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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纹饰在青铜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文章以河南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为研究对象，从图像学和风格学的角度分析时代风格转变之下纹饰的表现形式，阐述纹饰蕴藏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以此揭示先秦青铜器纹饰与风格之间的演变关系。
关键词：河南;青铜器;纹饰
目前，虽然有学者对河南先秦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研究，但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规律性探讨。笔者借用图像学和里格尔风格学的研究方法，将青铜器纹饰的风格演变从时间上划分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时期、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五个阶段，分析不同时期青铜器纹饰的造型特征、构图布局、题材类型的转变过程，以揭示先秦青铜器纹饰的演变关系。
1 简率古拙的风格
我国古代青铜器纹饰始于夏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此时期的青铜纹饰特征与原始陶器一脉相承，体现在简洁的构图布局以及稚拙粗糙的纹饰造型。
1.1 布局简单
从已出土的青铜器看，此时期青铜器纹饰受较早时期陶器纹饰的影响，器身素面或以简单的几何线状纹居多，如弦纹、网格纹、乳钉纹等。纹饰按水平方向并列于器物腹部，呈现简洁质朴的风格。如夏乳钉纹爵，纹饰并不发达，五枚乳钉横排于腹部，并无其他纹饰。
1.2 造型稚拙
此时期的青铜戈上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尤其是青铜牌饰上出现的兽面纹（图1），单线勾勒，兽眼突出，采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刻画被神化的饕餮形象，但在造型上却流露出原始气息。对比新砦遗址陶器盖上刻画的龙纹（图2），发现两者皆具有梭形眼睛、弯月状的眉毛以及卷曲的须鬓，可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与新砦遗址的龙纹陶器盖纹饰一脉相承。但青铜纹饰具有某种真实的稚气，在神秘狞厉中荡漾出不可企及的原始天真的拙朴之美。
里格尔指出古代的先民对于艺术的表现是由内部精神生发出追求外在形式的艺术冲动，而原始先民的内部精神是由万物有灵的巫术观所主宰。原始氏族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不足，他们坚信世间万物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神秘且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对危险时，先民们没有抵御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拥有神秘力量的神明。因此，这一时期的饕餮纹样在先民眼中不仅象征着上古神力，更是部落和氏族的保护神。
2 简洁疏朗的风格
二里崗文化继承并发展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以郑州商城为中心分布。此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风格上逐渐褪去原始质朴的气息，带有简洁明朗的风貌。
2.1 布局渐密
虽然纹饰保留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简单化的几何造型，但多数作为辅助纹饰。纹饰的构图布局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有明显的改变，素面装饰极为少见，纹饰逐渐繁密，开始遍布全身，尤其是早期单一线性的横向水平构图演变为带状横纵多层次的布局，成为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的特征。如青铜兽面纹牺首尊，在肩部和腹部刻画单层饕餮纹，并有联珠纹环绕。
2.2 造型渐繁缛
