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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品与服务的全球化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伴随中非交往的不断密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移民非洲的人数快速发展，中非间经贸往来空前增长。文章将中非经贸往来分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大类，以及按照大洲层面与国别层面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研究，发现国际贸易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国际移民并不是国际贸易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国际移民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关键词】国际移民；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中非；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C922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最重要的特征，以商品与服务的全球化以及人员流动的全球化最为显著。人员跨国流动中以国际移民最具有代表性，联合国发布的《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将国际移民定为“所有更改其常住国的人”国际移民组织（IOM）将其定义为，“离开本人祖籍国或常住国，跨越国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因此我国的对外移民是指除我国派驻国外的外交人员和我国派驻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之外、所有在我国出生并在我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生活一年以上的人口。[1]全球国际移民数量在不断攀升，截至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规模达2.7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5%[2]。2016年9月，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正式加入联合国体系，中国于2016年6月30日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3]。
国际移民会对国际间經贸往来产生影响，移民能帮助来源国企业获取目的国相关信息，缩短心理距离，减少投资风险，有助于国际贸易的进行。与此同时，国际经贸往来能增进相关人员对目的国的了解，降低移民过程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国际移民。因此，国际移民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
近年来中非经贸往来取得飞速发展，中国向非洲出口总额从1998年的40.56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1 132.14亿美元。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从1998年的14.77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958.02亿美元。中国同非洲进出口总额从1998年的55.32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2 090.16亿美元（见图1）。
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从2017年的15.74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27.04亿美元（见图2）。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国际移民和经贸往来，蕴含着“五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及：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非为案例，对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问题进行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已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特征，有关两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得到广泛关注。“替代说”认为人员跨国流动与经贸往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以蒙代尔（Mundell）为代表[4]；“互补说”则认为国际移民和经贸往来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以马库森（Markusen）为代表[5]。
在与中国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存在正向关系。綦建红、鞠磊（2008）利用1980—2006年的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国际移民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且呈现出双向因果联系[6]。王云飞、杨希燕（2015）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移民网络能够促进贸易[7]。魏浩、袁然（2017）的研究发现，国际人才流入会对我国进口贸易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一般贸易进口的影响较为显著，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8]。
随着中非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同非洲各个层面的发展战略全面对接，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再升级，有关中非的研究不断涌现。何敏波（2009）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普通缺乏对非洲的了解与认识，只有那些曾经援非或外派人员才会移民非洲[9]。黄嘉瑜、竺彩华（2015）的研究认为中非经贸往来中，应该合理运用公共外交手段[10]。李安山（2017）对二战后中国人移民非洲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中非经济关系已从单纯贸易转向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未来中非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将进一步发展，非洲的中国移民数量仍会持续增加[11]。李安山（2018）对非洲“新移民”的特点和分类进行研究[12]。王娇、李政军（2019）用SWOT的方法对中非经贸合作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中非经贸合作的战略选择建议[13]。王莉莉（2019）认为经贸合作是中非合作的压舱石和推进器，21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实现快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发展态势[14]。武芳（2021）指出，2021年1月1日启动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将提升非洲在全球中的地位，同时也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我国应密切跟踪关注，积极参与，为中非经贸合作开辟新路径、拓展新空间[15]。
三、理论模型
四、我国移民非洲情况
伴随中非交往的不断升级，以及“一带一路”深入发展，中国移民非洲的人口得到快速发展，移民总数从1990年的21 622人，增长至2017年的61 761人（见图3）。
在所有非洲国家中，中国移民南非的人数最多，2017年时达38 684人，其次为博茨瓦纳、利比亚，分别为4382人和3142人（见表1）。
五、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实证
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国际移民能够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往往伴随人员国际流动，促成国际移民。本文首先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在洲际层面对中国人移民非洲情况与中非贸易进行实证研究，接着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在国别层面对中国移民非洲各国情况与中国与非洲各国贸易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一）洲际层面研究
本部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中国人移民非洲情况与中非国际贸易总体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仅有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为了与中非国际贸易总量的年度数据进行匹配，采取平均的方法得到1990年至2017年各年的人口移民数据，同样采用移动平移的方法，对2018年和2019年的移民进行预测。
1.移民与出口关系
采用ADF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出口序列以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出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移民与出口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出口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国际移民都不是出口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2.移民与进口关系
