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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焦延琥为清代通儒焦循之子，幼承家学，研治经史。本文主要考察其生平著述、交游及其家学渊源。扬州学派是清中后期作为继吴、皖而兴起重要学术流派，其特征之一是大族盛门承担着学术文化的传承，家族成员积极参与，力图维护其学术传统，故其学通常能延续到两代以外，由此形成了博通经史、世代傅承的地域学术文化氛围。
关键词：焦延琥 扬州学派 家学
中国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37-43
焦廷琥（1782-1821），字虎玉，清扬州府甘泉人，其父焦循有通儒之称。廷琥幼承家学，学通经史，并工诗文。虽英年早逝，但遗著也有十余种。目前为止所见，除台湾学者有一两篇文章论述外，国内鲜有学人论及之，本文探析其学术成长过程及成就，兼论扬州学派的家学特征。
一、生平与交游
焦循二十岁得长子廷琥，后十年生子廷绣，廷绣三岁而殇，因此他对廷琥颇为珍爱。但焦廷琥体质较弱，在他的《蜜梅花馆诗录》中多见记述患病的诗篇，如《病起》之“一月不出户”、《病坐不能出户》之“枯坐倏三月”、《江口待风》之“扶病来登江上舟”、《村居》之“年荒况值病中过”等，焦循《李名医记》更详细记述廷琥几次大病的始末。廷琥也曾因病废读而研习医书，如《吴少文太学康以近作见示作诗答之》：“观诗我复忆平生，壬戌癸亥迄乙丑。前年一病死复生，豪气消磨却何有。椟贮奇书几万卷，昔尝纵观今则否。兴来枯坐或无俚，岐黄之理欲强剖。玉函金匮列几席，不能解者十之九。系楫中流尽著鞭，眼前金印俱如斗。岂欲秋园老一经，几年湖上谈农亩。”又如《病起》：“病里当春不似春，宫躔摩蝎困吾身。阴阳舛谬非三世（病痰饮误服熟地黄，病遂大剧），旦夜焦劳累两亲。久束妆书终日懒，递更物候几番新。药炉检点呼童仆，枯坐窗前看隙尘。”
廷琥自幼随父读书，虽然在他们父子的著述中很少看到关于问学授受的文字，但他与年长八岁的叔父焦征同受学于焦循则是事实。焦循在《馈酪集自序》中记述教授三弟焦征读经，征读书未熟，他体罚之，竞至出血，可知道廷琥的就学环境也必然是严厉的。另外焦循辞世之际，面授廷琥务必使三个孙子授易、授诗、授书，希望勤读书以传家业，可见他对继承家传儒业的重视，自然，在教授廷琥时候不免教之以严而望之甚高。焦循第二次离开扬州赴浙江阮元幕府襄校文事之际，便让十四岁的廷琥随侍左右，以增广见闻。
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以经史校士，将天文算学别为一科，焦循以擅长算学而协助阮元批阅课卷。清代自康熙时重视天文算学知识，设立算学馆，令八旗子弟学习。至乾隆时，戴震在四库馆校勘整理十余部古代数学名著，名气大噪，部分士子逐渐有以掌握数学知识作为进身之阶的倾向，阮元甚至以是否掌握算学知识作为通儒的标准。焦循早年家居时得读梅文鼎著述而对算学产生兴趣，渐次著成《里堂学算记》数种，此次在阮元幕府期间，得与幕宾数学家李锐、汪莱交相问难，时称“谈天三友”，算学大为增进。而廷琥也熟知平面三角之法，据阮元《定香亭笔谈》记载，他曾令廷琥步筹推算，以验得数，而百不失一；即韵赋诗，也时有佳句，这位名父之子始崭露头角。稍后，焦循至宁波访万氏遗书，登天一阁观书，又过吴中，请教于钱大昕，凡此，廷琥皆随从。不过这一次经历较短，数月之后，廷琥患湿病严重，返回扬州家居养病，他的第一次远游即此而已，但已经开阔眼界，流播声名。