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饕餮纹异军突起，成为青铜器的主流纹饰①，如郑州商城出土了以饕餮纹为主纹饰的16件铜爵和6件方鼎。虽然饕餮纹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二里岗时期的饕餮纹已经褪去了早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原始稚拙，变得凌厉恐怖。在造型上，以梭形眼为主，凸出的双目加强了饕餮的凌厉感，衬托出威严的视觉效果。例如郑州白家庄出土的青铜罍（图3），饕餮面部不仅双目凸出，鼻部、角部等也隆起。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牌饰的饕餮以平面形象为主，带有原始质朴的趣味;二里岗文化晚期阶段饕餮的双目、兽鼻与兽耳等部位逐渐立体化，运用高浮雕的装饰手法，突出饕餮的威严狞厉。实际上，促成这种风格的转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正如里格尔认为真正支配目的和意图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和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建立的初期，虽然出现奴隶主和平民等级之分，但更多的是受到原始氏族部落的文化影响。二里岗文化晚期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明尊卑，别上下”的等级观念在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逐渐盛行，因此，奴隶主希望借助庄严肃穆的饕餮纹震慑平民并巩固自己的地位。
总体而言，二里头文化时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主要以单线几何纹和夸张动物纹为主，在纹饰风格上呈现复杂化和细腻化的倾向性。二里岗文化早期与晚期相比，纹饰风格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在构图布局上纹饰的密度变大，在造型上显得更为繁复，尤其是兽面纹的眼睛开始具有殷墟时期的特征。
3 庄严诡异的风格
自盘庚定殷后青铜器纹饰发展到了巅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被殷墟文化承袭并发展，形成以安阳为中心地区的青铜文化。青铜器纹饰在风格上呈现出神秘恐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复杂的造型、神秘的题材以及严谨细致的构图等方面。
3.1 造型繁缛
殷墟二期出现了大量的夔龙纹，型式复杂。早期夔龙形象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似龙形的图案（图4）。至殷墟时期，夔龙纹的造型逐渐精致、复杂化，出现一首双身龙纹、兽形夔龙纹（图5）、鸟形夔龙纹和蛇形夔龙纹等，两两相对，张口巨目，并刻画出细致的卷曲尾部，脚爪线条清晰。由早期简单朴素的夔龙形象转变为繁缛华丽的造型，是先民对神灵高度崇拜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林巳奈夫先生认为，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是部落崇拜物的象征，纹饰的装饰位置则是部落社会地位的反映。例如，殷墟时期的夔龙纹经常与饕餮纹组合成装饰带，可见当时信仰夔龙的氏族与信仰饕餮的氏族在社会地位上是处于平等关系的。但在殷墟晚期，夔龙纹逐渐从饕餮纹中解放出来，并且饕餮纹出现的频率也逐渐下降，其中不免渗透着两种氏族部落的地位发生了质的转变。
3.2 题材神秘
在题材方面新增蝉纹、人兽纹、鸟纹等。首先，谈谈神秘化的蝉纹题材，如1976年安阳殷墟出土的圆鼎腹部饰一周蝉纹。《论衡·无形篇》中记载“复育转而为蝉”，可见蝉纹在先民眼中是死而转生的象征。蝉纹与神秘恐怖的兽面纹、蛇纹、云雷纹等纹饰组合成装饰带，传达出庄严神异的氛围。 其次，殷墟二期后母戊鼎的鼎耳正面饰有虎噬人纹，虎口相对，中间有一人首。《尚书·汤诰》记载“惟简在上帝之心”，可见当时先民将“上帝”视为最高统治的神，这种“事鬼神”的宗教观念控制了殷商時期先民的思想意识，巫师凭借老虎的神力与天地交流。虎代表自然界，掌控人类的命运，而人必须依附于自然，依附于老虎的神权之下，其中不免渗透着严格的等级观念，正如里格尔指出古代先民是以自己的“意志”驾驭和控制充满神秘意味的动物符号，因而会存在鲜明的等级差别。动物纹饰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保护神转变为权力、等级的象征，奴隶主君权与神权相融合。
自殷墟四期起，饕餮纹数量减少，鸟纹等现实型动物纹出现的频率增加，表明先民在思想意识上逐渐摆脱神权控制。如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鸮尊，前端饰有立鸟，尾部饰展翅飞翔的鸮纹。《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先民将商祖先喻为玄鸟，鸟成为他们的崇拜物，而不再是神秘化的饕餮、夔龙等动物形象，因此作为商人图腾的鸟纹开始取代兽面纹成为青铜器上的主体纹饰。①上帝在先民心中的地位逐渐被祖先替代，增强了商末王室的权力。
3.3 布局严谨