采用ADF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出口序列以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进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移民与进口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进口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国际移民都不是进口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3.移民与贸易总量
采用ADF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贸易序列以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见表6。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贸易总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移民与贸易总量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贸易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国际移民都不是贸易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二）国别层面研究
由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仅有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考虑到面板数据平衡性问题，以5年为一个研究单位，即选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中国以及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数据（即GDP）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和非洲各国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见表8）。
由表9分析可知，在国别层面，移民并没有对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产生影响。该结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一致，即移民并没有促进中非贸易。
六、国际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
中国对非洲移民与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也会产生影响。与前面类似，分洲际层面研究以及国别层面进行研究。
（一）洲际层面研究
采用ADF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国际直接投资序列以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起于2007年，因此以2007—201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见表10。
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11。
在5%的置信水平下，滞后2期，移民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5%的置信水平下，滞后2期，国际直接投资不是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二）国别层面研究
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起于2007年，因此选取2005年、2010年、2015年的数三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见表12）。
从回归结果看，在5%的显著水平上，移民对中国对非洲的国际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
七、结论与建议
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替代说”与“互补说”两种观点。本研究分别对移民与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移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国际贸易领域，在洲际层面，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移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国际贸易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国际移民并不是国际贸易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国别层面，移民并不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国际移民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国别层面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该结论，即移民能够促进国际直接投资。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移民对于经贸往来的影响存在差异，即移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而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较小。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这是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将对中非间贸易产生影响，前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国际贸易能促进国际移民，因此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会对中非移民产生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国际产能合作。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大部分非洲国家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产业互补性强，中非产能合作能将我国丰富经验以及优势富余产能转移至非洲国家，促进非洲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双赢[17]。产能合作通常需要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才能实现，前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国际移民能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加深中非之间的人员交流，对进一步扩大中非之间的产能合作有所裨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不少是非洲国家，中非间深度交流将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加强中非产能合作，提升地区间互联互通，加速非洲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国际间合作共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辉耀，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陈晔，康腾.我国对外移民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区域与全球发展，2021，5（01）：97-110+158.
[3]袁博.国际移民组织正式加入联合国[N].文汇报，2016-9-21（6）.
[4]Robert A.Mundell.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47（3）：321-335.
[5]Markusen JR.Factor Movements and Commodity Trade as Compleme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3，14（3）：341-356.
[6]綦建红，鞠磊.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以中国为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6-103.
[7]王云飞，杨希燕.社会网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了吗 ——基于移民网络视角的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5（10）：101-109.
[8]魏浩，袁然.国际人才流入與中国进口贸易发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1）：112-133.
[9]何敏波.非洲中国新移民浅析[J].八桂侨刊，2009（3）：49-53.
[10]黄嘉瑜，竺彩华.中非经贸关系中的公共外交战略[J].对外经贸，2015（9）：37-39.
[11]李安山.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J].国际政治研究，2017，38（6）：9-42.
[12]李安山.中国新移民再议：以非洲为例[J].亚非研究，2018（1）：3-20.
[13]王娇，李政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的战略选择[J].对外经贸实务，2019（1）：22-25.
[14]王莉莉.中非合作 经贸先行[J].中国对外贸易，2019（2）：16-17.
[15]武芳.以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为契机 深化中非经贸合作[J].对外经贸实务，2021（5）：6-9.
[16]Combes，Lafourcade ，Mayer.The trade-creating effects of 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evidence from Fra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66（1）：1-29.
[17]阎虹戎，严兵.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研究—基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21（03）：17-31.