嘉庆六年（1801），廷琥十九岁，随叔父焦征至泰州应院试，二人皆成廪生。此后不再事帖括，而是潜心从父受学，辅助父亲的学术研究。除了三十岁时至高邮、泰州，三十三岁过金陵，其余时间都是闭门读书。廷琥由科举之道转向继承家族的纯学术研究，大约为父亲键户力学的精神所影响，而他多病的体魄也是客观原因之一。
焦循四十一岁后家居不出，肆力著述；时廷琥二十一岁，侍父左右，助其整理资料，边受学，边撰述，亦渐有所成。如王绍文请焦循序《九经三传沿革例》，焦循即命廷琥以任启运、鲍廷博两刻本校之，得异同九十条；又如，焦循著生平力作《孟子正义》，廷琥费时两载，协助编《孟子长编》三十卷；《孟子正义》草稿成，焦循手录至十二卷而病逝，以未能完录为憾，即世告廷琥此书无需修改，惟所引用书籍需一一校对，以免传写有误。先是，廷琥前一年病吐血，赢弱之极，父丧后抱病校书，不肯懈怠，终于校勘一过，然未及付梓，即于半载之后追父而去，卒前叩头涕泣，以刊刻父书托付叔父焦征。
廷琥的交游范围除了因为父亲而结识的学界前辈，如阮元、钱大昕等，其往来友人多限于扬州境内，如阮元从弟阮亨，著有《珠湖草堂诗钞》、《珠湖草堂笔记》等，少廷琥一岁，是廷琥的从舅，二人濒临而居，较投契。廷琥有《和阮梅叔先生亨寒柝诗韵》、《题阮梅叔先生珠湖渔隐图》。又吴康，诗人，与焦循年相若，与廷琥为忘年交，著有《白茆草堂集》，二人聚必有酒。廷琥有《访吴少文太学康即题其白茆草堂诗》、《观棋和吴少文太学》。焦循、廷琥相继卒后后，吴康有《吊里堂并令嗣虎玉》诗，其三云：“死不忘亲无愧孝，生能承业自余芳（自注：虎玉见赏汤学使，有家学渊源之誉）。一门风雅推吾里，两代沦亡惨客肠。遗迹尚留茅屋壁（自注：虎玉曾为余作《白茆草堂记》），欲看先觉泪沾裳。”吴康与焦征也相善。又有邑人何方衢，年岁相仿，彼此激赏，然年二十三即卒，廷琥谱《八声甘州》哭之，又为作权厝志。他如乡人丁椿、毛梦鹏、王桂、周岱等。
廷琥之友朋多长于诗词，因为父亲有通儒之称，廷琥不假外傅，故其交相论学之友不多。廷琥有弟子数人，但都未能发扬他的学问。廷琥有三子，授易、授书、授诗，不见于著录，盖未能传家学。
二、著述成就
廷琥著述，据其叔父焦征《先兄事略跋》载有十种，而赖贵三《焦循年谱新编》附录《焦虎玉先生著述书目》则有十五种，但自注云有七种未见传本。
现在仅针对所见著述，剖析其为学源流。
（一）《尚书申孔篇》一卷
乾嘉学者研治《尚书》者如阎若璩、惠栋、王呜盛等皆以汉儒传注为宗，否定伪孔传，只有毛奇龄能据伪孔传内容予以认可。焦循以为孔传之善应分别观之，其《尚书孔氏传》指出孔安国传虽然是伪书，但将其视作魏晋间人之书，仍有可取之处，且较之汉儒传注者有七大长处，疏通文意则比汉代经师马融、郑玄更为精确详细。这种观点在当时比较有创见性，廷琥嘉庆二十年、三十四岁时作《尚书申孔篇》，以衍父说，其自序曰：“今年读《尚书注疏》，因举若干条与门人辈论之，录得一卷，即名曰《尚书申孔篇》。”又跋曰：“右十九条，孔义之可采者，不止此也，此特较马郑之说而见其长者耳。”廷琥欲申明孔传，故每条都引孔《疏》以反驳马郑，具体从句读、字义、事理、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以支持其孔《疏》别有佳处的观点。 在此书的序跋文字中，廷琥未提曾得到父亲之指导，但与焦循《尚书孔氏传补疏》却有见解相同之处，据此，江瀚以其掩盖父名而讥之。其实，早在嘉庆十五、十六年之际，焦循撰《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就提出尚书伪孔传胜于汉儒之处，嘉庆十九年完成《尚书补疏》的校录工作；廷琥之作完成于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可以肯定的说，《尚书申孔篇》乃受之父教，廷琥学问来自父授，世人皆知，毋庸置疑，后人过度揣测，实是节外生枝。