先民追求的并不是把简单相同的图案集中一起，而是依据对称均衡的美学原则进行纹饰的布局，从而使组合的纹饰体现出节奏感和韵律美。如蝉纹与饕餮纹（图6）、夔龙纹、凤鸟纹等，按照器型结构和对称式构图经营位置②，尤其是蝉纹与饕餮纹的组合，经常以轴对称和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组合成新的装饰纹样。如妇好鸮尊的正面饰两蝉纹饰，也是根据器型的走向构成，形成庄严沉稳的格局。纹饰遵循严谨对称的结构与商王朝强调威严的天命观是一脉相承的，在“畏天命”的影响之下，平民谨遵统治者的要求，以谨慎严谨的态度对青铜器纹饰经营位置。
殷墟时期青铜器纹饰以神秘动物纹为主，呈现出繁缛华丽、威严狞厉的风貌，尤其是花瓣纹和饕餮纹的转变异常明显。如罗山县天湖村出土的大鼎腹部饰四瓣花纹以怪诞的形象为主，线条刚硬，造型凝重对称，将威严的权力和神性融为一体，自此，青铜器纹饰不仅成为奴隶主巩固地位的手段，还被赋予了政治、宗教的文化内涵。
4 沉稳典雅的风格
西周初期仍秉承殷墟晚期凝重威严的风格。至中期，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步清晰，纹饰出现了质的转变，纹饰造型趋向抽象化，但在构图布局上仍延续殷墟严谨对称的特征，从而形成沉稳典雅的风格。
4.1 造型抽象
洛阳出土的荣子方尊颈部饰有鸟纹，与殷墟时期的鸟纹相比，此时的鸟眼睛变小，尤其是将令人生畏的大喙进行夸张变形，形成漩涡形，刚硬的线条也逐渐演变为曲线纹，充满柔美的韵味。更值得一提的是，殷商时期的夔龙纹以单独图案居多，至西周时期，夔身拉长并分解重组，身躯逐渐抽象化，形成几何意味浓厚的窃曲纹。③如荣子方尊的圈足饰回首卷尾的夔龙纹，营造出灵动飞扬的气氛，充满生机和活力。神秘的动物纹样之所以出现分解、图案化，是由于“周人敬鬼神而远之”，神性被削弱，王权成为最高的统治。
4.2 布局整齐
纹样在经营位置上延续殷墟时期的严谨对称，如洛阳出土的西周青铜编钟，于微弧，钲、篆间均以粗突棱线标明分界，旋上饰规整的窃曲纹。又如平顶出土的青铜卣，提梁表面饰多组菱形回纹，两周弦纹饰于圈足外部，颈部饰两组凤纹，纹饰清晰，呈现两两对称的稳定结构，形成庄重典雅、严谨周密的风格。这种纹饰布局呈现出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特征，其背后蕴藏着周朝的“宗法礼乐制度”，每个人必须严格地扮演由自己社会地位决定的角色，并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不可逾越的位置关系。这种严格的等级意识反映到青铜器的纹饰上，便强化了布局上的层次感。
纵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虽然仍存在以神秘为主的题材，但它们由殷墟时期的写实性演变为抽象化，节奏也趋于舒缓，尤其是不再具有狞厉恐怖的气氛，初显了世俗化的过程。这转变的背后是时代意识的实现，即西周中期逐渐减弱的宗法礼教。商代“尚鬼神”的宗教信仰至西周中期已经淡薄，正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武乙射天”的故事，可见先民已经逐渐对天地鬼神产生怀疑。
5 精致世俗的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西周的“礼乐制度”从宗法巫术中解脱出来，以服务于人、使人快乐为目的的理性精神逐渐主宰先民的思想意识，促使奴隶主的地位下降，人逐渐成为世界的主体。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也体现在青铜器装饰纹样上，如在造型上化静态为动态，题材上新出现现实生活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开始使用鎏金、金银错等华丽的工艺制作手法。
5.1 造型灵动
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莲鹤方壶，生动灵异的怪兽饰于器耳、器足，壶顶周围饰镂空的莲瓣，更引人注目的是，上方立有一只引颈高歌的仙鹤，仙鹤仿佛一朵“天然去雕饰”的莲花，淡化了殷墟青铜器的神秘威严和西周青铜器的理性典雅，转变为自由舒展、活泼灵动的新风格。郭沫若曾说：“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传统之束缚，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①
5.2 题材生活化
纹饰题材新增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等以现实生活为主的场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水路攻占纹鉴，鉴外壁饰三层水陆攻战纹图，上层和下层都以步兵为主，有的为单列，有的为相斗，中层是多个场景组合的水陆攻战纹饰。与殷墟时期相比，此时期青铜器很少出现以人为主题的纹饰，即便有出现，也仅是辅助纹饰，并且人的地位远低于神圣化的动物。至东周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列国以“武”相向，先民崇尚以“奋争”为美的精神状态，展现人的自信的水陆攻战纹饰横空出世，渗透着对拼搏勇武精神的赞美。②自此，青铜器纹饰的艺术视角从天上转向人间，现实生活中的人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5.3 工艺精美