【关键词】国际移民；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中非；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C922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最重要的特征，以商品与服务的全球化以及人员流动的全球化最为显著。人员跨国流动中以国际移民最具有代表性，联合国发布的《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将国际移民定为“所有更改其常住国的人”国际移民组织（IOM）将其定义为，“离开本人祖籍国或常住国，跨越国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因此我国的对外移民是指除我国派驻国外的外交人员和我国派驻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之外、所有在我国出生并在我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生活一年以上的人口。[1]全球国际移民数量在不断攀升，截至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规模达2.7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5%[2]。2016年9月，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正式加入联合国体系，中国于2016年6月30日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3]。
国际移民会对国际间經贸往来产生影响，移民能帮助来源国企业获取目的国相关信息，缩短心理距离，减少投资风险，有助于国际贸易的进行。与此同时，国际经贸往来能增进相关人员对目的国的了解，降低移民过程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国际移民。因此，国际移民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
近年来中非经贸往来取得飞速发展，中国向非洲出口总额从1998年的40.56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1 132.14亿美元。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从1998年的14.77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958.02亿美元。中国同非洲进出口总额从1998年的55.32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2 090.16亿美元（见图1）。
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从2017年的15.74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27.04亿美元（见图2）。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国际移民和经贸往来，蕴含着“五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及：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非为案例，对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问题进行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已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特征，有关两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得到广泛关注。“替代说”认为人员跨国流动与经贸往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以蒙代尔（Mundell）为代表[4]；“互补说”则认为国际移民和经贸往来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以马库森（Markusen）为代表[5]。
在与中国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存在正向关系。綦建红、鞠磊（2008）利用1980—2006年的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国际移民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且呈现出双向因果联系[6]。王云飞、杨希燕（2015）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移民网络能够促进贸易[7]。魏浩、袁然（2017）的研究发现，国际人才流入会对我国进口贸易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对一般贸易进口的影响较为显著，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8]。
随着中非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同非洲各个层面的发展战略全面对接，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再升级，有关中非的研究不断涌现。何敏波（2009）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普通缺乏对非洲的了解与认识，只有那些曾经援非或外派人员才会移民非洲[9]。黄嘉瑜、竺彩华（2015）的研究认为中非经贸往来中，应该合理运用公共外交手段[10]。李安山（2017）对二战后中国人移民非洲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中非经济关系已从单纯贸易转向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未来中非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将进一步发展，非洲的中国移民数量仍会持续增加[11]。李安山（2018）对非洲“新移民”的特点和分类进行研究[12]。王娇、李政军（2019）用SWOT的方法对中非经贸合作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中非经贸合作的战略选择建议[13]。王莉莉（2019）认为经贸合作是中非合作的压舱石和推进器，21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实现快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发展态势[14]。武芳（2021）指出，2021年1月1日启动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将提升非洲在全球中的地位，同时也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我国应密切跟踪关注，积极参与，为中非经贸合作开辟新路径、拓展新空间[15]。
三、理论模型
四、我国移民非洲情况
伴随中非交往的不断升级，以及“一带一路”深入发展，中国移民非洲的人口得到快速发展，移民总数从1990年的21 622人，增长至2017年的61 761人（见图3）。
在所有非洲国家中，中国移民南非的人数最多，2017年时达38 684人，其次为博茨瓦纳、利比亚，分别为4382人和3142人（见表1）。
五、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实证
国际移民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国际移民能够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往往伴随人员国际流动，促成国际移民。本文首先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在洲际层面对中国人移民非洲情况与中非贸易进行实证研究，接着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在国别层面对中国移民非洲各国情况与中国与非洲各国贸易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一）洲际层面研究
本部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中国人移民非洲情况与中非国际贸易总体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仅有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为了与中非国际贸易总量的年度数据进行匹配，采取平均的方法得到1990年至2017年各年的人口移民数据，同样采用移动平移的方法，对2018年和2019年的移民进行预测。
1.移民与出口关系
采用ADF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出口序列以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出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移民与出口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出口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国际移民都不是出口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2.移民与进口关系
采用ADF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出口序列以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进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移民与进口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进口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国际移民都不是进口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3.移民与贸易总量
采用ADF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贸易序列以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见表6。