（二）《冕服考》四卷
焦循于乾隆五十五年撰《群经宫室图》，嘉庆三年撰成《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考证经义中名物。他曾面授廷琥云，三代制度散见于群经，宫室外最需要考核的是冠服，因为有关经义匪浅。廷琥有感于心，遂搜讨古代冠服制度。其时纳入乾嘉考证学范围的有《三礼》、《诗经》等古经义中的相关名物，如宫室、草木鸟兽、车制、冠服、器具等，黄宗羲、江永、戴震、程瑶田、焦循、任启运等，皆有名物考证著述传世，廷琥此书之撰述，也为当时学风所染。后廷琥读任大椿之《深衣释例》、《弁服释例》，发现其中没有涉及男性礼服，于是发愿补充之。他的体例是，先列出自己的观点，次列取群经之相关文字，次考核汉唐注疏，再辅以杜佑、聂崇义等之书，而其考证文字附以案语。成书于嘉庆十九年，时三十三岁。开篇云“冕作于黄帝”，下引《说文》、《世本》、《后汉书》表明出处，并疏通《世本》之“黄帝作冕”。关于服制的考察，清代学者屡屡涉及，任大椿之外，如黄宗羲《深衣考》、江永《深衣考误》《乡党图考》、戴震《深衣解》、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宋绵初《释服》、许瀚《释布》等，廷琥能别古代礼服而出为一书，其开拓精神值得肯定。至以为其辨析精核，不次于其父，比宋绵初之《释服》完备，则非虚誉之词。但此书有文无图，不免遗憾，因为据其文字分析，冕服之结构、尺寸、饰物等，应是可以图例辅助，大概他基于经典，仅释文字而已，没有实践绘图，或参考其它图本。
（三）《三传经文辨异》四卷
焦循幼时读《春秋》好左氏传，久而生疑，后来将其中纰缪严重之处出而疏之，成《春秋左传补疏》五卷。廷琥之读《春秋》，也受到父亲的影响，遇有疑问，随笔按之，约二百三十余条，十余字至数百字不等，每则下有“廷琥按”字样，参考万斯大《学春秋随笔》、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但只辨异文，不作发明。
（四）《地圆说》一卷
廷琥精于算学，在十四岁时随父协作阮元批阅天文算学课卷时，就已经显露出来。明末清初，西学地圆说曾引起学人的争议，梅文鼎认为地圆说与中国传统的“浑天说”是一致的，并举出《素问》、《大戴礼》等书～2iiE之。焦循信地圆说，其友孙星衍则不信，廷琥读孙书，以为“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日周髀，日浑天。宣夜说无师承，周髀即盖天之说，谓天如盖笠，地似覆盘。浑天者，天包地，外如壳之裹黄。浑、盖之说，皆谓地圆，此固确而可信。”遂“搜罗《素问》、《大戴礼》、邵子、程子之说，并及淮南子、诸史传之张衡、马融、郑玄、蔡邕等人相关文字，并征集西人利玛窦、阳玛诺、艾儒略、蒋友仁胪列而成《地圆说》，阐释地圆说乃中国古亦有之，结尾说：“浑象形如鸟卵，何尝非椭圆。然西人之说，皆前人所已言者，西人第阐而译之耳。谓地圆之说为西人所创，固非。”廷琥这种做法是面对西学的自然反应，如同梅文鼎一样，在中国的传统中寻找西人立说之根据，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可见在稍后的西学冲击下，一部份学人积极阐扬本土文化，这种文化心理，在廷琥身上也有所反映。
