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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资就是小资，本色的、纯真的就像愤青就是愤青。穷得只剩下玩儿酷的份了。愤青在北京叫“粪青”，在上海不就是痴头怪脑的“文艺小青年”？尽管跟愤青比，小资们表面光鲜些，活法矫情些，其实根本就是一种人，有梦有趣无钱无用。
在哪儿都有只喝咖啡不喝水或者只喝茶不喝饮料或者只喝水不喝啤酒的，这样的鸟人，在上海会被当作是“小资”，到了北京就有望进入“小众”的阵营。小众就是小众，就不是小资，小资是时髦是跟风是抱团是在人群中靠发现彼此的那些个共同点而互相激励共同得意。小众就是不想让任何其他人跟自己活成一个模样，就是不想让乌泱泱一堆人都喜欢自己。所以明明是“大众情人”的老徐却坚持说她拍的《梦想照进现实》是“小众电影”，因为这在北京就意味着即便不叫好也不叫座总还不至于挨板儿砖拍。
在对平庸共性极度审美疲劳之后，小众姿态呼之欲出，特别是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审美选择上，少数人肯定要甩开多数人，进入自己的系统王国。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盲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装逼。
小众很容易被大众说成是在装逼，小众非常的无所谓，人一旦混成千锤百炼的小众，从此便一往无前。王朔之流就是小众里的精英，小众里的精英难免就带有“我是流氓我怕谁”里那个流氓的腔调。有道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你鸦的。王老师自己不肯承认自己小众，称自己是大众，是基群（基本群众），是毛泽东的孩子。你听见现在哪个老百姓是这么定位自己身份的？没有吧，可见王老师还就是个典型的小众。
小资就脆弱得多，小资心里头还是满载着能被人理解被人效仿被人追捧的期望。比如，有个匿名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世界上有两种装逼，一种是浅层次装逼，那就是路人皆知的装逼，谁都看得出来你是在装逼；还有一种是深层次装逼，那就不是人人都能识破的了，需要深层次的愤青才能揭穿，而你就是后一种装逼”。我看了以后感到郁闷，委屈程度犹如屈原，因为屈原其实是被同类给害死的。这位深层次愤青把我错判成了小众，因为只有小众才特乐意装逼。而小资就是小资，本色的、纯真的就像愤青就是愤青。穷得只剩下玩儿酷的份了。愤青在北京叫“粪青”，在上海不就是痴头怪脑的“文艺小青年”？尽管跟愤青比，小资们表面光鲜些，活法矫情些，其实根本就是一种人，有梦有趣无钱无用。
而小众的前提恰恰就是“资本”。几年前，海岩趁着天不下雨把他昆仑饭店的“上海餐厅”重刷了一遍，将饭菜价格翻番五倍，就为了刻意挡住一拨人，其中也包括望八十块钱一杯的卡普奇诺兴叹，“心比天高，钱比纸薄”的小资。北京张自忠路3号“瑞府3号”的老板李亨利有天对我说：你看我这雕梁画栋、庭院深深的气派，应该知道该带什么人来，不该带什么人来了吧。我听完再不敢看他墨镜后的眼睛，心想我就是头一个不该来这儿的，因为我是小资啊。
小资、小众共同的对立面是“大众”。两者共同要坚守的就是那种拒人民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再精确一点，是叫做“姿势”。一种姿势来到我们身上并感染了我们的方式，姿势便成为方式的标本。作为一种抵御和疏离大众的姿态，这种姿势的确难以摆得精确，比方所有的时尚杂志为了满足小资的情调，一如所有的小众书刊为了印证另类的标准，在话题的选择上就要尽量远离超女快男一类，中国的有闲阶层、品位阶层就应该拒绝大众娱乐途径，这是定论。就比如我，其实去年也没少看超女，但那是为了各类有我出现的谈话节目里嫁接话题的需要，不是我真的想看。
我们家上海老宅后弄堂口的那条路也叫张自忠路，现在已归属新天地三期。真正的上海小资是不去新天地这种港巴台巴旅游团大呼小叫的地方的，他们有自己悠然自得又所费不多的私密空间、隐居乐园，以抵抗过度性文明与习惯性愚昧的双重夹击。小资避谈金钱的功能，这在上海这样一座物欲横流的城市里是不容易的一种虚荣，就像小众避谈俗世的成功，这在北京这样一座势功皆利的城市里也是挺欠抽的一副德性。
我这一个多月以来在北京东北角一个只有150个座位的高端小剧场演出音乐剧脱口秀。生平头一遭，主办方想要去开拓一下小众市场。因此，他们投小众所好地列出了若干看演出的先决条件，一，必须驾车前来，且二十万以下的经济适用型不给停车证；二，票价平均高出市场价两倍，且绝对不赠票不打折不团购；三，听不懂的请不要来，花十倍的钱也不会让你进去，等等。
这又要最好又要最贵的举措一经推出，小众们趋之若骛地前来捧场。我在台上看着这些保持着同一“姿势”的小众们坐在台下礼节性地鼓起掌来，心里真高兴啊。过去教科书中老是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现在想想，凭什么啊？我讨好群众这么些年了，群众待见我吗？群众爱戴我吗？群众用短信支持过我吗？我就不想让群众喜闻乐见了，怎么着？从今往后我就只唱小众喜闻乐见的歌，就只写小众喜闻乐见的文章了，结果说不准还真就能把“喜闻乐见”的标准给扭将过来呢！