以淅川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为例，纹饰在继承商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奇诡浪漫、繁缛华丽的风格，纹饰题材和装饰手法表现了独特的楚文化。如青铜神兽，造型精美奇特，工艺上新增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采用夸张浪漫的艺术手法表现头上盘缠的六条龙，侧翼的两条大龙昂首翘尾，弥漫着神秘气氛，富有华丽的抽象美感。虽然其是作为镇墓神兽，但却没有狰狞的恐怖神态，而是具有生活气息化的俏皮可爱。又如镶嵌红铜壶的器表饰满七层红铜画像，错金、嵌铜、镶嵌绿松石等装饰手法的运用使得青铜器覆上了一层精美华丽的装饰风格。
6 结语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器，由于受原始陶器的影响，呈现出简率古拙的风格，纹饰不发达。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主宰先民的思想意识，动物纹饰成为先民的保护神，透露出原始天真的趣味。至二里岗文化时期，风格趋向简洁疏朗，在布局上素面装饰减少，造型逐渐繁缛，由于奴隶主希望借拥有神权的饕餮巩固地位，促成兽面纹的频繁出现。其中，立体化的双目、兽鼻覆上了一层恐怖森严的气氛。殷墟时期，“事鬼神”的思想观念与森严的等级制度将神权与君权逐渐融合，促成风格转变为庄严诡异，表现在繁缛华丽的造型、神秘化的题材以及严谨的布局。至西周中期，形成沉稳典雅的风格，由于“周人敬鬼神而远之”，动物纹饰分解重组，形成带有抽象化的几何纹饰，在“宗法礼乐制度”之下，延续殷墟晚期井然有序的构图风格。春秋战国时期，以服务于人为目的的理性精神成为社会的思想潮流，反映到青铜器纹饰之上，形成精致世俗化的风格，体现在灵动活泼的造型、浓厚的现实生活题材以及华丽工艺的使用。
参考文献
[1]阿洛瓦·里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M].刘景联，李薇蔓，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2]张涵钰.纹饰复杂化视域下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青铜容器铸造技术[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0：23-25.
[3]赵文治.商代青铜器主要动物纹饰地位的演变及其原因探析[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4：26-28.
[4]汤淑君.河南商周青铜器蝉纹及其相关问题[J].中原文物，2004（6）：38.
[5]朱淑姣.商周时期青铜器夔龙纹艺术符号研究[D].株州：湖南工业大学，2009：31-34.
[6]吴工正.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成就[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5.
[7]朱军献.对战国时期青铜器水陆攻战纹饰的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04：21-25.
关键词：河南;青铜器;纹饰
目前，虽然有学者对河南先秦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研究，但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规律性探讨。笔者借用图像学和里格尔风格学的研究方法，将青铜器纹饰的风格演变从时间上划分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时期、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五个阶段，分析不同时期青铜器纹饰的造型特征、构图布局、题材类型的转变过程，以揭示先秦青铜器纹饰的演变关系。
1 简率古拙的风格
我国古代青铜器纹饰始于夏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此时期的青铜纹饰特征与原始陶器一脉相承，体现在简洁的构图布局以及稚拙粗糙的纹饰造型。
1.1 布局简单
从已出土的青铜器看，此时期青铜器纹饰受较早时期陶器纹饰的影响，器身素面或以简单的几何线状纹居多，如弦纹、网格纹、乳钉纹等。纹饰按水平方向并列于器物腹部，呈现简洁质朴的风格。如夏乳钉纹爵，纹饰并不发达，五枚乳钉横排于腹部，并无其他纹饰。
1.2 造型稚拙
