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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9日,一部经过两轮民意征集、近3万字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出台。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保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历时18个月,两次意见公开征集,数十次易稿,才诞生了新世纪以来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出了中国教育未来十年发展的“路线图”。
而内地教育目前面临的“入园难”、“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缺乏培养创新人才的机制”等问题,能否在本次《纲要》上找到“标本兼治”的对症良方?
“本届政府着力做好的大事”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滚烫的话题。今年“两会”前夕,人民网的“部委留言排行榜”显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收到的留言数量高居榜首,是第二位人保部部长尹蔚民的两倍还多。可见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与热情。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是“本届政府必须著力做好的一件大事”。
2008年8月《纲要》制定启动,总理温家宝亲任《纲要》领导小组组长,小组成员则来自发改委、教育部等14个部委。国务委员刘延东任《纲要》工作小组组长,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其办公室主任则是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工作小组组织了11个战略专题组,涵盖基础教育、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和教育改革创新等方面。
工作小组还动员全国各地500位专家学者参与调研,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座谈研讨的则有3000多人次。同时还聘请了100位高层的专家组成諮询专家队伍,包括教育、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纲要》制定“班底”,可谓“阵容强大”。
而《纲要》制定中所动用的“最强大阵容”是参与建言的民众。自2008年8月《纲要》制定启动以来,先后两次公开意见征集。每次公开征集意见,都掀起一个为教育建言献策的高潮。2009年初第一次公开意见征集,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收到建言210多万条。而今年年初的意见征集后,共收到各界人士发表的意见建议超过249万条。
作为《纲要》公开征求意见中的积极建言者,甘肃会宁县太平中学教师黄志龙发现,自己“改善农村教师待遇、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规划”的建议,被吸纳在《纲要》正文中:“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
促公平:贯穿始末的主线
有人说,教育不公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顽疾,治中国教育之本,必先推进教育公平。《纲要》则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择校热”、異地就学高考难、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过大……这些问题无不源自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曾撰文指出,中国上世纪末以来的“教育产业化”,“使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长此以往,教育不公的“马太效应”将循环下去,造成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人生公平的起点。”
参与《纲要》调研和起草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室主任高书国认为,“公平”自始至终贯穿这部《纲要》全文。细读《纲要》,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终身教育,都有相应具体措施力保“公平”。《纲要》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贯穿各教育阶段的资助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包括幼儿园。“缩小校际差距,加快提高薄弱学校师资水平”,以解決“择校”问题,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升学问题,《纲要》还专门提出,“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此外,《纲要》还提出“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使特殊人群受教育权的保障,对老少边穷和民族地区的倾向性支持,以达到区域公平。从而完善了“教育公平”的内涵。
“去行政化”牵动体制改革
近年来,内地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因体制问题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甚至受制於行政压力不敢建言……一系列现象都说明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与紧迫,尤其是社会广泛呼籲的“去行政化”。
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与网友交流时,也明确指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此前,朱清时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吉林大学“行政学术分离”等一些“去行政化”的“民间尝试”都得到了鼓励。而这次《纲要》中明文指出,各级学校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较之征求意见稿,少了“逐渐”二字。有评论认为,这是政府決心的体现。
“行政化管理倾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纲要》征求意见稿发佈会上解释道。
对此,《纲要》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对高校进行评估”,“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相应办法,並提出“现代学校制度”这一概念。从此,各级学校将“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而“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将实现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的互动。
然而,今年3月有学者指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必须与调整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同时进行,要和社会改革配套进行。”对此,审议通过的《纲要》中,关於“去行政化”的表述改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保卫GDP的4%
加大投入是解決教改中各项问题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内地教育实现了城乡全面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等。“完成这几件大事都是要花钱的。”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说。 “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佔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被写入最终审议通过的《纲要》中。
“4%”的目标並不是第一次提出。1993年中央下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佔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达到4%。”1996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再次提出“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佔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然迄今仍未达成。政府曾公佈2008年教育投入佔GDP的3.48%,这已是自1992年来最高值。
对於这个“迟迟达不到”的目标,政府这次下了決心。《纲要》中再次出现“2012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佔GDP4%”的目标,並提出增强公共财政有效财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筹措其它财政性教育资金、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等四项具体保证措施。
儘管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也称,对於教育经费投入两年后“保4%”,“信心很大,难度不小”。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指出,预计2020年全球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佔GDP的平均水平应在5%上下,4%已经是1990年前后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说4%的目标即使今年实现了,也比世界滞后20年。
实施:还有很长的路
《纲要》勾划出了中国教育未来十年发展的图景:2020年,中国将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入园率95%),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达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佔GDP超过4%。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教授指出:“从制定目标到达到目标,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还提出,《纲要》是否能落实,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体制改革是关键。体制不改,其它问题的解決都会打折扣。除了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改革都与教育改革成功与否息息相关。
“规划是规划,能否落实,还要看具体的立法、相应的监管机制。这次《纲要》只是提出了教改的方向和目标。”程方平说。
历时18个月,两次意见公开征集,数十次易稿,才诞生了新世纪以来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出了中国教育未来十年发展的“路线图”。
而内地教育目前面临的“入园难”、“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缺乏培养创新人才的机制”等问题,能否在本次《纲要》上找到“标本兼治”的对症良方?
