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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创造明天韩国人吃饭生存的科学技术!”这是韩国人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此话道出了韩国人追求科学技术的朴实心理，也折射出经济和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创新的真理。韩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循着求生存的意识一步步走过来的，直至走到了较为辉煌的阶段。
韩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科学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初开展大规模经济开发时，韩国对科学技术实行“拿来主义”，就是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进行模仿、消化和吸收。自1962年以后的30多年间用于购买技术的开销达239．8亿美元。借助买来的技术和“走出去、请进来”的人才战略，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韩国却生产出了自己的汽车、火车、轮船，奠定了本国科学技术的基础。
韩国人学习外来先进科学技术十分真诚，甚至到了连一颗螺丝钉也要看看外国人为什么造得那么精致的程度。可是，光跟着学注定永远落于人后。于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韩国的科技政策由引进模仿型逐步转向以创新和自主开发为主，高新技术崭露头角。韩国的精密电子、新材料、半导体、精密化学等高科技项目，都是在那个时候起步并获得高速发展的。三星等半导体企业能在国际半导体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韩国现代重工业公司等造船企业能站在造船技术的世界之巅，并占据近40％的国际船市份额，都归功于自主技术创新。
韩国经济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中等发展国家，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为此下大本钱建立本国的科研基地和人才库。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经济靠出口加工起步时，本国的研发能力和人才严重不足。1969年韩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才成立科学技术院，而现在韩国政府投资的研发机构就达21个，企业和大学研究所多达上万个，总人口中每万人有研发人员近40人。
2003年，韩国投向研究开发的费用达160亿美元，占其年度GDP总额的2．68％。韩国在研究开发方面的一些指标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2002年科学技术竞争力列世界第十位，研发投资和研发人力分列世界第八位和第九位，在海外获得的专利数占世界第十位，企业研究人员每千人注册的专利数居世界第一位。
在科技创新的进程中，韩国政府显示了强大的行政推动、政策引导力量。但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的是，韩国高新科技的起步和发展是在政府的积极筹划和倡导下实现的。早在1989年，韩国政府便制定了《尖端产业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推进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光纤维等7个高科技项目的研究。1991年，韩国政府提出了长达10年的科技发展“G7工程”，即在21世纪使本国科学技术赶上西方七国的水平。“G7工程”也被称作“先导技术开发事业”，重点是由政府主导的17项高新科技研究项目，包括新一代核反应堆、高新材料、新能源、环境等9项基础高新技术和超高集成半导体、宽带信息通信网、人工智能电脑、高清晰度彩电等8项应用高新技术。
2001年，韩国政府又推出进入新世纪后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对信息通信、生物工程、纳米、航空航天等国家战略科技进行攻关，开发能与传统技术融合的高新应用技术、公共技术和文化技术，推动科学技术国际化。自去年开始，韩国政府又启动了定名为“十大新一代成长动力”的科技发展工程，重点发展数码广播、智能型机器人、新一代半导体和未来型汽车等十大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韩国基本上按照政府规划的蓝图实现了科技创新，不断达到科技的新境界。
科技需要创新，推动科技发展的体系更需要创新。如果说韩国将科技创新比作为国家找饭吃，那么建立适合科技创新的体制就是用于盛饭的碗。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法可依。韩国制定的有关科技的法律很多，主要有《科技振兴法》、《技术开发促进法》、《技术开发投资促进法》。2001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可谓指导韩国科技进步的根本大法。韩国认为，科技创新必须实行全社会经营战略，从总统到平民都要关心科技发展，形成创新科技的社会氛围。韩国成立由总统任委员长的国家科技委员会，定期研究国家重大科技政策和决策。将科技部长官提升为副总理，担任科技长官会议委员长，负责管理国家科技创新事业。科技部负责全国科技发展的统筹和协调。科技部所属的技术创新本部则负责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实现商品化。韩国依法对科技实行统一管理，有效地发挥了国家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避免了乱上项目和乱拉投资的现象。