此时期的青铜戈上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尤其是青铜牌饰上出现的兽面纹（图1），单线勾勒，兽眼突出，采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刻画被神化的饕餮形象，但在造型上却流露出原始气息。对比新砦遗址陶器盖上刻画的龙纹（图2），发现两者皆具有梭形眼睛、弯月状的眉毛以及卷曲的须鬓，可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与新砦遗址的龙纹陶器盖纹饰一脉相承。但青铜纹饰具有某种真实的稚气，在神秘狞厉中荡漾出不可企及的原始天真的拙朴之美。
里格尔指出古代的先民对于艺术的表现是由内部精神生发出追求外在形式的艺术冲动，而原始先民的内部精神是由万物有灵的巫术观所主宰。原始氏族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不足，他们坚信世间万物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神秘且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对危险时，先民们没有抵御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拥有神秘力量的神明。因此，这一时期的饕餮纹样在先民眼中不仅象征着上古神力，更是部落和氏族的保护神。
2 简洁疏朗的风格
二里崗文化继承并发展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以郑州商城为中心分布。此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风格上逐渐褪去原始质朴的气息，带有简洁明朗的风貌。
2.1 布局渐密
虽然纹饰保留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简单化的几何造型，但多数作为辅助纹饰。纹饰的构图布局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比有明显的改变，素面装饰极为少见，纹饰逐渐繁密，开始遍布全身，尤其是早期单一线性的横向水平构图演变为带状横纵多层次的布局，成为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的特征。如青铜兽面纹牺首尊，在肩部和腹部刻画单层饕餮纹，并有联珠纹环绕。
2.2 造型渐繁缛
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饕餮纹异军突起，成为青铜器的主流纹饰①，如郑州商城出土了以饕餮纹为主纹饰的16件铜爵和6件方鼎。虽然饕餮纹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二里岗时期的饕餮纹已经褪去了早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原始稚拙，变得凌厉恐怖。在造型上，以梭形眼为主，凸出的双目加强了饕餮的凌厉感，衬托出威严的视觉效果。例如郑州白家庄出土的青铜罍（图3），饕餮面部不仅双目凸出，鼻部、角部等也隆起。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牌饰的饕餮以平面形象为主，带有原始质朴的趣味;二里岗文化晚期阶段饕餮的双目、兽鼻与兽耳等部位逐渐立体化，运用高浮雕的装饰手法，突出饕餮的威严狞厉。实际上，促成这种风格的转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正如里格尔认为真正支配目的和意图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和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建立的初期，虽然出现奴隶主和平民等级之分，但更多的是受到原始氏族部落的文化影响。二里岗文化晚期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明尊卑，别上下”的等级观念在二里岗文化晚期晚段逐渐盛行，因此，奴隶主希望借助庄严肃穆的饕餮纹震慑平民并巩固自己的地位。
总体而言，二里头文化时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主要以单线几何纹和夸张动物纹为主，在纹饰风格上呈现复杂化和细腻化的倾向性。二里岗文化早期与晚期相比，纹饰风格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在构图布局上纹饰的密度变大，在造型上显得更为繁复，尤其是兽面纹的眼睛开始具有殷墟时期的特征。
3 庄严诡异的风格
自盘庚定殷后青铜器纹饰发展到了巅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被殷墟文化承袭并发展，形成以安阳为中心地区的青铜文化。青铜器纹饰在风格上呈现出神秘恐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复杂的造型、神秘的题材以及严谨细致的构图等方面。
3.1 造型繁缛
