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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无情。算起来，童庆炳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在这段日子里，精神稍有安宁或者即便在忙于俗务时，童老师离去所带来的震惊仍然会突然袭来，令我久久难安。教师节很快又要到了，清楚地记得，去年的教师节，童老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院士、资深教授一道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就在当天下午，他不顾劳累，还激情饱满地为新入学的同学做了专题报告，阐述了他对于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的理解与践行。师恩难忘，然而，无论如何，今年的教师节我无法再登门去给童老师道句“节日快乐”了，每天深夜回家路过红楼，也不能再看见童老师窗口亮着的橘黄灯光了。斯人已去，留下的是一腔的教育情怀和一世的为师风范。
记得童老师说过，在为师之道上，他崇敬三个人，一位是他的业师黄药眠先生，一位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还有一位是德国汉堡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因为他们都是将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人。童老师多次提到卡西尔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在课堂上倒在学生的怀抱里离世的故事。在他看来，作为教师，这才应当是最完满的人生结局和最崇高的职业境界。
童老师之所以把教书育人看得这么重要而神圣，不惜投入自己的整个生命，是因为他对教育工作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教育提供的是知识和思想，但教育的本质却是传承文化、培育良知、践行关怀。童老师不仅将卡西尔结束生命的方式视为人生的归宿，更认同卡西尔在其文化哲学理念下对人的完整性的文化认知，而且还用毕生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践行着对人的完整性和崇高性的执着追求。在我看来，文以化人的教育理念和文以载道的学术思想，或许才是童老师最应被铭记和怀念的地方。
我们知道，作为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卡西尔扬弃了康德思想，不同于康德将理性看作人的本质，卡西尔认为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卡西尔在《人论》中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在卡西尔看来，将人从动物性中提升的是表现为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形式的文化，它们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不同变奏。理性是先验的，而文化却是后天的，这让人本身成为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人类的活动，便是期待和追求自身完整性的实现，而实现的途径不是别的，正是学习、更新和创造文化，在此过程中，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理解，最终打破枷锁，通往自由。
童老师在其中显然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这个追求完整性的过程里最为重要的一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为第一，它便是用文化的力量、创造的力量，把自然世界、理性世界中的人引领到文化世界中，从而不断生成、发展主体的个性生命，实现人的完整性，并推动民族精神乃至人类整体的前进。教育必须传承文化，文化是生命和民族的根基;教育必须培育良知，良知是生命和民族的灵魂;教育必须践行关怀，关怀是生命和民族的品格。
即便沿着不同的道路，智者的思考最终总会到达同一个终点。我不禁想起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担任校长时，有关大学精神的阐述。黑格尔认为，大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立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教化”（Bildung）理念，守护人的精神家园，坚守民族的精神传统，从而发挥出凝聚力量。大学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培植个体素养，传承民族传统，同时也提升人类的精神，并且将个体、民族和人类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种教育情怀堪称对世俗时代物质理性侵蚀教育的坚决抵抗。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正面临人文精神缺失的危机。今年上半年，美国《纽约时报》发文反思，当今的高等教育，已经商业化到将学生看待为顾客，而学校仅仅是提供教育服务的供应商。教育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发达，但它的软件，它的精神内核，却渐行渐远，忘了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培育好人、培育好公民。童老师谆谆教诲并以身践行的，正是教育的这份高远追求，在当今时代，这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对于完美人性的追求，也是童老师的文化诗学理论最具反思力量的地方。童老师有着诗人的纯真和感性，他欣赏美、看重美、追求美，他时常怀念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对自己心灵的滋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理论家的历史视野和责任感。童老师所提倡的“文化诗学”，表面上表现为一套美学理论，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其基本诉求是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提倡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理性全面发展，它所反思的是时代“拜金主义”对人类欲望的挑动，这是在物质时代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在平庸时代对于犬儒主义的拒绝，是知识分子勇于担起社会责任的表达。
将追求物质作为人生的主要目的，无论如何，都是人性的悲哀，是对人的降格，这是童老师深恶痛绝的。童老师认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是认同它将人的崇高性放置在对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中。通过文化，人们得以组织自身经验并理解世界，通过文化，人能够创造并拥有对更高理想的渴求。借文化诗学之名，童老师意图将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从功利化的物质层面拉回到美学的领域，重新关注人的本质问题，关注人的崇高性。他坚持十几年讲《文心雕龙》，也是一种躬亲践行吧。