廷琥又有《益古演段开方补》一卷。焦循有《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先府君事略》：“乙卯，府君在浙得《益古演段》《测圆海镜》两书，急寄尚之先生，尚之先生为之疏通证明。府君又得秦氏所为《数学大略》，因撰《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以述两家之学。……府君谓不孝日：如岁杪无事，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问，用正负开方法推而算之。府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读矣。即命名日《益古演段开方补》，且日可附《学算记》之末。”此书焦征亦称“（廷琥）又出所自著数种，谓《益古演段补》，父所许可”，惜未见传。
（五）《先府君事略》
嘉庆二十五年焦循病逝，廷琥于哀痛之际，编校勘《孟子正义》，并含泪抱病撰成父亲行略一卷，是日后焦循生平研究的第一手、详细且可靠的资料，凡踪迹、交游、著述及家居之状，一一记述，近两万字。撰成之后，廷琥心力交瘁，方过半年，即追父而去。
（六）《读书小记》、《因柳阁读书录》
《读书小记》一卷，六十五则，多是读《汉书》及《旧唐书》列传、《说文解字》之笔札，以及考证称语源流，如白衣、亲家母、送礼、祭酒、大人、阁下等，短短数十字，考其读音，或寻其来源，足见读书仔细，随手考录。
《因柳阁读书录》一卷，但据内容可析为前后二卷，首卷十二则，体例似其《读书小记》，多是读毛诗札记以及考证俗语之源如姊夫、私房之类。次卷十四篇，有专篇题目，多释三礼，如《寝》、《大裘祀天》、《实柴》、《祭祀之好羞》、《王斋日三举》、《庙寝》、《裸礼有二》等，则是专力为之。
二书未有序跋，皆廷琥手稿，似是未成之书，据此可考其读书范围，乃经史列传、笔记小说，随读随记，反映其读书之勤奋、扎实。
（七）《蜜梅花馆文录》《诗录》《因柳阁词抄》
治学之余，廷琥也作诗文。他十一岁从父受唐人绝句、律诗、古体之法，好作诗，一月数十首，父亲训斥曰：“诗文最忌浮词，即怀人咏物比兴无端，亦当使书卷之气，盎然纸上，而泛为风云月露之词，则所当深戒。”今有《蜜梅花馆诗录》，多记其患病之苦及足迹所至，不外乎扬州山水，偶尔也与父亲唱和，然恬淡自如，山水田园，俱有佳构。
此外，属文纪事之作，结为《蜜梅花馆文录》一卷，收录二十六篇，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与父亲的文字活动有关，如焦循搜集乡贤范荃、罗然倩、徐坦庵的词集为《北湖三家词抄》，廷琥则作《北湖三家词抄跋》；焦循选吴康诗为《白茆草堂诗钞》，并作《吴少文诗序》，而廷琥作《白茆草堂记》；焦循携廷琥游相墩，归后作《相墩铭》，而廷琥作《游相墩记》；焦循作《斗鱼会图》，而廷琥作《斗鱼图记》；焦循作《谢景张哀辞》，廷琥则有《谢景张传》；前后呼应，所谓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即为此类。一类是论学之文，如《郑氏读说作襚辨》、《易多俗字辨》、《以此毒天下说》、《朋为门户之名辨》等八篇。第三类是人物志传，有八篇，如《书吴千为轶事》、《书高贞女》、《何梯云权厝志》等。诗文俱如其人其学，有书卷之气，不事浮词。焦循曾教廷琥云：“凡人有一节之可取，必就其一节摹写尽致，使其精神毕露，况可取者不止一节乎？如此乃为有用之文，若为无聊市语，人亦何赖有此文？尽可不作。”教其为学者之文，不蹈空虚。
