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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长期战争、改朝换代，这些极度动荡的局势，是经营风险的银行所不愿看到的，可谓银行家的致命敌人。民国时期的银行家，正是在这些致命敌人的打击下，经历了三次大的败退。最后，曾经创造过辉煌的银行家群体风流云散。
金融危机的扼杀
在中央权威缺失的北洋时代，具有独立发展意识和现代经营思想的银行家群体崛起。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银行家的黄金时代依然延续。1915-1935年，是银行家大有作为的二十年。他们不仅使国有银行改革发展，更使私营银行蓬勃兴起。中国银行张家璈、宋汉章，交通银行钱新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金城银行周作民，浙江实业银行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叶景葵、徐新六，盐业银行吴鼎昌，中南银行胡笔江，大陆银行谈荔孙等，成为当时中国银行界的中流砥柱。
然而，从1935年开始，白银风潮和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双重挤压，使银行业遭受沉重打击，银行家群体节节败退。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深化、日军侵华不断推进，集权政府下的统制经济，为越来越多的朝野人士所认同。对现代政治有着深刻理解的著名学者蒋廷黻和丁文江，甚至提出了“新式专制”、“新式独裁”的概念，期望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对内加快建设、对外抵抗侵略；向来推崇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宋子文的思想也发生逆转，主张政府实行强力干预的统制经济政策。
从1934年开始，美国高价收购白银，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白银风潮，经济金融危机加剧。国民政府为应对危机，加紧实施金融统制政策。1935年初，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在汉口密谈，改组中行，加强金融统制。随后，中央政府宣布接管中、交两行，增加国有股份，收归国营；一贯捍卫银行独立自主经营的张嘉璈3月被撵出中行，离开了奋斗二十多年的银行界，成为民国银行家地位的一个标志性的改变。
在政府一面强力控制银行界，一面敞开中央高层职位的背景下，一些银行家开始放弃自由主义理想，调整与政府间的关系，由银行家向政府高官转变。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改组时，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就任实业部长、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长。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商业银行家的队伍中来。
如果说，张家璈被逐是蒋、宋、孔主动谋划，以图全面掌控中行，那么，“小三行”出现挤兑困局，继而被政府控制，则是在外部剧烈冲击下自身经营不善的结果。
所谓“小三行”，指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与“大三行”（中央银行、中行和交行）一样，“小三行”也发行货币，是当时重要的商业银行。然而，在1935年5月底至6月初一周之间全部陷入困境，爆发挤兑风潮。
“小三行”的共同之处，是钞券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巨大，资金周转困难，白银风潮侵袭而陷入挤兑困境。随后，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相继被迫辞职。经此打击，刘晦之随后一头钻进古籍古物收藏，傅筱庵沉寂两三年后走上汉奸道路，孙衡甫则在遭受政府调查后抑郁而终。
南京政府救济“小三行”的同时，完成了对此三行的改组。在实施金融统制政策下，国民政府一步步加强对银行业的掌控，银行家失去了早期所具有的独立自由的光芒。
长年战争的摧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土不断沦陷，各家银行总部不停迁徙，银行经营困难，银行家颠沛流离，为业务谋划，为抗战奔波，迎来了更为艰难的时刻。令人尤为痛心的，是前有交行董事长胡笔江、浙兴银行总经理徐新六所乘班机遭日军袭击而遇难；后有交行唐寿民等沦为日伪汉奸。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成立各界抗敌后援会，胡笔江为委员之一，积极为抗战募捐。徐新六同样积极投身抗战，先后担任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委、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委等职。
上海沦陷后，交行总管理处相继撤至汉口、重庆。由钱庄学徒跻身为著名银行家行列的交行董事长胡笔江和总经理唐寿民撤至香港，在港主持交行业务。徐新六则与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浙实银行总经理李铭同被国民政府指派，以民间金融界人士的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