“本届政府着力做好的大事”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滚烫的话题。今年“两会”前夕,人民网的“部委留言排行榜”显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收到的留言数量高居榜首,是第二位人保部部长尹蔚民的两倍还多。可见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与热情。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是“本届政府必须著力做好的一件大事”。
2008年8月《纲要》制定启动,总理温家宝亲任《纲要》领导小组组长,小组成员则来自发改委、教育部等14个部委。国务委员刘延东任《纲要》工作小组组长,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其办公室主任则是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工作小组组织了11个战略专题组,涵盖基础教育、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和教育改革创新等方面。
工作小组还动员全国各地500位专家学者参与调研,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座谈研讨的则有3000多人次。同时还聘请了100位高层的专家组成諮询专家队伍,包括教育、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纲要》制定“班底”,可谓“阵容强大”。
而《纲要》制定中所动用的“最强大阵容”是参与建言的民众。自2008年8月《纲要》制定启动以来,先后两次公开意见征集。每次公开征集意见,都掀起一个为教育建言献策的高潮。2009年初第一次公开意见征集,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收到建言210多万条。而今年年初的意见征集后,共收到各界人士发表的意见建议超过249万条。
作为《纲要》公开征求意见中的积极建言者,甘肃会宁县太平中学教师黄志龙发现,自己“改善农村教师待遇、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规划”的建议,被吸纳在《纲要》正文中:“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
促公平:贯穿始末的主线
有人说,教育不公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顽疾,治中国教育之本,必先推进教育公平。《纲要》则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择校热”、異地就学高考难、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过大……这些问题无不源自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曾撰文指出,中国上世纪末以来的“教育产业化”,“使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长此以往,教育不公的“马太效应”将循环下去,造成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人生公平的起点。”
参与《纲要》调研和起草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室主任高书国认为,“公平”自始至终贯穿这部《纲要》全文。细读《纲要》,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终身教育,都有相应具体措施力保“公平”。《纲要》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贯穿各教育阶段的资助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包括幼儿园。“缩小校际差距,加快提高薄弱学校师资水平”,以解決“择校”问题,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升学问题,《纲要》还专门提出,“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此外,《纲要》还提出“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使特殊人群受教育权的保障,对老少边穷和民族地区的倾向性支持,以达到区域公平。从而完善了“教育公平”的内涵。
“去行政化”牵动体制改革
近年来,内地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因体制问题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甚至受制於行政压力不敢建言……一系列现象都说明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与紧迫,尤其是社会广泛呼籲的“去行政化”。
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与网友交流时,也明确指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此前,朱清时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吉林大学“行政学术分离”等一些“去行政化”的“民间尝试”都得到了鼓励。而这次《纲要》中明文指出,各级学校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较之征求意见稿,少了“逐渐”二字。有评论认为,这是政府決心的体现。
“行政化管理倾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纲要》征求意见稿发佈会上解释道。
对此,《纲要》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对高校进行评估”,“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相应办法,並提出“现代学校制度”这一概念。从此,各级学校将“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而“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将实现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的互动。
然而,今年3月有学者指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必须与调整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同时进行,要和社会改革配套进行。”对此,审议通过的《纲要》中,关於“去行政化”的表述改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保卫GDP的4%
加大投入是解決教改中各项问题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内地教育实现了城乡全面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等。“完成这几件大事都是要花钱的。”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说。 “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佔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被写入最终审议通过的《纲要》中。
“4%”的目标並不是第一次提出。1993年中央下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佔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达到4%。”1996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再次提出“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佔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然迄今仍未达成。政府曾公佈2008年教育投入佔GDP的3.48%,这已是自1992年来最高值。
对於这个“迟迟达不到”的目标,政府这次下了決心。《纲要》中再次出现“2012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佔GDP4%”的目标,並提出增强公共财政有效财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筹措其它财政性教育资金、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等四项具体保证措施。
儘管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也称,对於教育经费投入两年后“保4%”,“信心很大,难度不小”。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指出,预计2020年全球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佔GDP的平均水平应在5%上下,4%已经是1990年前后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说4%的目标即使今年实现了,也比世界滞后20年。
实施:还有很长的路
《纲要》勾划出了中国教育未来十年发展的图景:2020年,中国将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入园率95%),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达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0%。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佔GDP超过4%。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教授指出:“从制定目标到达到目标,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还提出,《纲要》是否能落实,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体制改革是关键。体制不改,其它问题的解決都会打折扣。除了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改革都与教育改革成功与否息息相关。
“规划是规划,能否落实,还要看具体的立法、相应的监管机制。这次《纲要》只是提出了教改的方向和目标。”程方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