关键词：焦延琥 扬州学派 家学
中国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37-43
焦廷琥（1782-1821），字虎玉，清扬州府甘泉人，其父焦循有通儒之称。廷琥幼承家学，学通经史，并工诗文。虽英年早逝，但遗著也有十余种。目前为止所见，除台湾学者有一两篇文章论述外，国内鲜有学人论及之，本文探析其学术成长过程及成就，兼论扬州学派的家学特征。
一、生平与交游
焦循二十岁得长子廷琥，后十年生子廷绣，廷绣三岁而殇，因此他对廷琥颇为珍爱。但焦廷琥体质较弱，在他的《蜜梅花馆诗录》中多见记述患病的诗篇，如《病起》之“一月不出户”、《病坐不能出户》之“枯坐倏三月”、《江口待风》之“扶病来登江上舟”、《村居》之“年荒况值病中过”等，焦循《李名医记》更详细记述廷琥几次大病的始末。廷琥也曾因病废读而研习医书，如《吴少文太学康以近作见示作诗答之》：“观诗我复忆平生，壬戌癸亥迄乙丑。前年一病死复生，豪气消磨却何有。椟贮奇书几万卷，昔尝纵观今则否。兴来枯坐或无俚，岐黄之理欲强剖。玉函金匮列几席，不能解者十之九。系楫中流尽著鞭，眼前金印俱如斗。岂欲秋园老一经，几年湖上谈农亩。”又如《病起》：“病里当春不似春，宫躔摩蝎困吾身。阴阳舛谬非三世（病痰饮误服熟地黄，病遂大剧），旦夜焦劳累两亲。久束妆书终日懒，递更物候几番新。药炉检点呼童仆，枯坐窗前看隙尘。”
廷琥自幼随父读书，虽然在他们父子的著述中很少看到关于问学授受的文字，但他与年长八岁的叔父焦征同受学于焦循则是事实。焦循在《馈酪集自序》中记述教授三弟焦征读经，征读书未熟，他体罚之，竞至出血，可知道廷琥的就学环境也必然是严厉的。另外焦循辞世之际，面授廷琥务必使三个孙子授易、授诗、授书，希望勤读书以传家业，可见他对继承家传儒业的重视，自然，在教授廷琥时候不免教之以严而望之甚高。焦循第二次离开扬州赴浙江阮元幕府襄校文事之际，便让十四岁的廷琥随侍左右，以增广见闻。
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以经史校士，将天文算学别为一科，焦循以擅长算学而协助阮元批阅课卷。清代自康熙时重视天文算学知识，设立算学馆，令八旗子弟学习。至乾隆时，戴震在四库馆校勘整理十余部古代数学名著，名气大噪，部分士子逐渐有以掌握数学知识作为进身之阶的倾向，阮元甚至以是否掌握算学知识作为通儒的标准。焦循早年家居时得读梅文鼎著述而对算学产生兴趣，渐次著成《里堂学算记》数种，此次在阮元幕府期间，得与幕宾数学家李锐、汪莱交相问难，时称“谈天三友”，算学大为增进。而廷琥也熟知平面三角之法，据阮元《定香亭笔谈》记载，他曾令廷琥步筹推算，以验得数，而百不失一；即韵赋诗，也时有佳句，这位名父之子始崭露头角。稍后，焦循至宁波访万氏遗书，登天一阁观书，又过吴中，请教于钱大昕，凡此，廷琥皆随从。不过这一次经历较短，数月之后，廷琥患湿病严重，返回扬州家居养病，他的第一次远游即此而已，但已经开阔眼界，流播声名。
嘉庆六年（1801），廷琥十九岁，随叔父焦征至泰州应院试，二人皆成廪生。此后不再事帖括，而是潜心从父受学，辅助父亲的学术研究。除了三十岁时至高邮、泰州，三十三岁过金陵，其余时间都是闭门读书。廷琥由科举之道转向继承家族的纯学术研究，大约为父亲键户力学的精神所影响，而他多病的体魄也是客观原因之一。