1938年8月，徐新六应邀赴香港讨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业务。在港期间，国民政府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电邀徐新六参加。胡笔江则应财政部长孔祥熙之召，回重庆商谈金融事宜。8月24日，胡笔江与徐新六从香港飞赴重庆时，所乘“桂林号”民航班机遭到5架日机追击扫射，徐新六、胡笔江不幸罹难，为国捐躯。
胡笔江去世后，20年代初曾任交行协理的钱新之接掌交行，唐寿民续任总经理，继续为交行业务倾心尽力。然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唐寿民开始了噩梦般的人生。
12月21日，唐寿民被日军抓捕。关押在香港的一百多天里，唐寿民心情抑郁，痛不欲生。第二年4月，日本人将唐寿民押回上海。
日本方面有意让中、交两行复业，而复业需业界名人支撑门面，人在上海的吴震修与唐寿民于是成为上佳人选。唐寿民自不必论，早年留学日本的吴震修，在银行界也颇有名声，曾任中行总文书、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抗战全面爆发时担任中行南京分行经理。
1942年9月1日，中、交两行宣布“复业”，总部设在上海。在日本军部和汪伪政府软硬兼施下，吴震修和唐寿民出任复业后的中、交两行董事长。如果说吴震修代理中行董事长是迫于形势，上任后也是被动地维持行务；唐寿民则是积极地拓展行务。第二年3月，当汪伪政权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时，唐寿民推托一番后还出任理事长一职。
抗战胜利后，吴震修一度遭到软禁，但终以汉奸嫌疑证据不足而未予审理；唐寿民则以汉奸罪被判刑入狱。
值得一提的，还有周作民。抗战全面爆发，中国银行业遭受重创。金融重镇上海沦陷后，银行家们各奔前程，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则选择留在了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正在香港的周作民被日军拘捕，随后被遣送回沪。周作民与日方及汪伪人士多有来往，但未出任伪职。 金城银行成了少数活跃在沦陷区的商业银行，不过战后的金城银行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上海分行经理吴蕴斋以汉奸罪被捕；京津分行经理杨济成和王毅灵也均被控以汉奸嫌疑被拘；周作民本人同样有过一段苦涩的岁月。他对此曾颇为懊悔：“抗战期间，余未能来（重庆），致全盘皆输一着。”
国难当头，银行家们被深深地卷入进了这场战争。有着巨大能量的银行家们，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国家利益上，而非自身银行中。其中，李铭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参加抗日活动，并被国民政府指派，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1941年2月遭汪伪政府通缉后，被迫秘密离沪远走美国；陈光甫更是有名的“商人特使”。早在1936年，陈光甫便曾代表政府赴美，谈判解决美国收购中国白银问题，最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抗战期间，陈光甫作为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国民政府赴美接洽借款事宜，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此外，战时陈光甫还担任了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在1941年至1943年间为此奔波。
一代银行家的消失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使经受着连年战乱的银行家遭受了致命一击。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金圆券政策正式实施。8月至1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施加管制，被称为“打老虎”。在蒋经国看来，“商业银行多做投机买卖，不晓得发了多少横财。现在要他们将外汇拿出来，都不大情愿”。
对银行家来说，交出外汇实为无奈被迫。李铭、陈光甫、钱新之、周作民等商量后决定，由各大银行、钱庄凑足1000万美元上缴中央银行。
对此，蒋介石并不满意。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忿忿地说：上海银行界领袖“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丝毫没改变。……彼等既不爱国家，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
9月10日，李铭接到蒋经国约其见面的邀请。见面时，比李铭小20多岁的蒋经国威胁李铭交出全部外汇资产，并大声训斥李铭。第二天，周作民也被蒋经国传讯，迫其交出私人所持外汇，并不得私自离开上海。
蒋经国“打老虎”，引起银行家群体反感，除李铭、周作民等与之有正面冲突外，其他一些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也已动摇，正如陈光甫所说，已经“若即若离”。
