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不同类别的书适合在不同时间阅读，以下是一种很广的说法：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这是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说的。大概冬天室外寒冷，只宜在室内活动，身心既无外物的干扰，最适合集中精力研读儒家经典;夏天白昼长，可以说读书的时间在一年四季中是最充裕的，而历史事件往往因果复杂，最需要费时梳理，因此夏天适合读史;秋天适合读诸子，笔者颇为费解，如果强做解释的话，经书与子书都是反映古人思想的作品，但两者又有不同，正如冬天和秋天的景致不一，读书的兴致自然也是有分别的，经书与子书也该在不同季节阅读;春天适合读诸集就好解释多了，春天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我们的情思是细腻而浪漫的，最适合阅读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了。
　　将四部与四季联系在一起不失为一个有趣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书籍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实在四部分类法诞生之前，古人曾将书籍分为六类。这就要从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讲起了。公元前26年，刘向受命整理宫中藏书，每整理完一种书，他就要将其内容写成一个提要，这样方便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知道它讲了些什么。刘向没有完成整理宫中藏书的事业，于是他的儿子刘歆子承父业，刘歆写成了一部叫《七略》的书，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
　　四部分类法产生于魏晋时代，是影响最为久远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西晋时一位叫荀勖的学者撰写了一本目录学著作——《中经新簿》，它是在三国时期魏国人郑默所写的《中经》的基礎上写成的。荀勖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大体上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子、史、集四部相同，不同的是后世将史部书籍的次序提前了。到唐人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时，四部的顺序已经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顺序了。应当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在四部之后附有道经、佛经两类书籍的分类与介绍，道经与佛经各成独立的体系，自有其相应的分类方法。
　　四部分类法诞生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四部之下的分类，随着知识的增长、书籍的增多，也有相应的改变。例如《隋书·经籍志》中史部之下分为十三类，到乾隆时代编修《四库全书》时，史部之下的书籍分为十五类，并且与《隋书·经籍志》相比，增加了一些类别的同时，也撤销了一些类别。关于增加与撤销的情况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其实图书分类的变动是学术发展的反映，可不是心血来潮想改就改的。
　　这里只说关于《四库全书》的一件趣事。如果您去中国典籍博物馆参观过的话，或许见到过《四库全书》四种不同颜色的封面：经部的封面是淡绿色的，史部的封面是红色的，子部的封面是蓝色的，集部的封面是灰色的。《四库全书》成书后收藏在不同地点，文渊阁收藏的《四库全书》各部封面颜色如上所述，而其他地点收藏的《四库全书》各部封面颜色又与之有一些差异。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用不同颜色装饰不同书籍，当然首先是为了方便查找，可是究竟用什么颜色却大有讲究。乾隆曾写诗提到过应给各部书籍封面采用不同的颜色：“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乾隆将四部与四季对应起来，再将四季与四色对应起来，如此便选出了青赤白黑这四种颜色：经部为四部之首，正如春季是四季之首，而古人认为与春季对应的颜色是青色;史部是四部中分类最多的一部，其典籍之盛，正如火一样旺盛，因此该用红色;诸子百家的著作都收藏在子部中，恰似秋季收获果实一样，而与秋季对应的颜色是白色;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都收藏在集部中，与冬藏好有一比，而与冬季对应的颜色是黑色。这种模拟有颇多可疑之处，而《四库全书》封面颜色也没有严格按照乾隆的上述说法，比如文渊阁收藏的《四库全书》，子部用的是蓝色而非白色。
　　记得念大学的时候，老师曾善意提醒，如果能在四年之内集中精力通读一经一史，则学力必大有长进，妄图四年之内读完十三经或者二十四史只是贪多嚼不烂，反而更生迷惑。当时计划经则读《诗经》，史则读《史记》，可惜未能完成。古人关于何时读经何时读史也有一些讲究，曾国藩写给诸弟的家书说：
　　“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
　　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有人解释成奇数日子读经、偶数日子读史，未免有些死板了。或许应当如此解释，当我们心神壮健时，宜集中精力，攻读儒家经典，体悟圣贤之道;当我们心神柔和时，宜阅览史册，随历史的因果，遍览古之得失。
　　无论是读史宜夏还是刚日读经的说法，它将人的活动与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
　　（郝巧凤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