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读郑振铎先生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极其羡慕那个稚气甚至近于傻气的小男孩，他是一个真正的孩子，思维和行为可亲可爱可信赖可容忍。尤其像《孩童之道》《偷睡眠者》《同情》《恶邮差》等，不仅仅表现了孩子思维的幼稚天真，更凸显了幼小心灵的爱心和善意，让人看见了一个孩子真实的精神世界：
　　“如果我只是一只小狗，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当我想吃你的盘里的东西时，你要向我说‘不’么？”（《同情》）
　　“我看见邮差在他的袋里带了许多信来，几乎镇里的每个人都分送到了。只有爸爸的信，他留起来给他自己看。我确信这个邮差是个坏人……我自己会写爸爸所写的一切信，使你找不出一点错处来……当我写好了时，你以为我也像爸爸那样傻，把它投入可怕的邮差的袋中么？我立刻就自己来送给你……”（《恶邮差》）
　　一个人从生下来到少年、青年、中年，一直到老态龙钟、风烛残年，每一个阶段应该有每一个阶段的意趣和特质，有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视角，有不同的生活追求和生活方式。人们亦应对不同阶段的人有不同的欣赏角度。比如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童言无忌”，就是对孩子这一特殊年龄阶段的宽容与认同。
　　或许源于人们普遍所追求的超标准的发育和成长，在现实生活中，《新月集》中那样的童心与天真已经很难寻觅了。
　　常有爸爸妈妈说：“孩子一满两岁就不好玩了。”为什么呢？学龄前许多有意和无意的教育，包括电视、手机等传媒的影响，使许多孩子没有了孩子气。若是上了几年小学之后，更是容易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培育成“小大人”。我们的各路媒体曾以点赞的心态吹捧：某某神童3岁就能背诵200多首唐诗；某某童星5岁就能表演七八种戏曲；某某神女12岁就写出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家长和一些教师，不能容忍孩子在其年龄段内所不可避免的调皮，使劲地鼓励“少年老成”，赞赏不到“更事”年纪就通晓成人才该通晓的人情世故。在许多电视节目的采访中，孩子说起话来比成年人还成年，甚至学会了“官话”和“套话”。崔永元在主持《实话实说》时，曾因一些孩子在节目中大讲“官话”“套话”而感到悲哀。试想，让孩子活在比鹅卵石还圆润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还能有童心和发自内心的快乐吗？小孩子诚然应该接受教育，但如果他们接受的是有违于自然生长规律的教育，那么效果恐怕适得其反。
　　孩子喜欢玩耍、游戏，对一切新鲜事物怀有好奇心，这种欲望也许比他们对食品的需求还强烈。丰子恺有7个子女，他爱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把儿童阶段视为人生的“黄金时代”，他宁肯放任孩子不出大格的任性，而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他甚至专门画了一幅讽刺“小大人”的漫画，这缘于他见到生活中“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仅仅在穿戴上如“小大人”还只是可笑而已，最可怕的是本应朝气勃勃，却变得暮气沉沉；本应天真烂漫，却已是老气横秋。孩子过早地老成练达，岁数稍大些就可能奸诈圆滑。
　　动物和植物大体上有一个规律，凡早熟者一般都会早衰，乃至早亡。此“亡”并不一定是埋在坟墓里的“亡”，而是其思想上的顽固守旧，精神上的未老先衰，是灵魂上的死亡。一日有晨、午、夜之分，一年有春、夏、秋、冬之分，人亦有幼、少、青、壮、老之分，到什么时令穿什么衣服，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超前与落后都可能把人生各阶段的主旋律搞乱套，使得歌不成歌，调不成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