殷墟二期出现了大量的夔龙纹，型式复杂。早期夔龙形象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似龙形的图案（图4）。至殷墟时期，夔龙纹的造型逐渐精致、复杂化，出现一首双身龙纹、兽形夔龙纹（图5）、鸟形夔龙纹和蛇形夔龙纹等，两两相对，张口巨目，并刻画出细致的卷曲尾部，脚爪线条清晰。由早期简单朴素的夔龙形象转变为繁缛华丽的造型，是先民对神灵高度崇拜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林巳奈夫先生认为，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是部落崇拜物的象征，纹饰的装饰位置则是部落社会地位的反映。例如，殷墟时期的夔龙纹经常与饕餮纹组合成装饰带，可见当时信仰夔龙的氏族与信仰饕餮的氏族在社会地位上是处于平等关系的。但在殷墟晚期，夔龙纹逐渐从饕餮纹中解放出来，并且饕餮纹出现的频率也逐渐下降，其中不免渗透着两种氏族部落的地位发生了质的转变。
3.2 题材神秘
在题材方面新增蝉纹、人兽纹、鸟纹等。首先，谈谈神秘化的蝉纹题材，如1976年安阳殷墟出土的圆鼎腹部饰一周蝉纹。《论衡·无形篇》中记载“复育转而为蝉”，可见蝉纹在先民眼中是死而转生的象征。蝉纹与神秘恐怖的兽面纹、蛇纹、云雷纹等纹饰组合成装饰带，传达出庄严神异的氛围。 其次，殷墟二期后母戊鼎的鼎耳正面饰有虎噬人纹，虎口相对，中间有一人首。《尚书·汤诰》记载“惟简在上帝之心”，可见当时先民将“上帝”视为最高统治的神，这种“事鬼神”的宗教观念控制了殷商時期先民的思想意识，巫师凭借老虎的神力与天地交流。虎代表自然界，掌控人类的命运，而人必须依附于自然，依附于老虎的神权之下，其中不免渗透着严格的等级观念，正如里格尔指出古代先民是以自己的“意志”驾驭和控制充满神秘意味的动物符号，因而会存在鲜明的等级差别。动物纹饰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保护神转变为权力、等级的象征，奴隶主君权与神权相融合。
自殷墟四期起，饕餮纹数量减少，鸟纹等现实型动物纹出现的频率增加，表明先民在思想意识上逐渐摆脱神权控制。如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鸮尊，前端饰有立鸟，尾部饰展翅飞翔的鸮纹。《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先民将商祖先喻为玄鸟，鸟成为他们的崇拜物，而不再是神秘化的饕餮、夔龙等动物形象，因此作为商人图腾的鸟纹开始取代兽面纹成为青铜器上的主体纹饰。①上帝在先民心中的地位逐渐被祖先替代，增强了商末王室的权力。
3.3 布局严谨
先民追求的并不是把简单相同的图案集中一起，而是依据对称均衡的美学原则进行纹饰的布局，从而使组合的纹饰体现出节奏感和韵律美。如蝉纹与饕餮纹（图6）、夔龙纹、凤鸟纹等，按照器型结构和对称式构图经营位置②，尤其是蝉纹与饕餮纹的组合，经常以轴对称和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组合成新的装饰纹样。如妇好鸮尊的正面饰两蝉纹饰，也是根据器型的走向构成，形成庄严沉稳的格局。纹饰遵循严谨对称的结构与商王朝强调威严的天命观是一脉相承的，在“畏天命”的影响之下，平民谨遵统治者的要求，以谨慎严谨的态度对青铜器纹饰经营位置。
殷墟时期青铜器纹饰以神秘动物纹为主，呈现出繁缛华丽、威严狞厉的风貌，尤其是花瓣纹和饕餮纹的转变异常明显。如罗山县天湖村出土的大鼎腹部饰四瓣花纹以怪诞的形象为主，线条刚硬，造型凝重对称，将威严的权力和神性融为一体，自此，青铜器纹饰不仅成为奴隶主巩固地位的手段，还被赋予了政治、宗教的文化内涵。
4 沉稳典雅的风格
西周初期仍秉承殷墟晚期凝重威严的风格。至中期，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步清晰，纹饰出现了质的转变，纹饰造型趋向抽象化，但在构图布局上仍延续殷墟严谨对称的特征，从而形成沉稳典雅的风格。
4.1 造型抽象
洛阳出土的荣子方尊颈部饰有鸟纹，与殷墟时期的鸟纹相比，此时的鸟眼睛变小，尤其是将令人生畏的大喙进行夸张变形，形成漩涡形，刚硬的线条也逐渐演变为曲线纹，充满柔美的韵味。更值得一提的是，殷商时期的夔龙纹以单独图案居多，至西周时期，夔身拉长并分解重组，身躯逐渐抽象化，形成几何意味浓厚的窃曲纹。③如荣子方尊的圈足饰回首卷尾的夔龙纹，营造出灵动飞扬的气氛，充满生机和活力。神秘的动物纹样之所以出现分解、图案化，是由于“周人敬鬼神而远之”，神性被削弱，王权成为最高的统治。
4.2 布局整齐
纹样在经营位置上延续殷墟时期的严谨对称，如洛阳出土的西周青铜编钟，于微弧，钲、篆间均以粗突棱线标明分界，旋上饰规整的窃曲纹。又如平顶出土的青铜卣，提梁表面饰多组菱形回纹，两周弦纹饰于圈足外部，颈部饰两组凤纹，纹饰清晰，呈现两两对称的稳定结构，形成庄重典雅、严谨周密的风格。这种纹饰布局呈现出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特征，其背后蕴藏着周朝的“宗法礼乐制度”，每个人必须严格地扮演由自己社会地位决定的角色，并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不可逾越的位置关系。这种严格的等级意识反映到青铜器的纹饰上，便强化了布局上的层次感。
