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记乃登山临水而发观感角度而言，苏轼的《前赤壁赋》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以下称“苏柳二文”）都属山水游记。将两文放在一起比较解读，可以看出不同的山水风景和不同的抒情方式所内隐的不同的人生参悟。
　　一、山水文章风景异
　　山水游记的叙写主体一般应是山川风景，但恰在这一点上，苏柳二文却显差异。
　　我们先看苏轼《前赤壁赋》中的风景。通篇观之，读者貌似会觉得自己处于一种月光水色的笼罩之中，聆听一位哲人阐述人生道理。文中人（苏子与客），文中物（舟、酒、箫），文中景（浩渺长江、皎洁明月），中国古代文人能够抒怀吟诵的一切道具（风景）都呈现了出来，为的是让后世读者在观赏风景时能感受到作者的那份旷达与超然。我们若将文中风景剥离出来，不禁发现整篇文赋写景处，仅集中于文章开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除此之外，几乎都是作者在明理抒怀，因而，我们能感觉到苏轼赋中写景，并不是为了展示赤壁自然山水，或者说并非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将山川风景作为触发情志的媒介，或议论说理的工具。譬如明月大江，不过是“吹箫客”与苏子触发悲喜之情的工具；文章巧妙借助于江水的奔流无尽、明月的周期盈虚，也是为阐释天地变亦不变的道理。
　　再看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游记开篇写自己贬居永州后漫游山水时，发现并宴游西山。在写西山风景时，柳宗元以敏锐的观察力，驱遣生花妙笔，连用形容和譬喻，从不同角度描绘眼中的西山风景。先写西山纵势：“岈然”写山谷的空阔，“洼然”写溪谷的低下；“若垤若穴”写其状如蚁穴，形似窟窿。再写西山横势：“尺寸千里”侧写山脉连绵横亘，“攒蹙累积”直言高山峦聚密集，“莫得遁隐”说其精微幽深。而后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萦青缭白，外与天际”，进一步写高峻。最后以“四望如一”收结有力。
　　品读这篇游记，窃以为柳宗元对西山风景的描写，可称得上是“形容尽致”，在他的笔下，西山的高峻形胜，可视可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就曾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此论甚确。当然，作者也有自我感受的抒发，但就整篇游记而言并不占主要地位，文章只是在描写完西山风景之后，才道出“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
　　为类”的感叹。
　　苏柳二文，两相比较，如果说柳宗元要使他的“西山宴游记”成为西山风景的镜子，那苏轼则是使他的“赤壁赋”成为他自己的镜子。苏轼《前赤壁赋》将景物视为一种抒怀媒介或工具，文中对风景的描写几乎淡化，相反作者却大大强化自我感受的抒发，给读者的感觉是，整篇文赋呈现出略景存情，甚或舍景存情的特点。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却恰恰相反。在其笔下，西山既有正面落墨，也有侧面烘托；既有仰观远景，也有俯察近物；既有全景鸟瞰，也有特写镜头。这种通过洞察刻画而出的西山，已然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柳宗元心中的风景。
　　二、比赋抒怀方式异
　　从景物描写的特色而言，柳苏二人都注重景物描写的客观真实性，但二者不同的是，柳宗元的“西山”用比兴去呈现，苏轼的“赤壁”则用赋去表现。
　　在西山宴游前，柳宗元先是自述：“居是州，恒惴栗。”为何惴栗？而此间所谓游山玩水：“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以僇人身份谪居永州之境况，同时也能看出作者力求以游览和醉梦来解脱苦闷之心情。然而当其写到登西山，“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则表现出作者披荆斩棘，与命运抗争的生命律动。上得西山，顿然感觉“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由此显示自己不与奸佞小人为伍、超然物外的心态，同时也是对自己特立独行人格的欣慰，最后作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从苦闷中有所解脱。