焦循四十一岁后家居不出，肆力著述；时廷琥二十一岁，侍父左右，助其整理资料，边受学，边撰述，亦渐有所成。如王绍文请焦循序《九经三传沿革例》，焦循即命廷琥以任启运、鲍廷博两刻本校之，得异同九十条；又如，焦循著生平力作《孟子正义》，廷琥费时两载，协助编《孟子长编》三十卷；《孟子正义》草稿成，焦循手录至十二卷而病逝，以未能完录为憾，即世告廷琥此书无需修改，惟所引用书籍需一一校对，以免传写有误。先是，廷琥前一年病吐血，赢弱之极，父丧后抱病校书，不肯懈怠，终于校勘一过，然未及付梓，即于半载之后追父而去，卒前叩头涕泣，以刊刻父书托付叔父焦征。
廷琥的交游范围除了因为父亲而结识的学界前辈，如阮元、钱大昕等，其往来友人多限于扬州境内，如阮元从弟阮亨，著有《珠湖草堂诗钞》、《珠湖草堂笔记》等，少廷琥一岁，是廷琥的从舅，二人濒临而居，较投契。廷琥有《和阮梅叔先生亨寒柝诗韵》、《题阮梅叔先生珠湖渔隐图》。又吴康，诗人，与焦循年相若，与廷琥为忘年交，著有《白茆草堂集》，二人聚必有酒。廷琥有《访吴少文太学康即题其白茆草堂诗》、《观棋和吴少文太学》。焦循、廷琥相继卒后后，吴康有《吊里堂并令嗣虎玉》诗，其三云：“死不忘亲无愧孝，生能承业自余芳（自注：虎玉见赏汤学使，有家学渊源之誉）。一门风雅推吾里，两代沦亡惨客肠。遗迹尚留茅屋壁（自注：虎玉曾为余作《白茆草堂记》），欲看先觉泪沾裳。”吴康与焦征也相善。又有邑人何方衢，年岁相仿，彼此激赏，然年二十三即卒，廷琥谱《八声甘州》哭之，又为作权厝志。他如乡人丁椿、毛梦鹏、王桂、周岱等。
廷琥之友朋多长于诗词，因为父亲有通儒之称，廷琥不假外傅，故其交相论学之友不多。廷琥有弟子数人，但都未能发扬他的学问。廷琥有三子，授易、授书、授诗，不见于著录，盖未能传家学。
二、著述成就
廷琥著述，据其叔父焦征《先兄事略跋》载有十种，而赖贵三《焦循年谱新编》附录《焦虎玉先生著述书目》则有十五种，但自注云有七种未见传本。
现在仅针对所见著述，剖析其为学源流。
（一）《尚书申孔篇》一卷
乾嘉学者研治《尚书》者如阎若璩、惠栋、王呜盛等皆以汉儒传注为宗，否定伪孔传，只有毛奇龄能据伪孔传内容予以认可。焦循以为孔传之善应分别观之，其《尚书孔氏传》指出孔安国传虽然是伪书，但将其视作魏晋间人之书，仍有可取之处，且较之汉儒传注者有七大长处，疏通文意则比汉代经师马融、郑玄更为精确详细。这种观点在当时比较有创见性，廷琥嘉庆二十年、三十四岁时作《尚书申孔篇》，以衍父说，其自序曰：“今年读《尚书注疏》，因举若干条与门人辈论之，录得一卷，即名曰《尚书申孔篇》。”又跋曰：“右十九条，孔义之可采者，不止此也，此特较马郑之说而见其长者耳。”廷琥欲申明孔传，故每条都引孔《疏》以反驳马郑，具体从句读、字义、事理、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以支持其孔《疏》别有佳处的观点。 在此书的序跋文字中，廷琥未提曾得到父亲之指导，但与焦循《尚书孔氏传补疏》却有见解相同之处，据此，江瀚以其掩盖父名而讥之。其实，早在嘉庆十五、十六年之际，焦循撰《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就提出尚书伪孔传胜于汉儒之处，嘉庆十九年完成《尚书补疏》的校录工作；廷琥之作完成于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可以肯定的说，《尚书申孔篇》乃受之父教，廷琥学问来自父授，世人皆知，毋庸置疑，后人过度揣测，实是节外生枝。