这年年底，一向沉稳的陈光甫颇感焦虑与彷徨。国共政局的快速演变，中国再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迫使他必须为个人及上海银行早作打算。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深感失望，对共产党的政策及马克思主义同样深怀戒惧。最后，香港成为陈光甫的安身之地。
去抑或留？剧变时刻，银行家们其实都面临着艰难抉择。
周作民于国民党大陆政权倾覆前曾悄悄移居香港，1950年8月又乘船北归，成为金融界头面人物中解放后回归大陆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回归者。
张家璈上海解放前夕赴港，随后远走澳、美，1979年在美国去世；
宋汉章上海解放前夕赴港，1968年在香港去世；
李铭上海解放前夕赴美，1950年在香港设立浙江第一商业银行，1966年在香港去世；
钱新之上海解放前夕离沪赴港，后定居台湾，1958年在台北去世；
1935年后出任南京政府多个要职的吴鼎昌，1949年1月去职赴港，第二年8月病逝。
大银行家几乎全部出走海外，中小银行家则多半留在国内。譬如，浙兴银行董事长徐寄庼与总经理项叔翔、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与副总经理孙瑞璜、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大陆银行总经理谈公远等，在上海解放之际，均留守岗位，主持行务。彼时一场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幕徐徐拉开。
接管改造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取消外资银行特权和整顿改造民族资本金融业陆续展开，中国银行业开始了惊天巨变。成千上百家金融机构被接管、整顿和改造，这一过程直到1952年底才基本尘埃落定。包括私营银行在内的一千多家金融机构，最后被改组为一家公私合营银行。
几年后，这家公私合营银行的总管理处与中国人民银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合署办公，公私合营银行从根本上纳入到人民银行体系之中。民国银行家在中国大陆彻底销声匿迹。
北洋时代崛起的银行家群体，历经制度变革的转型、金融危机的考验和军阀混战的洗礼，穿越长期动荡不安和战争不止的乱世，终究没能存活下来，一度是国家和社会中坚力量的民国银行家群体消失无影。
多年之后，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出色的民营银行和银行家，为当代所需——需要大批活力四射的民营银行，更需要大批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银行家。重新审视民国银行家的探索与实践，感知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家国情怀，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人们期待，一个群星闪耀的银行家时代能够早日到来。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金融危机的扼杀
在中央权威缺失的北洋时代，具有独立发展意识和现代经营思想的银行家群体崛起。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银行家的黄金时代依然延续。1915-1935年，是银行家大有作为的二十年。他们不仅使国有银行改革发展，更使私营银行蓬勃兴起。中国银行张家璈、宋汉章，交通银行钱新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金城银行周作民，浙江实业银行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叶景葵、徐新六，盐业银行吴鼎昌，中南银行胡笔江，大陆银行谈荔孙等，成为当时中国银行界的中流砥柱。
然而，从1935年开始，白银风潮和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双重挤压，使银行业遭受沉重打击，银行家群体节节败退。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深化、日军侵华不断推进，集权政府下的统制经济，为越来越多的朝野人士所认同。对现代政治有着深刻理解的著名学者蒋廷黻和丁文江，甚至提出了“新式专制”、“新式独裁”的概念，期望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对内加快建设、对外抵抗侵略；向来推崇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宋子文的思想也发生逆转，主张政府实行强力干预的统制经济政策。
从1934年开始，美国高价收购白银，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白银风潮，经济金融危机加剧。国民政府为应对危机，加紧实施金融统制政策。1935年初，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在汉口密谈，改组中行，加强金融统制。随后，中央政府宣布接管中、交两行，增加国有股份，收归国营；一贯捍卫银行独立自主经营的张嘉璈3月被撵出中行，离开了奋斗二十多年的银行界，成为民国银行家地位的一个标志性的改变。
在政府一面强力控制银行界，一面敞开中央高层职位的背景下，一些银行家开始放弃自由主义理想，调整与政府间的关系，由银行家向政府高官转变。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改组时，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就任实业部长、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长。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商业银行家的队伍中来。
