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3.01%快速上升到2019年的60.6%，此次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发生正是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为研究城市化对疫情防控的影响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我国260个城市的动态疫情监控数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利用SPSS计量软件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化”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疫情防控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提高对城市化和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关系的认识，还将给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一、引言
2020 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爆发，随后迅速蔓延至全国，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截至2020年5月6日8时，全国31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4404例，死亡病例4643例。海外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39073例，死亡病例243482例。受到疫情影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
从城市化视角来看，此次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发生正是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3.01%快速上升到2019年的60.6%。除湖北地区以外，确诊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城市化本是为了使更多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城市的福利，但这次受到伤害最深的城市反而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我国离发达国家还有15%的城市化水平差距，未来城市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本课题将以城市化应对新冠疫情防控为例，分析城市化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机理，探索未来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理。
二、文献综述
由于直接研究城市化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应对措施的文献较少，因此本部分将从城市化的定义、城市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应对措施三个部分来梳理相关文献，以便构建城市化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机理，提出新型城市化的思考。
城市化的定义。“城市化”还没有一个为城市理论工作者和城市实际工作者都接受的统一定义，人们通常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出发，提出了许多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的多种描述性的定义（张文和、李明，2000）。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有如下几个。“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趋势”（陈亚辉、刘晓萍，1996）。赫茨勒（Hirsch，1989）指出，城市化就是人口从乡村流入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沃斯（Voss，1989）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过程。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指日常生活习俗，习惯等，而且还包括着制度、规划和方法等结构方面的转变。在刘传江（2000）看来， 城市化这一结构变迁所描述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及其生存社区制度安排由传统的制度安排向新型的安排的转变过程。蔡俊豪、陈兴渝（1999）表明城市化就是城市社会的形成过程。在孟德拉斯（Meng dellas，1991）看来，乡下人享有都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 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市化了。尽管不同学者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城市治理、社会服务等诸方面的内涵。
城市化带来的影响。中国社会情景下关于城市化的探讨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侧重于人口城市化，在人口流出、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并发，老人赡养问题、民生问题不断加剧（肖磊、潘劼，2020）。同时城市人口数量激增，不仅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而且还会导致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严重的“城市病”（王婷，2013）。但适度的人口城市化能够带来一系列“人口红利”，中国城市化的上半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就是由于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历史性机遇（乔艺波，2020）。因此，我们要探索从城市实际人口到适度人口的实现路径。具有代表性的是萨缪尔森（Samuelson，1970） 通过建立人均产量与人口数量关系得到的最优人口规模。霍根（Hogan，1974） 提出一定时期的适度人口是一个有约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因此通过建立取决于人均产出的社会福利方程来确定适度人口数量。另外，斯瓦米（Narayana，1988）通过数理统计方法来分析人口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此构建区域人口适度模型。最终，通过城市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适度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第二个方面侧重于治理城市化，在城市化与城市治理的关联研究中，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1988）认为，城市治理水平决定着城市前途。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类风险极大地影响到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这些风险逐步显性化，演变为城市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刘建平、杨磊，2014）农村的务工者虽然已常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城乡分割的治理体制使他们隔离于市民社会之外，形成了城市中人数最多、收入最低、保障最少、流动性最大的弱势群体。与此相关联，农村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孙永正、王秀秀，2016）。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城市管理重新做出诠释，从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的城市治理，调动各种公共和私人力量，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深入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吴妤、汤丽、朱江涛，2009）。
第三个方面侧重于社会的城市化，米查罗斯（michalos，1999）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人口结构复杂化，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多样化（孟兆敏，201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缺口，且缺口呈逐渐扩大的趋势（高红、黄恒学，2015）。不少新增城镇居民以及进城务工农民面临“看病难，入学难，保障低”等系列问题（曾繁榮、李玲蔚、贺正楚、王志锴，2019）。为了促进更多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也为了居村农民能过上与城镇居民同质生活，国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向进城的乡村人口覆盖和城乡公共服务对接（吴业苗，2017）。我国城市化所用的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大大压缩，导致各方面因素发展不平衡，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今后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致使相关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的研究较多。虽然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目标，但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以城市为对象，构建一个权威、科学、实用、统一和完整的数据模型，科学全面地衡量城市化在人口城市化、治理城市化和社会社会城市化等方面对城市的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措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实质是社会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叶斌、罗海明，2020）。