（二）《冕服考》四卷
焦循于乾隆五十五年撰《群经宫室图》，嘉庆三年撰成《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考证经义中名物。他曾面授廷琥云，三代制度散见于群经，宫室外最需要考核的是冠服，因为有关经义匪浅。廷琥有感于心，遂搜讨古代冠服制度。其时纳入乾嘉考证学范围的有《三礼》、《诗经》等古经义中的相关名物，如宫室、草木鸟兽、车制、冠服、器具等，黄宗羲、江永、戴震、程瑶田、焦循、任启运等，皆有名物考证著述传世，廷琥此书之撰述，也为当时学风所染。后廷琥读任大椿之《深衣释例》、《弁服释例》，发现其中没有涉及男性礼服，于是发愿补充之。他的体例是，先列出自己的观点，次列取群经之相关文字，次考核汉唐注疏，再辅以杜佑、聂崇义等之书，而其考证文字附以案语。成书于嘉庆十九年，时三十三岁。开篇云“冕作于黄帝”，下引《说文》、《世本》、《后汉书》表明出处，并疏通《世本》之“黄帝作冕”。关于服制的考察，清代学者屡屡涉及，任大椿之外，如黄宗羲《深衣考》、江永《深衣考误》《乡党图考》、戴震《深衣解》、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宋绵初《释服》、许瀚《释布》等，廷琥能别古代礼服而出为一书，其开拓精神值得肯定。至以为其辨析精核，不次于其父，比宋绵初之《释服》完备，则非虚誉之词。但此书有文无图，不免遗憾，因为据其文字分析，冕服之结构、尺寸、饰物等，应是可以图例辅助，大概他基于经典，仅释文字而已，没有实践绘图，或参考其它图本。
（三）《三传经文辨异》四卷
焦循幼时读《春秋》好左氏传，久而生疑，后来将其中纰缪严重之处出而疏之，成《春秋左传补疏》五卷。廷琥之读《春秋》，也受到父亲的影响，遇有疑问，随笔按之，约二百三十余条，十余字至数百字不等，每则下有“廷琥按”字样，参考万斯大《学春秋随笔》、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但只辨异文，不作发明。
（四）《地圆说》一卷
廷琥精于算学，在十四岁时随父协作阮元批阅天文算学课卷时，就已经显露出来。明末清初，西学地圆说曾引起学人的争议，梅文鼎认为地圆说与中国传统的“浑天说”是一致的，并举出《素问》、《大戴礼》等书～2iiE之。焦循信地圆说，其友孙星衍则不信，廷琥读孙书，以为“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日周髀，日浑天。宣夜说无师承，周髀即盖天之说，谓天如盖笠，地似覆盘。浑天者，天包地，外如壳之裹黄。浑、盖之说，皆谓地圆，此固确而可信。”遂“搜罗《素问》、《大戴礼》、邵子、程子之说，并及淮南子、诸史传之张衡、马融、郑玄、蔡邕等人相关文字，并征集西人利玛窦、阳玛诺、艾儒略、蒋友仁胪列而成《地圆说》，阐释地圆说乃中国古亦有之，结尾说：“浑象形如鸟卵，何尝非椭圆。然西人之说，皆前人所已言者，西人第阐而译之耳。谓地圆之说为西人所创，固非。”廷琥这种做法是面对西学的自然反应，如同梅文鼎一样，在中国的传统中寻找西人立说之根据，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可见在稍后的西学冲击下，一部份学人积极阐扬本土文化，这种文化心理，在廷琥身上也有所反映。
