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和曾国藩谁更完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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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标准的只有两个半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算半个。孔子已被奉上神坛,因此,王阳明与曾国藩常常被拿来比较。王阳明为心学之祖,四家合一,乃是无争议的入世圣人;曾国藩晚清屏藩,书生出身却凭一己之力延長晚清残寿几十年,其自制又自省,立业也曾立论,堪称名儒名将名仕。
  如果历史有假如,你投谁一票?
  王阳明天资异于常人,是百年难出一个的奇才。曾国藩则以中等之资,凭着吃得苦、耐得烦,开出一片夹缝中的天地。后人对两位巨人的评价都很高,都说是真三不朽。但是相对来说,王阳明是公认的真三不朽,而曾国藩是两个半完人中的半个。与曾国藩相比,王阳明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曾国藩的思想是为其做官服务的,“怎样做官”“怎样做大官”“怎样做稳官”始终是其考虑的核心问题,他的为民、忠君等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而王阳明不同,王阳明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对个人、国家、历史、社会等都有自己的看法。他的做官,是为实现自己理想服务的。当做官与这个理想有冲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所以,从本质上讲,王阳明是个读书人,曾国藩是个官员。曾国藩和王阳明都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两者都属于忠君行为。但王阳明的举动,更多地是为安定社会秩序,而不是让皇帝老儿安心做皇帝。这与曾国藩死抱着清朝皇帝大腿有很大不同。
  王阳明与曾国藩都是聪明人,但两人有很大不同。
  曾国藩做官堪称老谋深算,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出手。但是,这仅仅是官场上的老谋深算,而不是日常所说的聪明机智。
  王阳明在处理公务方面是个聪明人,在待人处事上是个机智人。他担任赣南巡抚后,首先找到当地的“老吏”了解情况。他用兵也讲究出奇制胜,一生用兵从无败绩。在发现有人盯梢后,他机智地用“自沉”的办法予以摆脱。这些谋略,都不是曾国藩所具备的。
  但是,王阳明做官上也不那么老谋深算。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把当大官当成人生目标,也不会为了做官舍弃自己的理想和思想。所以,当嘉靖皇帝上台后,对他表示充分肯定,只要他在嘉靖抬高父亲问题上表示臣子的起码忠诚后,他就可以当大学士。而向嘉靖皇帝效忠,既是臣子之责,也与他的心血理论相一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表现出了书果子知识分子的“傻气”而使自己保持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人格。这一个性和独立人格使他得以名扬千古。这就是王阳明的“聪明”。比较王阳明与曾国藩,可以说,一个人想追求什么,直接决定了他的行为。
  王阳明是个有自己理论体系的人,而曾国藩没有。
  王阳明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心学体系。他对世间万物都有了自己的看法。曾有学生问他,为什么圣人那么聪明,好像什么都知道。他回答,是因为圣人掌握了理。王阳明能够解答那么多世间难题,也是因为他掌握了理。就是在他看来,万事万物由心而不动。心不动,则一切都不存在,也对心之主无意义。所以,没有必要去追求远方的东西,也没有去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名利之类,都是身外之物。又何必让心为之累呢?得到了名利,改变了内心,未必能有快乐。这就使得王阳明始终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事情,做一切事情都心安理得,对待任何屈辱都处置坦然。王阳明还提出,圣人之道,内心自足。这就要求人要获得圣人的境界,不需要去读四书,也不要去抄袭古人,更不要盲目照抄上级,而要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用自己的实践去回答,去探求。良知藏于内心,只要自己愿意找,就能越找越多。既然只要愿意找,都能找到,那就人人都可以为圣人。这就高度重视了实践的作用。所以,王阳明的学问是重视实践的学问。按照王阳明的理论,人人都会充满自信(因为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人人都会高度重视行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学问有了根基,有了行动力。纵观王阳明一生的行为,可以说,构建完整的思想体系,始终是他的目标。这很有些知识分子的痴劲。
  相比较王阳明,曾国藩却没有什么自己的学问。他的一切都来自前人和当世圣人。比如,他的“静”字功夫来自倭仁。曾国藩的“谦退”,则来自道家思想。知道官场上,只有知道“退”的人,才会有好结果。曾国藩初连团练时,他也是秉承儒家思想,曾国藩在家书中表达的勤俭节约思想,也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纵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独创处很少。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各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其他人所做不到的。
  为什么曾国藩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王阳明能有?
  这是王阳明与曾国藩的出发点不一样。
  曾国藩总想着光宗耀祖。是为做官而为贤,有一点异端想法也会自觉摒除的。怕给自己家族带来灾祸,这就是官的作用。因为“官”,使其不敢思考,不能思考。因此曾国藩能在攻陷天京(南京)后对五十多万无辜之民大开杀戒,以至“……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不能不说这是他的一大缺憾,所以只能算半个圣人。
  而王阳明从小就有做圣贤的抱负,以天下为己任,他是为实现自己独立的人格、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为官,他首先是为民,而后才是忠君。在军事上也比曾国藩自信多了,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豪言,他平叛时举重若轻,以安抚为主,只惩首恶,属从不究,军事之后重视建设生产、兴办教育、减税减赋、休养生息。因此后世评价他是:心学之祖,四家合一,完人型全才,无争议的入世圣人。
  摘自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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