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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美国时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相通的方面或许很多，但是核心的一条应当是公平，既包括权利平等，也包括机会平等。美国梦的最大特点便是如此，屌丝也有翻身的机会，黑人也可以成为总统，阶层流动的通道保持畅通。
2006年，世界银行在全球同时公布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公平性应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成功减贫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将公平性定义为人人机会均等。报告说，公平性不仅本身是目的，而且公平性往往刺激更多和更具成效的投资，从而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
遗憾的是，中国的“机会不公”的情况竟有了越演越烈的趋势。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讲座教授、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卢乃桂和教育学专业哲学博士许庆豫联合撰写的《我国90年代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分析》中写到：“在我国，机关干部和企事业负责人在全国各行业从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2.02%，但是，他们的子女在本科高等学校学生总数中的比例高达15%。相对地，农民及其相关职业的从业人口在整个从业人口中的比例高达69.3%，但他们的子女在本科高校学生中的比例只有29.4%。这一现象说明，出身于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高等学校学生分布明显地不平衡。家庭职业地位较低的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中，总体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本科高等学校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尚须积极提高。”
而据2004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父亲的干部身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人生而平等，却为何在今天依旧有那么多的不公在社会中涌现？那是因为，特权阶层越来越多地把持了向上的通道，形成了“隐性世袭”现象。
社会上流传的两首民谣生动地展现了“隐性世袭”现象。一首是：“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儿往里钻。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锅。”
很多人看着这两首民谣笑了出来，笑过之后却不免沉重。多少农民父母，砸锅卖铁只为了孩子能上一个普通的学校，将来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多少寒窗十年的学子，只为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在辛勤努力着，而与此同时，那些学习学不好、做人做不好的“二世祖”们，却在想当然地享受着无须付出劳动的高薪和居高临下的快感。“教育不再能够改变命运”，贫寒子弟们哀叹。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则被不断转发的帖子：《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新闻，说有个女孩子以她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没问题，她从小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深受曾留学法国的母亲“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最多而不是最好”的影响，决定放弃高考，申请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大学，并获得成功。这个女孩获得一片褒扬之声。
掌声的角落里一个冷静的声音在抗议。一条匿名的留言说：“我没有皇城根下的家，也没有留过洋的爸妈。我只能咬着牙拼命学习，在千军万马中挤破头，换来一个国内普通的大学，我还要拼命努力，才能换来一个普通的人生。但这条新闻把千万个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从没放弃努力的孩子，当成了傻瓜。”
这则新闻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社会阶层板结的现象。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小孩无法得到“富二代”、“官二代”那样的机会，因此，仇富者有之，自暴自弃者也有之。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生而不平等”引发了人才的流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于是，对“好爸爸”的渴望超越了奋斗的精神。
当实现梦想的机会开始成为一种“命中注定”，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便更容易走向极端。
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学生崔殿军毕业后被招聘到黑龙江省某市环保局工作。按规定，试用期合格即可转为正式职工。出身贫困家庭的崔殿军，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转正，工作上积极努力，同事们有求必应。他还无偿为局长的女儿辅导功课。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单位上仅有的两个转正指标给了领导的亲戚。崔殿军将怨气发泄在局长身上，淋汽油火烧局长后服毒自杀，造成两人陨命。
何其哀也！好好的有志青年，或许他生前曾才华横溢，或许他将成为国之栋梁，但正是因为生而不平等，让一个好好的上进青年不仅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甚至还成了杀人凶手！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公平的正义应符合两个原则：一是自由优先原则，即自由是最大的正义，“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二是机会平等原则，并在保证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考虑差别。
而如今我们的孩子们，有多少正在苦苦挣扎于“没有好爸爸”的痛苦当中！
起点的不平等，就像登山比赛一样，有的从山脚出发，有的则直接从山腰往上爬。那些权势人家的子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上好的学校，毕业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直接进入权力系统，为今后的发展早早打好基础。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一般不得不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
在人生发展过程中，权贵子弟往往在父辈的安排下，在实权部门的关键职位上不停地腾挪换位，为以后占据要位打下经验和人脉基础。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多倍努力才能得到社会的一份承认，有的甚至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更莫侈谈进入权力核心了。
我们期望，在逐渐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有更多的“二世祖”被社会从温床上踢下来，正如我们期望，有更多普通家庭的奋进青年可以逐渐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在平等的起点上，获得通往“中国梦”的权利。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十问中国梦——给梦想多一点时间》 ）