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原则是预防为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预测预警系统，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柴光军，2014）。从法制体系、协调机制、信息管理、人力资源保障、社会动员五个方面建构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旨在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提高政府公共卫生危机处理能力（楚安娜、许迎喜、吕全军，2014）。但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复杂性、高频化、社会危害严重性、全球流动性等特征，可能对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我国的危机管理工作起步较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和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在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如何找到一个适合我们国家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和体系，是本次课题将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的城市化和危机管理工作起步较晚，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和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缺乏相关的数据模型研究，并且还未经过实践检验。如何从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中找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从而找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来更好的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三、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一）相关因子的选择
结合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现状及现有的文献综述，确定可能会影响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和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的因子，再根据对数据P的初步检验结果剔除相关性较差的因子，剩下的因子则为与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和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相关性较高的因子。
（二）数据的来源
本文关于疫情的数据均来源于百度发布的疫情实时数据，该数据综合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各省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各省市区政府等权威渠道公布的动态疫情监控数据，涵盖自1月22日疫情大范围爆发至2月26日境外病例尚未输入、新增确诊人数基本稳定，疫情传播速度初步得到控制期间中国大陆各地确诊病例和治愈病例的每日统计数据。图1显示了1月22日至2月26 日期间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和累计治愈人数的变化情况。由图1可知，进入2月下旬后我国累计确诊人数变化已基本趋于平稳，累计治愈人数呈上升趋势。
地级市城镇化率、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每万人医院数和人均国内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260个地级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为疫情集中爆发的省份，湖北省疫情的传播水平和速度与其他省份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故将湖北省所有地级市的数据剔除。
（三）数据分析
通过EXCEL 202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并绘制出折线统计图，采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并检验和筛选出初步因子。
四、结果与分析
（一）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
由表1可知，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公式为：CNOCCPTTP=0.298×UT-0.105×NOCSPTT+0.216×RGDPPC-0.101。由公式可知，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与城镇化率、每万人医生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其中，城镇化率与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成正相关关系，影响达到极显著的水平（P<0.01），城镇化率越高的城市，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越多，城镇化率一般采用人口统计学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重。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人口密度较大，容易在城市中形成大面积人口聚集，增加人员交叉感染的风险，加快疫情传播的速度和概率，扩大疫情传播的范围，导致感染人数较多。每万人医生数与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呈负相关关系，每万人医生数越多，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越少，更多的医疗卫生资源能使病人能够得到快速治疗和治愈，减少疫情的传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与每万人累计感染人数成正相关关系，且影响达到极显著的水 平（P<0.01），经济活动往往会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和人口流动，带来更频繁的人际接触，因此，作为衡量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春节期间的人口聚集水平和人口流动速度，成为衡量人际接触程度的重要标准，直接影响疫情的传播和扩散。
（二）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
由表2可知，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公式为：CNOCPTTP=0.236×NOCSPTT+0.038由公式可知，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与每万人在校大学生密切相关，并且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通过回归分析数据可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越多的城市，疫情的防控效果更好。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城市的管理水平是应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前提，良好的城市管理有利于快速反应、积极动员群众防控、快速协调物资调配。
五、结论及建议
新型城市化對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的影响机理。新型城市化是一条内涵丰富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人口的城市化、社会的城市化和治理水平的城市化三个方面。其中人口城市化就是城市人口占比，治理城市化就是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和能力，社会城市化反映着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1）从人口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城市能够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城市人口数量激增，这不仅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享受不了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而且还会导致住房紧张，出现城中村，在城市中形成大面积人口聚集，增加人员交叉感染的风险，加快疫情传播的速度和概率，扩大疫情传播的范围，使疫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2）从治理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实质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城市的管理水平是应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前提，良好的城市管理有利于快速反应、积极动员群众防控、快速协调物资调配，更好的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3）从社会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强大的城市基础公共服务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提高卫生资源，扩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使病人能够得到快速治疗和治愈，减缓疫情的传播和影响。
