谢步升公审处决。
通过处理这两个典型案例，各级组织受到极大震撼，瑞金的反腐倡廉工作出现了良好的气象。
尽管邓小平主政瑞金的时间不长，但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努力，苏维埃红色首都的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面耀眼的旗帜。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1931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啊！”
1972年秋天，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来到瑞金，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鄧小平感动不已。他没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一声深情的“邓书记”，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回响，也是对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效的肯定和赞许。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小婷 来源/《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两次任县委书记的经历——县委书记邓小平》，杨东/文，《北京日报》2015年1月26日;《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赵大国/文，《广安日报》2016年10月20日;《邓小平在瑞金反腐败》，桂玉麟/文，《学习时报》2019年6月17日;《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日日夜夜》，张敏/文，新华社2019年10月24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