韩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发与生产不脱节，“研发以致用”。韩国对高新技术研究实行集中咨询和审议的体制，根据市场需要确定研发项目，集中力量搞对国家经济拉动作用大和市场潜力大的科学技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很多项目在研发初期便与市场挂上了钩，刚刚研发出来的新技术很快成了市场上的商品。社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科技中介机构的活动，技术交易所的运营，新技术推广会、展览会、洽谈会的举办，使科技创新成果有了迅速转化的渠道和桥梁。韩国政府创立的“创业保育中心”、以技术股为主的高斯达克股市以及提供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使韩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获得了可靠的支持。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韩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科学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初开展大规模经济开发时，韩国对科学技术实行“拿来主义”，就是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进行模仿、消化和吸收。自1962年以后的30多年间用于购买技术的开销达239．8亿美元。借助买来的技术和“走出去、请进来”的人才战略，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韩国却生产出了自己的汽车、火车、轮船，奠定了本国科学技术的基础。
韩国人学习外来先进科学技术十分真诚，甚至到了连一颗螺丝钉也要看看外国人为什么造得那么精致的程度。可是，光跟着学注定永远落于人后。于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韩国的科技政策由引进模仿型逐步转向以创新和自主开发为主，高新技术崭露头角。韩国的精密电子、新材料、半导体、精密化学等高科技项目，都是在那个时候起步并获得高速发展的。三星等半导体企业能在国际半导体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韩国现代重工业公司等造船企业能站在造船技术的世界之巅，并占据近40％的国际船市份额，都归功于自主技术创新。
韩国经济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中等发展国家，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为此下大本钱建立本国的科研基地和人才库。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经济靠出口加工起步时，本国的研发能力和人才严重不足。1969年韩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才成立科学技术院，而现在韩国政府投资的研发机构就达21个，企业和大学研究所多达上万个，总人口中每万人有研发人员近40人。
2003年，韩国投向研究开发的费用达160亿美元，占其年度GDP总额的2．68％。韩国在研究开发方面的一些指标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2002年科学技术竞争力列世界第十位，研发投资和研发人力分列世界第八位和第九位，在海外获得的专利数占世界第十位，企业研究人员每千人注册的专利数居世界第一位。
在科技创新的进程中，韩国政府显示了强大的行政推动、政策引导力量。但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的是，韩国高新科技的起步和发展是在政府的积极筹划和倡导下实现的。早在1989年，韩国政府便制定了《尖端产业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推进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光纤维等7个高科技项目的研究。1991年，韩国政府提出了长达10年的科技发展“G7工程”，即在21世纪使本国科学技术赶上西方七国的水平。“G7工程”也被称作“先导技术开发事业”，重点是由政府主导的17项高新科技研究项目，包括新一代核反应堆、高新材料、新能源、环境等9项基础高新技术和超高集成半导体、宽带信息通信网、人工智能电脑、高清晰度彩电等8项应用高新技术。
2001年，韩国政府又推出进入新世纪后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对信息通信、生物工程、纳米、航空航天等国家战略科技进行攻关，开发能与传统技术融合的高新应用技术、公共技术和文化技术，推动科学技术国际化。自去年开始，韩国政府又启动了定名为“十大新一代成长动力”的科技发展工程，重点发展数码广播、智能型机器人、新一代半导体和未来型汽车等十大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韩国基本上按照政府规划的蓝图实现了科技创新，不断达到科技的新境界。
科技需要创新，推动科技发展的体系更需要创新。如果说韩国将科技创新比作为国家找饭吃，那么建立适合科技创新的体制就是用于盛饭的碗。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法可依。韩国制定的有关科技的法律很多，主要有《科技振兴法》、《技术开发促进法》、《技术开发投资促进法》。2001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可谓指导韩国科技进步的根本大法。韩国认为，科技创新必须实行全社会经营战略，从总统到平民都要关心科技发展，形成创新科技的社会氛围。韩国成立由总统任委员长的国家科技委员会，定期研究国家重大科技政策和决策。将科技部长官提升为副总理，担任科技长官会议委员长，负责管理国家科技创新事业。科技部负责全国科技发展的统筹和协调。科技部所属的技术创新本部则负责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实现商品化。韩国依法对科技实行统一管理，有效地发挥了国家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避免了乱上项目和乱拉投资的现象。
韩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发与生产不脱节，“研发以致用”。韩国对高新技术研究实行集中咨询和审议的体制，根据市场需要确定研发项目，集中力量搞对国家经济拉动作用大和市场潜力大的科学技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很多项目在研发初期便与市场挂上了钩，刚刚研发出来的新技术很快成了市场上的商品。社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科技中介机构的活动，技术交易所的运营，新技术推广会、展览会、洽谈会的举办，使科技创新成果有了迅速转化的渠道和桥梁。韩国政府创立的“创业保育中心”、以技术股为主的高斯达克股市以及提供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使韩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获得了可靠的支持。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