根据研究得到的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从人口角度来看，城市人口应该合理布局，增加不同功能区的建设。（2）从城市治理角度来看，未来城市应该提高治理水平，向智慧型城市发展。（3）从社会城市化角度来看，城市化应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城市公共服务的配套应该跟上人口的变化。最终，推动城市化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作者单位：1.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武汉轻工大学2020年大学生科研立项，（基金号：xsky2020161）武汉轻工大学2020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基金号：X202010496053）。
一、引言
2020 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爆发，随后迅速蔓延至全国，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截至2020年5月6日8时，全国31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4404例，死亡病例4643例。海外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39073例，死亡病例243482例。受到疫情影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
从城市化视角来看，此次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发生正是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3.01%快速上升到2019年的60.6%。除湖北地区以外，确诊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城市化本是为了使更多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城市的福利，但这次受到伤害最深的城市反而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我国离发达国家还有15%的城市化水平差距，未来城市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本课题将以城市化应对新冠疫情防控为例，分析城市化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机理，探索未来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理。
二、文献综述
由于直接研究城市化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应对措施的文献较少，因此本部分将从城市化的定义、城市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应对措施三个部分来梳理相关文献，以便构建城市化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机理，提出新型城市化的思考。
城市化的定义。“城市化”还没有一个为城市理论工作者和城市实际工作者都接受的统一定义，人们通常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出发，提出了许多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的多种描述性的定义（张文和、李明，2000）。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有如下几个。“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趋势”（陈亚辉、刘晓萍，1996）。赫茨勒（Hirsch，1989）指出，城市化就是人口从乡村流入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沃斯（Voss，1989）认为，城市化意味着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过程。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指日常生活习俗，习惯等，而且还包括着制度、规划和方法等结构方面的转变。在刘传江（2000）看来， 城市化这一结构变迁所描述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及其生存社区制度安排由传统的制度安排向新型的安排的转变过程。蔡俊豪、陈兴渝（1999）表明城市化就是城市社会的形成过程。在孟德拉斯（Meng dellas，1991）看来，乡下人享有都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 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市化了。尽管不同学者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城市治理、社会服务等诸方面的内涵。
城市化带来的影响。中国社会情景下关于城市化的探讨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侧重于人口城市化，在人口流出、教育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并发，老人赡养问题、民生问题不断加剧（肖磊、潘劼，2020）。同时城市人口数量激增，不仅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而且还会导致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严重的“城市病”（王婷，2013）。但适度的人口城市化能够带来一系列“人口红利”，中国城市化的上半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就是由于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历史性机遇（乔艺波，2020）。因此，我们要探索从城市实际人口到适度人口的实现路径。具有代表性的是萨缪尔森（Samuelson，1970） 通过建立人均产量与人口数量关系得到的最优人口规模。霍根（Hogan，1974） 提出一定时期的适度人口是一个有约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因此通过建立取决于人均产出的社会福利方程来确定适度人口数量。另外，斯瓦米（Narayana，1988）通过数理统计方法来分析人口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此构建区域人口适度模型。最终，通过城市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适度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第二个方面侧重于治理城市化，在城市化与城市治理的关联研究中，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1988）认为，城市治理水平决定着城市前途。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类风险极大地影响到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这些风险逐步显性化，演变为城市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刘建平、杨磊，2014）农村的务工者虽然已常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城乡分割的治理体制使他们隔离于市民社会之外，形成了城市中人数最多、收入最低、保障最少、流动性最大的弱势群体。与此相关联，农村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孙永正、王秀秀，2016）。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城市管理重新做出诠释，从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的城市治理，调动各种公共和私人力量，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深入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吴妤、汤丽、朱江涛，2009）。
第三个方面侧重于社会的城市化，米查罗斯（michalos，1999）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人口结构复杂化，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多样化（孟兆敏，2014）。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缺口，且缺口呈逐渐扩大的趋势（高红、黄恒学，2015）。不少新增城镇居民以及进城务工农民面临“看病难，入学难，保障低”等系列问题（曾繁榮、李玲蔚、贺正楚、王志锴，2019）。为了促进更多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也为了居村农民能过上与城镇居民同质生活，国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向进城的乡村人口覆盖和城乡公共服务对接（吴业苗，2017）。我国城市化所用的时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大大压缩，导致各方面因素发展不平衡，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今后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致使相关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的研究较多。虽然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目标，但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以城市为对象，构建一个权威、科学、实用、统一和完整的数据模型，科学全面地衡量城市化在人口城市化、治理城市化和社会社会城市化等方面对城市的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措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实质是社会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叶斌、罗海明，2020）。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原则是预防为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预测预警系统，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柴光军，2014）。