如果说，张家璈被逐是蒋、宋、孔主动谋划，以图全面掌控中行，那么，“小三行”出现挤兑困局，继而被政府控制，则是在外部剧烈冲击下自身经营不善的结果。
所谓“小三行”，指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与“大三行”（中央银行、中行和交行）一样，“小三行”也发行货币，是当时重要的商业银行。然而，在1935年5月底至6月初一周之间全部陷入困境，爆发挤兑风潮。
“小三行”的共同之处，是钞券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巨大，资金周转困难，白银风潮侵袭而陷入挤兑困境。随后，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相继被迫辞职。经此打击，刘晦之随后一头钻进古籍古物收藏，傅筱庵沉寂两三年后走上汉奸道路，孙衡甫则在遭受政府调查后抑郁而终。
南京政府救济“小三行”的同时，完成了对此三行的改组。在实施金融统制政策下，国民政府一步步加强对银行业的掌控，银行家失去了早期所具有的独立自由的光芒。
长年战争的摧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土不断沦陷，各家银行总部不停迁徙，银行经营困难，银行家颠沛流离，为业务谋划，为抗战奔波，迎来了更为艰难的时刻。令人尤为痛心的，是前有交行董事长胡笔江、浙兴银行总经理徐新六所乘班机遭日军袭击而遇难；后有交行唐寿民等沦为日伪汉奸。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成立各界抗敌后援会，胡笔江为委员之一，积极为抗战募捐。徐新六同样积极投身抗战，先后担任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委、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委等职。
上海沦陷后，交行总管理处相继撤至汉口、重庆。由钱庄学徒跻身为著名银行家行列的交行董事长胡笔江和总经理唐寿民撤至香港，在港主持交行业务。徐新六则与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浙实银行总经理李铭同被国民政府指派，以民间金融界人士的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
1938年8月，徐新六应邀赴香港讨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业务。在港期间，国民政府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电邀徐新六参加。胡笔江则应财政部长孔祥熙之召，回重庆商谈金融事宜。8月24日，胡笔江与徐新六从香港飞赴重庆时，所乘“桂林号”民航班机遭到5架日机追击扫射，徐新六、胡笔江不幸罹难，为国捐躯。
胡笔江去世后，20年代初曾任交行协理的钱新之接掌交行，唐寿民续任总经理，继续为交行业务倾心尽力。然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唐寿民开始了噩梦般的人生。
12月21日，唐寿民被日军抓捕。关押在香港的一百多天里，唐寿民心情抑郁，痛不欲生。第二年4月，日本人将唐寿民押回上海。
日本方面有意让中、交两行复业，而复业需业界名人支撑门面，人在上海的吴震修与唐寿民于是成为上佳人选。唐寿民自不必论，早年留学日本的吴震修，在银行界也颇有名声，曾任中行总文书、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抗战全面爆发时担任中行南京分行经理。
1942年9月1日，中、交两行宣布“复业”，总部设在上海。在日本军部和汪伪政府软硬兼施下，吴震修和唐寿民出任复业后的中、交两行董事长。如果说吴震修代理中行董事长是迫于形势，上任后也是被动地维持行务；唐寿民则是积极地拓展行务。第二年3月，当汪伪政权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时，唐寿民推托一番后还出任理事长一职。
抗战胜利后，吴震修一度遭到软禁，但终以汉奸嫌疑证据不足而未予审理；唐寿民则以汉奸罪被判刑入狱。
值得一提的，还有周作民。抗战全面爆发，中国银行业遭受重创。金融重镇上海沦陷后，银行家们各奔前程，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则选择留在了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正在香港的周作民被日军拘捕，随后被遣送回沪。周作民与日方及汪伪人士多有来往，但未出任伪职。 金城银行成了少数活跃在沦陷区的商业银行，不过战后的金城银行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上海分行经理吴蕴斋以汉奸罪被捕；京津分行经理杨济成和王毅灵也均被控以汉奸嫌疑被拘；周作民本人同样有过一段苦涩的岁月。他对此曾颇为懊悔：“抗战期间，余未能来（重庆），致全盘皆输一着。”