纵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虽然仍存在以神秘为主的题材，但它们由殷墟时期的写实性演变为抽象化，节奏也趋于舒缓，尤其是不再具有狞厉恐怖的气氛，初显了世俗化的过程。这转变的背后是时代意识的实现，即西周中期逐渐减弱的宗法礼教。商代“尚鬼神”的宗教信仰至西周中期已经淡薄，正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武乙射天”的故事，可见先民已经逐渐对天地鬼神产生怀疑。
5 精致世俗的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西周的“礼乐制度”从宗法巫术中解脱出来，以服务于人、使人快乐为目的的理性精神逐渐主宰先民的思想意识，促使奴隶主的地位下降，人逐渐成为世界的主体。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也体现在青铜器装饰纹样上，如在造型上化静态为动态，题材上新出现现实生活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开始使用鎏金、金银错等华丽的工艺制作手法。
5.1 造型灵动
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莲鹤方壶，生动灵异的怪兽饰于器耳、器足，壶顶周围饰镂空的莲瓣，更引人注目的是，上方立有一只引颈高歌的仙鹤，仙鹤仿佛一朵“天然去雕饰”的莲花，淡化了殷墟青铜器的神秘威严和西周青铜器的理性典雅，转变为自由舒展、活泼灵动的新风格。郭沫若曾说：“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传统之束缚，而有自由奔放之精神。”①
5.2 题材生活化
纹饰题材新增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等以现实生活为主的场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水路攻占纹鉴，鉴外壁饰三层水陆攻战纹图，上层和下层都以步兵为主，有的为单列，有的为相斗，中层是多个场景组合的水陆攻战纹饰。与殷墟时期相比，此时期青铜器很少出现以人为主题的纹饰，即便有出现，也仅是辅助纹饰，并且人的地位远低于神圣化的动物。至东周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列国以“武”相向，先民崇尚以“奋争”为美的精神状态，展现人的自信的水陆攻战纹饰横空出世，渗透着对拼搏勇武精神的赞美。②自此，青铜器纹饰的艺术视角从天上转向人间，现实生活中的人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5.3 工艺精美
以淅川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为例，纹饰在继承商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奇诡浪漫、繁缛华丽的风格，纹饰题材和装饰手法表现了独特的楚文化。如青铜神兽，造型精美奇特，工艺上新增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采用夸张浪漫的艺术手法表现头上盘缠的六条龙，侧翼的两条大龙昂首翘尾，弥漫着神秘气氛，富有华丽的抽象美感。虽然其是作为镇墓神兽，但却没有狰狞的恐怖神态，而是具有生活气息化的俏皮可爱。又如镶嵌红铜壶的器表饰满七层红铜画像，错金、嵌铜、镶嵌绿松石等装饰手法的运用使得青铜器覆上了一层精美华丽的装饰风格。
6 结语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器，由于受原始陶器的影响，呈现出简率古拙的风格，纹饰不发达。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主宰先民的思想意识，动物纹饰成为先民的保护神，透露出原始天真的趣味。至二里岗文化时期，风格趋向简洁疏朗，在布局上素面装饰减少，造型逐渐繁缛，由于奴隶主希望借拥有神权的饕餮巩固地位，促成兽面纹的频繁出现。其中，立体化的双目、兽鼻覆上了一层恐怖森严的气氛。殷墟时期，“事鬼神”的思想观念与森严的等级制度将神权与君权逐渐融合，促成风格转变为庄严诡异，表现在繁缛华丽的造型、神秘化的题材以及严谨的布局。至西周中期，形成沉稳典雅的风格，由于“周人敬鬼神而远之”，动物纹饰分解重组，形成带有抽象化的几何纹饰，在“宗法礼乐制度”之下，延续殷墟晚期井然有序的构图风格。春秋战国时期，以服务于人为目的的理性精神成为社会的思想潮流，反映到青铜器纹饰之上，形成精致世俗化的风格，体现在灵动活泼的造型、浓厚的现实生活题材以及华丽工艺的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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