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万能政府现象导致的人民议价地位的下降，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蔚为风潮的“团体政治”发展可说是某种程度的反弹;不仅各种利益团体想尽办法影响决策，甚至自60年代末起，许多团体纷纷与另一些社会运动（例如女权运动、民权运动或环保运动等）取得联系，它们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有时还被认为是可能有机会取代旧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新政治”。
　　 “利益团体”指的是“任何企图以说服或宣传等方法，有规则地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团体或组织”。
　　 严格讲起来，“组织团体”在人类生活里是件蛮吊诡的事情。一方面，人类似乎很理性地经常选择去组织团体，这也是“群居”成为人类生活主要形态的原因，但相对地，人类又经常理性地不去组织团体，原因是“人皆自私”，因为一旦有人组织团体去争取某些利益的时候，就有人会搭便车，企图不劳而获。不想让别人免费享受辛苦争来的果实的心理，往往抑制了团体的发展。尽管如此，这绝不代表人类就不去组织团体了。奥尔森的“动机理论”指出，正因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因此尽管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但只要细细盘算就会了解，参加团体可能得到的报酬还是比一盘散沙高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类组织团体是种自古已然的现象，但现代利益团体的蓬勃发展却是民主政治下的产物。理由相当简单，利益团体的主要活动是向政府机关施压以满足它们的目标，由于这种行为具有挑战权威的暗示，因此在君权时期一度备受压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美国的利益团体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很难明确指出其最早的发展情况，这类团体大约自19世纪初起便相当流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831年造访美国时，就深深感受到美国社团的政治影响力。
　　 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利益团体所以逐渐获得较显著的政治地位，原因除来自人民自觉意识的提升之外，也可能是政党衰微的结果。换句话说，相较于传统政党组织在民主化初期担任协调并整合各阶层利益的重要工作，随着教育程度的普及，信息流通也跟着大众传播媒体的进步而更为快速，一方面让部分候选人得以跳过政党而直接诉诸选民，更重要的是，人民也不再非得需要政党来提供参政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式微所提供的政治真空状态，很自然地便被利益团体填补了进去。同时正因后者具备的政治性，特别是英国的学者更喜欢用“压力团体”来描述它们的主要活动内容。
　　 顾名思义，之所以称它们为压力团体，是因为这类团体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影响决策过程。类似发展可说是为了因应整个民主政治环境所致，但有人对此持质疑意见。
　　 哈佛大学前校长布克便认为：“当许多团体组织起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特别利益时，积极主义的政治便会转变成静止不动的政治，我们将发现自己已不能有效处理通货膨胀或能源短缺等国内问题。”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离职演说中曾经感慨地说：“这（利益团体的活动）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扰乱的因素，它扭曲了我们的目标，因为国家利益不再是我们个别利益或特别利益的总和;我们全都是美国人，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共同福祉既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经济学家博格曼也称：“游说者在国会山成群结队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丑闻，也构成了美国经济政策的一大威胁。我们目前的预算危机，大多是商业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的，而它们背后又有一大堆利益团体在撑腰。”
　　 由此可见，利益团体的发展固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正如许多其他制度，它也同时对政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现实情况是，在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彼此联动的情况下，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已将国家干预社会的能力降到最低，市场运行则部分取代了公权力的传统地位，有时候更通过利益团体的游说与施压，让名义上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受制于一小撮必须向它们股东负责的企业。
　　 大前研一讲得更是明白露骨;他认为民族国家尽管在重商主义时代确实扮演过创造财富的积极龙头角色，但选举政治的党同伐异逻辑却掐死了它们的经济命脉，让民族国家非但成为极其没有效率的财富分配机器，甚至在全球经济运作上也只能跑跑龙套而已。更不要说在区域整合运动的挤压下，所谓主权的意义也愈来愈边缘化。对此，虽然许多国家企图通过重新催化民族主义来设法力挽狂澜，但情况不如它们所预期。
　　 《政治是什么？》，蔡东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本文摘自该书，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