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贸易总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移民与贸易总量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贸易总量都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论滞后2期还是滞后4期，国际移民都不是贸易总量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二）国别层面研究
由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仅有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考虑到面板数据平衡性问题，以5年为一个研究单位，即选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中国以及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数据（即GDP）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和非洲各国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见表8）。
由表9分析可知，在国别层面，移民并没有对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产生影响。该结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一致，即移民并没有促进中非贸易。
六、国际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
中国对非洲移民与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也会产生影响。与前面类似，分洲际层面研究以及国别层面进行研究。
（一）洲际层面研究
采用ADF检验法对移民序列与国际直接投资序列以及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起于2007年，因此以2007—201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见表10。
為了进一步判断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采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11。
在5%的置信水平下，滞后2期，移民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5%的置信水平下，滞后2期，国际直接投资不是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
（二）国别层面研究
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起于2007年，因此选取2005年、2010年、2015年的数三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见表12）。
从回归结果看，在5%的显著水平上，移民对中国对非洲的国际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
七、结论与建议
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移民与经贸往来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替代说”与“互补说”两种观点。本研究分别对移民与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移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国际贸易领域，在洲际层面，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移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国际贸易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国际移民并不是国际贸易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在国别层面，移民并不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移民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国际移民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国别层面的实证研究也支持该结论，即移民能够促进国际直接投资。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移民对于经贸往来的影响存在差异，即移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大，而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较小。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这是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将对中非间贸易产生影响，前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国际贸易能促进国际移民，因此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会对中非移民产生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国际产能合作。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大部分非洲国家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产业互补性强，中非产能合作能将我国丰富经验以及优势富余产能转移至非洲国家，促进非洲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双赢[17]。产能合作通常需要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才能实现，前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国际移民能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加深中非之间的人员交流，对进一步扩大中非之间的产能合作有所裨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不少是非洲国家，中非间深度交流将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加强中非产能合作，提升地区间互联互通，加速非洲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国际间合作共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辉耀，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2]陈晔，康腾.我国对外移民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区域与全球发展，2021，5（01）：97-110+158.
[3]袁博.国际移民组织正式加入联合国[N].文汇报，2016-9-21（6）.
[4]Robert A.Mundell.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47（3）：321-335.
[5]Markusen JR.Factor Movements and Commodity Trade as Compleme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3，14（3）：341-356.
[6]綦建红，鞠磊.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以中国为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6-103.
[7]王云飞，杨希燕.社会网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了吗 ——基于移民网络视角的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5（10）：101-109.
[8]魏浩，袁然.国际人才流入與中国进口贸易发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1）：112-133.
[9]何敏波.非洲中国新移民浅析[J].八桂侨刊，2009（3）：49-53.
[10]黄嘉瑜，竺彩华.中非经贸关系中的公共外交战略[J].对外经贸，2015（9）：37-39.
[11]李安山.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J].国际政治研究，2017，38（6）：9-42.
[12]李安山.中国新移民再议：以非洲为例[J].亚非研究，2018（1）：3-20.
[13]王娇，李政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的战略选择[J].对外经贸实务，2019（1）：22-25.
[14]王莉莉.中非合作 经贸先行[J].中国对外贸易，2019（2）：16-17.
[15]武芳.以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为契机 深化中非经贸合作[J].对外经贸实务，2021（5）：6-9.
[16]Combes，Lafourcade ，Mayer.The trade-creating effects of 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evidence from Fra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66（1）：1-29.
[17]阎虹戎，严兵.中非产能合作效应研究—基于产能利用率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21（03）：1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