2006年，世界银行在全球同时公布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公平性应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成功减贫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将公平性定义为人人机会均等。报告说，公平性不仅本身是目的，而且公平性往往刺激更多和更具成效的投资，从而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
遗憾的是，中国的“机会不公”的情况竟有了越演越烈的趋势。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讲座教授、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卢乃桂和教育学专业哲学博士许庆豫联合撰写的《我国90年代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分析》中写到：“在我国，机关干部和企事业负责人在全国各行业从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2.02%，但是，他们的子女在本科高等学校学生总数中的比例高达15%。相对地，农民及其相关职业的从业人口在整个从业人口中的比例高达69.3%，但他们的子女在本科高校学生中的比例只有29.4%。这一现象说明，出身于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高等学校学生分布明显地不平衡。家庭职业地位较低的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中，总体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本科高等学校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尚须积极提高。”
而据2004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父亲的干部身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人生而平等，却为何在今天依旧有那么多的不公在社会中涌现？那是因为，特权阶层越来越多地把持了向上的通道，形成了“隐性世袭”现象。
社会上流传的两首民谣生动地展现了“隐性世袭”现象。一首是：“书记喊精简，儿女往内安；局长喊精简，外甥上了编；主任喊精简，妻妹往内转；秘书喊精简，哥们儿往里钻。饭锅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复一年，超员又翻番；脂肪未曾减，更把肥膘添；精简又动员，大伙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有利一条裙带裹，有油流满一口锅。”
很多人看着这两首民谣笑了出来，笑过之后却不免沉重。多少农民父母，砸锅卖铁只为了孩子能上一个普通的学校，将来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多少寒窗十年的学子，只为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在辛勤努力着，而与此同时，那些学习学不好、做人做不好的“二世祖”们，却在想当然地享受着无须付出劳动的高薪和居高临下的快感。“教育不再能够改变命运”，贫寒子弟们哀叹。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则被不断转发的帖子：《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新闻，说有个女孩子以她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没问题，她从小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深受曾留学法国的母亲“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最多而不是最好”的影响，决定放弃高考，申请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大学，并获得成功。这个女孩获得一片褒扬之声。
掌声的角落里一个冷静的声音在抗议。一条匿名的留言说：“我没有皇城根下的家，也没有留过洋的爸妈。我只能咬着牙拼命学习，在千军万马中挤破头，换来一个国内普通的大学，我还要拼命努力，才能换来一个普通的人生。但这条新闻把千万个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从没放弃努力的孩子，当成了傻瓜。”
这则新闻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社会阶层板结的现象。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小孩无法得到“富二代”、“官二代”那样的机会，因此，仇富者有之，自暴自弃者也有之。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生而不平等”引发了人才的流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于是，对“好爸爸”的渴望超越了奋斗的精神。
当实现梦想的机会开始成为一种“命中注定”，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便更容易走向极端。
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学生崔殿军毕业后被招聘到黑龙江省某市环保局工作。按规定，试用期合格即可转为正式职工。出身贫困家庭的崔殿军，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转正，工作上积极努力，同事们有求必应。他还无偿为局长的女儿辅导功课。然而，他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单位上仅有的两个转正指标给了领导的亲戚。崔殿军将怨气发泄在局长身上，淋汽油火烧局长后服毒自杀，造成两人陨命。
何其哀也！好好的有志青年，或许他生前曾才华横溢，或许他将成为国之栋梁，但正是因为生而不平等，让一个好好的上进青年不仅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甚至还成了杀人凶手！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公平的正义应符合两个原则：一是自由优先原则，即自由是最大的正义，“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二是机会平等原则，并在保证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考虑差别。
而如今我们的孩子们，有多少正在苦苦挣扎于“没有好爸爸”的痛苦当中！
起点的不平等，就像登山比赛一样，有的从山脚出发，有的则直接从山腰往上爬。那些权势人家的子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上好的学校，毕业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直接进入权力系统，为今后的发展早早打好基础。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一般不得不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
在人生发展过程中，权贵子弟往往在父辈的安排下，在实权部门的关键职位上不停地腾挪换位，为以后占据要位打下经验和人脉基础。而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多倍努力才能得到社会的一份承认，有的甚至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更莫侈谈进入权力核心了。
我们期望，在逐渐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有更多的“二世祖”被社会从温床上踢下来，正如我们期望，有更多普通家庭的奋进青年可以逐渐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在平等的起点上，获得通往“中国梦”的权利。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十问中国梦——给梦想多一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