国难当头，银行家们被深深地卷入进了这场战争。有着巨大能量的银行家们，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国家利益上，而非自身银行中。其中，李铭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参加抗日活动，并被国民政府指派，负责维持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1941年2月遭汪伪政府通缉后，被迫秘密离沪远走美国；陈光甫更是有名的“商人特使”。早在1936年，陈光甫便曾代表政府赴美，谈判解决美国收购中国白银问题，最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抗战期间，陈光甫作为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国民政府赴美接洽借款事宜，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此外，战时陈光甫还担任了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在1941年至1943年间为此奔波。
一代银行家的消失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使经受着连年战乱的银行家遭受了致命一击。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金圆券政策正式实施。8月至1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施加管制，被称为“打老虎”。在蒋经国看来，“商业银行多做投机买卖，不晓得发了多少横财。现在要他们将外汇拿出来，都不大情愿”。
对银行家来说，交出外汇实为无奈被迫。李铭、陈光甫、钱新之、周作民等商量后决定，由各大银行、钱庄凑足1000万美元上缴中央银行。
对此，蒋介石并不满意。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忿忿地说：上海银行界领袖“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丝毫没改变。……彼等既不爱国家，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
9月10日，李铭接到蒋经国约其见面的邀请。见面时，比李铭小20多岁的蒋经国威胁李铭交出全部外汇资产，并大声训斥李铭。第二天，周作民也被蒋经国传讯，迫其交出私人所持外汇，并不得私自离开上海。
蒋经国“打老虎”，引起银行家群体反感，除李铭、周作民等与之有正面冲突外，其他一些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也已动摇，正如陈光甫所说，已经“若即若离”。
这年年底，一向沉稳的陈光甫颇感焦虑与彷徨。国共政局的快速演变，中国再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迫使他必须为个人及上海银行早作打算。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深感失望，对共产党的政策及马克思主义同样深怀戒惧。最后，香港成为陈光甫的安身之地。
去抑或留？剧变时刻，银行家们其实都面临着艰难抉择。
周作民于国民党大陆政权倾覆前曾悄悄移居香港，1950年8月又乘船北归，成为金融界头面人物中解放后回归大陆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回归者。
张家璈上海解放前夕赴港，随后远走澳、美，1979年在美国去世；
宋汉章上海解放前夕赴港，1968年在香港去世；
李铭上海解放前夕赴美，1950年在香港设立浙江第一商业银行，1966年在香港去世；
钱新之上海解放前夕离沪赴港，后定居台湾，1958年在台北去世；
1935年后出任南京政府多个要职的吴鼎昌，1949年1月去职赴港，第二年8月病逝。
大银行家几乎全部出走海外，中小银行家则多半留在国内。譬如，浙兴银行董事长徐寄庼与总经理项叔翔、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与副总经理孙瑞璜、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大陆银行总经理谈公远等，在上海解放之际，均留守岗位，主持行务。彼时一场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幕徐徐拉开。
接管改造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取消外资银行特权和整顿改造民族资本金融业陆续展开，中国银行业开始了惊天巨变。成千上百家金融机构被接管、整顿和改造，这一过程直到1952年底才基本尘埃落定。包括私营银行在内的一千多家金融机构，最后被改组为一家公私合营银行。
几年后，这家公私合营银行的总管理处与中国人民银行私人业务管理局合署办公，公私合营银行从根本上纳入到人民银行体系之中。民国银行家在中国大陆彻底销声匿迹。
北洋时代崛起的银行家群体，历经制度变革的转型、金融危机的考验和军阀混战的洗礼，穿越长期动荡不安和战争不止的乱世，终究没能存活下来，一度是国家和社会中坚力量的民国银行家群体消失无影。
多年之后，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出色的民营银行和银行家，为当代所需——需要大批活力四射的民营银行，更需要大批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银行家。重新审视民国银行家的探索与实践，感知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家国情怀，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人们期待，一个群星闪耀的银行家时代能够早日到来。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