从法制体系、协调机制、信息管理、人力资源保障、社会动员五个方面建构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旨在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提高政府公共卫生危机处理能力（楚安娜、许迎喜、吕全军，2014）。但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复杂性、高频化、社会危害严重性、全球流动性等特征，可能对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我国的危机管理工作起步较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应对机制和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在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如何找到一个适合我们国家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和体系，是本次课题将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的城市化和危机管理工作起步较晚，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和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缺乏相关的数据模型研究，并且还未经过实践检验。如何从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中找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从而找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来更好的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三、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一）相关因子的选择
结合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现状及现有的文献综述，确定可能会影响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和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的因子，再根据对数据P的初步检验结果剔除相关性较差的因子，剩下的因子则为与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和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相关性较高的因子。
（二）数据的来源
本文关于疫情的数据均来源于百度发布的疫情实时数据，该数据综合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各省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各省市区政府等权威渠道公布的动态疫情监控数据，涵盖自1月22日疫情大范围爆发至2月26日境外病例尚未输入、新增确诊人数基本稳定，疫情传播速度初步得到控制期间中国大陆各地确诊病例和治愈病例的每日统计数据。图1显示了1月22日至2月26 日期间全国累计确诊人数和累计治愈人数的变化情况。由图1可知，进入2月下旬后我国累计确诊人数变化已基本趋于平稳，累计治愈人数呈上升趋势。
地级市城镇化率、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每万人医院数和人均国内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260个地级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为疫情集中爆发的省份，湖北省疫情的传播水平和速度与其他省份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故将湖北省所有地级市的数据剔除。
（三）数据分析
通过EXCEL 202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并绘制出折线统计图，采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并检验和筛选出初步因子。
四、结果与分析
（一）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
由表1可知，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公式为：CNOCCPTTP=0.298×UT-0.105×NOCSPTT+0.216×RGDPPC-0.101。由公式可知，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与城镇化率、每万人医生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其中，城镇化率与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成正相关关系，影响达到极显著的水平（P<0.01），城镇化率越高的城市，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越多，城镇化率一般采用人口统计学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重。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人口密度较大，容易在城市中形成大面积人口聚集，增加人员交叉感染的风险，加快疫情传播的速度和概率，扩大疫情传播的范围，导致感染人数较多。每万人医生数与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呈负相关关系，每万人医生数越多，每万人累计确诊人数越少，更多的医疗卫生资源能使病人能够得到快速治疗和治愈，减少疫情的传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与每万人累计感染人数成正相关关系，且影响达到极显著的水 平（P<0.01），经济活动往往会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和人口流动，带来更频繁的人际接触，因此，作为衡量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春节期间的人口聚集水平和人口流动速度，成为衡量人际接触程度的重要标准，直接影响疫情的传播和扩散。
（二）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
由表2可知，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公式为：CNOCPTTP=0.236×NOCSPTT+0.038由公式可知，每万人累计治愈人数与每万人在校大学生密切相关，并且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通过回归分析数据可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越多的城市，疫情的防控效果更好。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城市的管理水平是应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前提，良好的城市管理有利于快速反应、积极动员群众防控、快速协调物资调配。
五、结论及建议
新型城市化對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的影响机理。新型城市化是一条内涵丰富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人口的城市化、社会的城市化和治理水平的城市化三个方面。其中人口城市化就是城市人口占比，治理城市化就是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和能力，社会城市化反映着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1）从人口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城市能够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城市人口数量激增，这不仅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享受不了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而且还会导致住房紧张，出现城中村，在城市中形成大面积人口聚集，增加人员交叉感染的风险，加快疫情传播的速度和概率，扩大疫情传播的范围，使疫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2）从治理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实质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城市的管理水平是应对城市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前提，良好的城市管理有利于快速反应、积极动员群众防控、快速协调物资调配，更好的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3）从社会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强大的城市基础公共服务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提高卫生资源，扩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使病人能够得到快速治疗和治愈，减缓疫情的传播和影响。
根据研究得到的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从人口角度来看，城市人口应该合理布局，增加不同功能区的建设。（2）从城市治理角度来看，未来城市应该提高治理水平，向智慧型城市发展。（3）从社会城市化角度来看，城市化应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城市公共服务的配套应该跟上人口的变化。最终，推动城市化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作者单位：1.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武汉轻工大学2020年大学生科研立项，（基金号：xsky2020161）武汉轻工大学2020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基金号：X202010496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