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在伦敦住，大不列颠给我的印象除了完善的交通和遍地的风衣之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了。我还记得住进宿舍的当晚，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外面下着伦敦常见的绵绵细雨，内心愁苦万分。这时听到有人敲门，然后几个白人很热情地冲进来，兴高采烈地说有个party，邀请我去参加。尽管这在一个中国人看来非常突兀，但我还是跟着去了，并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愉快的夜晚。
　　我有时候在路边抽烟，会有伦敦青皮跑过来借火。对方点着之后，不会匆匆而去，而是热情地攀谈起来：“我听说你们那个国家……”或者“我们那个女王就别提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甚至有一次我在海德公园的椅子上吃盒饭，一个遛弯的英国老头居然停下来跟我套近乎，提醒我风大，小心吃坏肚子。说完，他就像邓布利多一样跑着消失了。
　　后来我回到熟悉的祖国，这种事情就没有再发生过。在机场借完火的中年人面带忧虑，紧皱着眉头快步离去；蹲在路边吃盒饭会被当作民工而遭受歧视，还会招来几只轻佻的野狗；搬到新的小区永远不会听到有入敲门，除非来的是做人口登记的警察。
　　跟我的同胞比起来，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像越狱的犯人又回到熟悉的牢房。我见到乞丐仿佛一阵风掠过，面对陌生人的搭讪就像处女一样警惕。曾经有一次，一个路边迷路的小学生向我借一块钱坐公交回家，我仔细盘查了她的学生证后才给了她。等她道谢走了之后，我才怔怔地回过神来，头一次为自己感到羞耻。
　　这一切的发生既平常却又让人感到怪异，因为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我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隔阂，在乡间，夜不闭户是常有的事情。基于社区邻里关系而建立的基层组织构成了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基石，而随着90年代以后城市化大规模展开，消费主义席卷一切，这些传统的东西都在逐渐被抛弃，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信任，都变得越来越淡，我们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陌生人。
　　罗伯特·帕特南写过一本叫“独自打保龄球”的书，描绘了美国社群生活是如何走向衰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正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热衷于各种有组织的生活，闲暇时间在和邻居喝茶聊天中度过，喜欢建立各种俱乐部。卡波特的小说《冷血》对此有过很细致的描述，这种公民参与和互助的热情成为美国爱国主义的根本，于是，“一代人在那里互相问好”。
　　然而，后来这些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制度不同，但中国和美国的某些轨迹是相同的。美国人从俱乐部里的热闹繁荣演变成了独自打保龄球的一群人，中国人从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宅男宅女。当普遍的冷漠被推向极致的时候，18个路人对躺在递上的小悦悦视而不见，或者摔倒在地的老人被众人围观，就不再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而是一个必然结果。
　　我们一边匆忙赶路，一边抱怨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从未想过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传统秩序已在悄然远去，但新的秩序却没有因此而扬帆起航。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人与人之间冷漠以对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能否以自己的切身行动来为这个不够友好的世界增加几分暖人的温情呢？
　　（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