童老师是一位有智慧的学者，一位有温情的教师，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长辈。“一窗昏晓送流年”，启功先生题给童老师的这句话，如此真切，让人无限感伤地回想起他在世的无数个日子。生命到最后如此圆融，修为到泰斗的地位却没有一丝暴戾之气，仍保有对人性的期待、对精神之美的追求，童老师自身的知行合一，已经为生命赋予了让人敬仰的崇高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
（责任编辑：江丽莉）
记得童老师说过，在为师之道上，他崇敬三个人，一位是他的业师黄药眠先生，一位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还有一位是德国汉堡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因为他们都是将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奉献给教育事业的人。童老师多次提到卡西尔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在课堂上倒在学生的怀抱里离世的故事。在他看来，作为教师，这才应当是最完满的人生结局和最崇高的职业境界。
童老师之所以把教书育人看得这么重要而神圣，不惜投入自己的整个生命，是因为他对教育工作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教育提供的是知识和思想，但教育的本质却是传承文化、培育良知、践行关怀。童老师不仅将卡西尔结束生命的方式视为人生的归宿，更认同卡西尔在其文化哲学理念下对人的完整性的文化认知，而且还用毕生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践行着对人的完整性和崇高性的执着追求。在我看来，文以化人的教育理念和文以载道的学术思想，或许才是童老师最应被铭记和怀念的地方。
我们知道，作为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卡西尔扬弃了康德思想，不同于康德将理性看作人的本质，卡西尔认为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卡西尔在《人论》中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在卡西尔看来，将人从动物性中提升的是表现为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形式的文化，它们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不同变奏。理性是先验的，而文化却是后天的，这让人本身成为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人类的活动，便是期待和追求自身完整性的实现，而实现的途径不是别的，正是学习、更新和创造文化，在此过程中，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理解，最终打破枷锁，通往自由。
童老师在其中显然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这个追求完整性的过程里最为重要的一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为第一，它便是用文化的力量、创造的力量，把自然世界、理性世界中的人引领到文化世界中，从而不断生成、发展主体的个性生命，实现人的完整性，并推动民族精神乃至人类整体的前进。教育必须传承文化，文化是生命和民族的根基;教育必须培育良知，良知是生命和民族的灵魂;教育必须践行关怀，关怀是生命和民族的品格。
即便沿着不同的道路，智者的思考最终总会到达同一个终点。我不禁想起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担任校长时，有关大学精神的阐述。黑格尔认为，大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立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教化”（Bildung）理念，守护人的精神家园，坚守民族的精神传统，从而发挥出凝聚力量。大学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培植个体素养，传承民族传统，同时也提升人类的精神，并且将个体、民族和人类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种教育情怀堪称对世俗时代物质理性侵蚀教育的坚决抵抗。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正面临人文精神缺失的危机。今年上半年，美国《纽约时报》发文反思，当今的高等教育，已经商业化到将学生看待为顾客，而学校仅仅是提供教育服务的供应商。教育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发达，但它的软件，它的精神内核，却渐行渐远，忘了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培育好人、培育好公民。童老师谆谆教诲并以身践行的，正是教育的这份高远追求，在当今时代，这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对于完美人性的追求，也是童老师的文化诗学理论最具反思力量的地方。童老师有着诗人的纯真和感性，他欣赏美、看重美、追求美，他时常怀念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对自己心灵的滋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理论家的历史视野和责任感。童老师所提倡的“文化诗学”，表面上表现为一套美学理论，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其基本诉求是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提倡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理性全面发展，它所反思的是时代“拜金主义”对人类欲望的挑动，这是在物质时代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在平庸时代对于犬儒主义的拒绝，是知识分子勇于担起社会责任的表达。
将追求物质作为人生的主要目的，无论如何，都是人性的悲哀，是对人的降格，这是童老师深恶痛绝的。童老师认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是认同它将人的崇高性放置在对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中。通过文化，人们得以组织自身经验并理解世界，通过文化，人能够创造并拥有对更高理想的渴求。借文化诗学之名，童老师意图将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从功利化的物质层面拉回到美学的领域，重新关注人的本质问题，关注人的崇高性。他坚持十几年讲《文心雕龙》，也是一种躬亲践行吧。
童老师是一位有智慧的学者，一位有温情的教师，一位有着赤子之心的长辈。“一窗昏晓送流年”，启功先生题给童老师的这句话，如此真切，让人无限感伤地回想起他在世的无数个日子。生命到最后如此圆融，修为到泰斗的地位却没有一丝暴戾之气，仍保有对人性的期待、对精神之美的追求，童老师自身的知行合一，已经为生命赋予了让人敬仰的崇高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
（责任编辑：江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