在哪儿都有只喝咖啡不喝水或者只喝茶不喝饮料或者只喝水不喝啤酒的，这样的鸟人，在上海会被当作是“小资”，到了北京就有望进入“小众”的阵营。小众就是小众，就不是小资，小资是时髦是跟风是抱团是在人群中靠发现彼此的那些个共同点而互相激励共同得意。小众就是不想让任何其他人跟自己活成一个模样，就是不想让乌泱泱一堆人都喜欢自己。所以明明是“大众情人”的老徐却坚持说她拍的《梦想照进现实》是“小众电影”，因为这在北京就意味着即便不叫好也不叫座总还不至于挨板儿砖拍。
在对平庸共性极度审美疲劳之后，小众姿态呼之欲出，特别是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审美选择上，少数人肯定要甩开多数人，进入自己的系统王国。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盲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装逼。
小众很容易被大众说成是在装逼，小众非常的无所谓，人一旦混成千锤百炼的小众，从此便一往无前。王朔之流就是小众里的精英，小众里的精英难免就带有“我是流氓我怕谁”里那个流氓的腔调。有道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你鸦的。王老师自己不肯承认自己小众，称自己是大众，是基群（基本群众），是毛泽东的孩子。你听见现在哪个老百姓是这么定位自己身份的？没有吧，可见王老师还就是个典型的小众。
小资就脆弱得多，小资心里头还是满载着能被人理解被人效仿被人追捧的期望。比如，有个匿名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世界上有两种装逼，一种是浅层次装逼，那就是路人皆知的装逼，谁都看得出来你是在装逼；还有一种是深层次装逼，那就不是人人都能识破的了，需要深层次的愤青才能揭穿，而你就是后一种装逼”。我看了以后感到郁闷，委屈程度犹如屈原，因为屈原其实是被同类给害死的。这位深层次愤青把我错判成了小众，因为只有小众才特乐意装逼。而小资就是小资，本色的、纯真的就像愤青就是愤青。穷得只剩下玩儿酷的份了。愤青在北京叫“粪青”，在上海不就是痴头怪脑的“文艺小青年”？尽管跟愤青比，小资们表面光鲜些，活法矫情些，其实根本就是一种人，有梦有趣无钱无用。
而小众的前提恰恰就是“资本”。几年前，海岩趁着天不下雨把他昆仑饭店的“上海餐厅”重刷了一遍，将饭菜价格翻番五倍，就为了刻意挡住一拨人，其中也包括望八十块钱一杯的卡普奇诺兴叹，“心比天高，钱比纸薄”的小资。北京张自忠路3号“瑞府3号”的老板李亨利有天对我说：你看我这雕梁画栋、庭院深深的气派，应该知道该带什么人来，不该带什么人来了吧。我听完再不敢看他墨镜后的眼睛，心想我就是头一个不该来这儿的，因为我是小资啊。
小资、小众共同的对立面是“大众”。两者共同要坚守的就是那种拒人民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再精确一点，是叫做“姿势”。一种姿势来到我们身上并感染了我们的方式，姿势便成为方式的标本。作为一种抵御和疏离大众的姿态，这种姿势的确难以摆得精确，比方所有的时尚杂志为了满足小资的情调，一如所有的小众书刊为了印证另类的标准，在话题的选择上就要尽量远离超女快男一类，中国的有闲阶层、品位阶层就应该拒绝大众娱乐途径，这是定论。就比如我，其实去年也没少看超女，但那是为了各类有我出现的谈话节目里嫁接话题的需要，不是我真的想看。
我们家上海老宅后弄堂口的那条路也叫张自忠路，现在已归属新天地三期。真正的上海小资是不去新天地这种港巴台巴旅游团大呼小叫的地方的，他们有自己悠然自得又所费不多的私密空间、隐居乐园，以抵抗过度性文明与习惯性愚昧的双重夹击。小资避谈金钱的功能，这在上海这样一座物欲横流的城市里是不容易的一种虚荣，就像小众避谈俗世的成功，这在北京这样一座势功皆利的城市里也是挺欠抽的一副德性。
我这一个多月以来在北京东北角一个只有150个座位的高端小剧场演出音乐剧脱口秀。生平头一遭，主办方想要去开拓一下小众市场。因此，他们投小众所好地列出了若干看演出的先决条件，一，必须驾车前来，且二十万以下的经济适用型不给停车证；二，票价平均高出市场价两倍，且绝对不赠票不打折不团购；三，听不懂的请不要来，花十倍的钱也不会让你进去，等等。
这又要最好又要最贵的举措一经推出，小众们趋之若骛地前来捧场。我在台上看着这些保持着同一“姿势”的小众们坐在台下礼节性地鼓起掌来，心里真高兴啊。过去教科书中老是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现在想想，凭什么啊？我讨好群众这么些年了，群众待见我吗？群众爱戴我吗？群众用短信支持过我吗？我就不想让群众喜闻乐见了，怎么着？从今往后我就只唱小众喜闻乐见的歌，就只写小众喜闻乐见的文章了，结果说不准还真就能把“喜闻乐见”的标准给扭将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