　　我们说，柳宗元游的是西山，悟出的是自己。在他的笔下，西山俨然成了“僇人”的象征物，西山的特点就是人的特点，山被遗忘即人被遗忘，山与人成为一种对应的互赏共感的同类。我们能感觉到，柳宗元探访西山之旅正是其精神痛苦解脱之旅，品味山之被忽视也就是在咀嚼自己被贬谪；或者说，西山宴游之过程即是柳宗元游心之过程，也是其精神超脱之过程。
　　苏轼的抒怀方式与柳氏的比兴手法不同。也许是“乌台诗案”的后怕所及，《前赤壁赋》通篇不着时政一字，但抒情达意却尽得风流。文章开始苏轼以闲淡之笔状写闲适之情，借自然之“江水、明月、清风”等风景，继承并发展了“主客对话，抑客伸主”的赋的传统手法。“客”托古说今，睹物思人；“主”借江月说理，而主客对话则代表了作者思想中两个不同侧面的矛盾斗争；把政治失意的苦闷通过“客”来反映，把乐观旷达的情怀通过“主”来表现，最终“客”被“主”说服，认识归为统一，体现了苏轼精神由苦闷到解脱的过程。
　　在《前赤壁赋》中，“江水、明月、清风”等风景并不是精细刻画的对象，而是苏轼用来表现主体意识、自我感受的载体，对于苏轼来说，看风景的过程既是审美的过程、超脱的过程，更是生活的过程。他是在常态的生活中品味山水风景之美。在苏轼笔下，赤壁风景是平淡无奇的，清风明月，何处没有？作者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于山水之奇之幽之丽，不在于对江风明月本身的精雕细琢，也不在于江水明月与人的同生共感，而在于江水明月的直接触发性，它能触动作者寻求解脱痛苦的心情，成为渴望平和闲适境界的一种媒介，在苏轼的眼中，江水明月与人的心境是互适相协的。
　　三、苏柳人生参悟异
　　就上文所述，人们不禁要问，苏轼、柳宗元同为写山水胜景的大家，从其人生经历来看，二人同为贬谪逐臣，而这两篇游记又都是其贬谪时所作，却为何呈现出不同特色？我们说，或许贬谪环境会改变人的心理，但其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情感体验，使得作家对眼前风景的参悟有所不同。
　　就柳宗元而言，谪居永州后的他不断在寻求排解苦难，遗憾的是他并不能融于山水，而是将眼前环境视为陷阱，在游西山之前，他游遍永州山水，却是“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这短促紧凑的语句，反映了他谪居乏味的生活以及苦闷忧惧的内心。在此之前，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因革新失败贬谪永州，不久王叔文等人被杀，柳宗元内心更加忧惧不安，为了排忧遣愁，于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但这种漫无目的、不知所往的游玩，并不能排解其内心的苦闷、心灵的孤寂，直至其偶遇西山，恍然如他乡遇故知，于是便有了“宴游西山”之旅，便有了“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之感。能否因此断言，柳宗元已悟得西山而释然呢？乍读其文，似乎有心旷神怡、轻松愉悦之感，但仔细品来，尤其是将篇首叙写联系起来，不难发现所谓“宴游”的背后，仍是一片忧愤情怀；所谓“与万化冥合”的深处，愁苦依旧难以释怀。因为，只有在现实中屡遭挫折，情无可诉，志无可表，才无可用，甚至命无可保，才会被迫寄情山水，求个暂时的忘却，其实为一种自嘲加自慰，无奈且忧愤。
　　而几百年后的苏轼对待贬谪的态度则不一样。虽然苏轼在一些诗文中也有言及黄州贬地“僻陋多雨”“穷陋”等，但远不及其对黄州山水的欣赏。苏轼在《与言上人》书中说：“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也。”此语虽包含几分无奈，但绝对发于内心，我们在其《前赤壁赋》中，就能真切感受到苏轼与赤壁风景的互适相协。赤壁无奇观异景，但无限风光尽在心中，身旁的江水、耳畔的清风、眼中的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当然，苏轼取之所当取，舍之所当舍，在取舍之间，他“游”于其中，“乐”于其中，且能“悟”在其中，达到一种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基于对世事人生深刻体认后的感悟，更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苏轼正是用性格中的调和与旷达造就了超然物外的永恒不尽的精神，在屡屡贬谪之后，依然如常，因而在他的这篇赤壁游记中，我们才能体会到他那种旷然天真的心境。无疑，这般心境，这样的参悟，要比柳宗元西山“宴游”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