廷琥又有《益古演段开方补》一卷。焦循有《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先府君事略》：“乙卯，府君在浙得《益古演段》《测圆海镜》两书，急寄尚之先生，尚之先生为之疏通证明。府君又得秦氏所为《数学大略》，因撰《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以述两家之学。……府君谓不孝日：如岁杪无事，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问，用正负开方法推而算之。府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读矣。即命名日《益古演段开方补》，且日可附《学算记》之末。”此书焦征亦称“（廷琥）又出所自著数种，谓《益古演段补》，父所许可”，惜未见传。
（五）《先府君事略》
嘉庆二十五年焦循病逝，廷琥于哀痛之际，编校勘《孟子正义》，并含泪抱病撰成父亲行略一卷，是日后焦循生平研究的第一手、详细且可靠的资料，凡踪迹、交游、著述及家居之状，一一记述，近两万字。撰成之后，廷琥心力交瘁，方过半年，即追父而去。
（六）《读书小记》、《因柳阁读书录》
《读书小记》一卷，六十五则，多是读《汉书》及《旧唐书》列传、《说文解字》之笔札，以及考证称语源流，如白衣、亲家母、送礼、祭酒、大人、阁下等，短短数十字，考其读音，或寻其来源，足见读书仔细，随手考录。
《因柳阁读书录》一卷，但据内容可析为前后二卷，首卷十二则，体例似其《读书小记》，多是读毛诗札记以及考证俗语之源如姊夫、私房之类。次卷十四篇，有专篇题目，多释三礼，如《寝》、《大裘祀天》、《实柴》、《祭祀之好羞》、《王斋日三举》、《庙寝》、《裸礼有二》等，则是专力为之。
二书未有序跋，皆廷琥手稿，似是未成之书，据此可考其读书范围，乃经史列传、笔记小说，随读随记，反映其读书之勤奋、扎实。
（七）《蜜梅花馆文录》《诗录》《因柳阁词抄》
治学之余，廷琥也作诗文。他十一岁从父受唐人绝句、律诗、古体之法，好作诗，一月数十首，父亲训斥曰：“诗文最忌浮词，即怀人咏物比兴无端，亦当使书卷之气，盎然纸上，而泛为风云月露之词，则所当深戒。”今有《蜜梅花馆诗录》，多记其患病之苦及足迹所至，不外乎扬州山水，偶尔也与父亲唱和，然恬淡自如，山水田园，俱有佳构。
此外，属文纪事之作，结为《蜜梅花馆文录》一卷，收录二十六篇，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与父亲的文字活动有关，如焦循搜集乡贤范荃、罗然倩、徐坦庵的词集为《北湖三家词抄》，廷琥则作《北湖三家词抄跋》；焦循选吴康诗为《白茆草堂诗钞》，并作《吴少文诗序》，而廷琥作《白茆草堂记》；焦循携廷琥游相墩，归后作《相墩铭》，而廷琥作《游相墩记》；焦循作《斗鱼会图》，而廷琥作《斗鱼图记》；焦循作《谢景张哀辞》，廷琥则有《谢景张传》；前后呼应，所谓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即为此类。一类是论学之文，如《郑氏读说作襚辨》、《易多俗字辨》、《以此毒天下说》、《朋为门户之名辨》等八篇。第三类是人物志传，有八篇，如《书吴千为轶事》、《书高贞女》、《何梯云权厝志》等。诗文俱如其人其学，有书卷之气，不事浮词。焦循曾教廷琥云：“凡人有一节之可取，必就其一节摹写尽致，使其精神毕露，况可取者不止一节乎？如此乃为有用之文，若为无聊市语，人亦何赖有此文？尽可不作。”教其为学者之文，不蹈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