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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妓院的王义安在大观楼吃饭,因头戴方巾,被两个戴方巾的秀才看见,“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得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店里人做好做歹,叫他认不是。两个秀才总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后打的乌龟急了,在腰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才罢了,放他下去。”(《儒林外史》第22回)
书生痛殴妓院乌龟事件,导火索是方巾。方巾为何物?奈何书生戴得,妓院乌龟戴不得?原来这方巾即“角巾”,是明代学者士人日常所戴的帽子。相传明初儒生杨维桢头戴角巾入见太祖朱元璋,太祖觉得巾式奇异,问巾名,杨氏奉承道:“此四方平定巾也。”当时天下初定,听闻此语,朱元璋自然极为高兴,于是颁布天下,此巾学者士人独享。原来,这士人戴方巾是皇帝钦定的,王义安你个开妓院的不识好歹,戴了方巾出门,岂不污了读书人的清誉?所以两秀才大打出手,还要“送他见官”,也在情理之中了。
捍卫读书人“尊严”的秀才大获全胜,拿了妓院乌龟赔罪的三两七钱银子凯旋,多少也为读书人出了一口鸟气,为“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是书生”正了名。但如此大打出手,似乎也坏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换言之,戴了方巾竟然没有“方巾气”,岂不怪哉!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中写道:“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鲁迅先生的意思,方巾气当指以读书人自诩,动不动就抬出圣人师祖的言论,有掉书袋的臭毛病。林语堂《方巾气研究》中也说:“方巾气道学气幽默之魔敌。”林语堂先生把方巾气和道学气划了等号,并认为二者都是幽默的敌人,有方巾气者必定迂腐呆板没趣味。
但是,有“方巾气”真就迂腐透顶,全都是鲁四老爷、贾政之流的道貌岸然假道学?鲁迅先生评价顾宪成满纸“方巾气”时,话锋一转,说他;“嫉恶如仇,对小人绝不假借。”并引顾宪成自己的说法:“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有些“方巾气”的顾宪成,毕竟嫉恶如仇,“趋向正”,是个真君子,掉书袋也不过是可以原谅的小节罢了。所以,鲁迅先生即使揶揄其满纸方巾气,还是给予高度的评价。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一个颇有些“方巾气”的士人李离。李离是晋文公时的最高司法长官,一次听信了下属汇报的案情,将人错判了死刑,便把自己关起来,准备以死抵罪。晋文公说:“官阶有高低,处罚也有轻重,这案子是下面人弄错了,并不是你的罪责啊!”李离说:“我的官职很大,从没有让给下属一点权力;享受很多奉禄,却没有赏给下属一点利益,现在错判案件而杀了人,却把罪责推卸给下属,这怎么可以?”说完,他不顾晋文公的劝阻,伏剑自杀了。
伏剑自杀的李离的确有点冒傻气,此“傻气”似乎可以归到“方巾气”里。上官判错了案子就要自杀谢罪,真都如此“效尤”,哪还有官了?老板晋文公都为你开脱了,你李离正好可以趁坡下驴,偏要豁出脑袋维护法律的尊严,迂腐啊!这不是方巾气是什么?遇事不推诿,勇于承担责任,一点官场的圆滑都没学到的李离,肯定会被官油子们嗤之以鼻:读书读呆了!
学而优则仕,古今读书人似乎都难脱此窠臼。当官要为民做主,不尸位素餐,要干出点业绩,似乎还需要有点李离这样的“方巾气”。所以,在当今时代,若有人评价你有点“书生气”或者“书卷气”(现在已经少有人知道更不可能有人再戴方巾,更遑论方巾气),我觉得倒是不要着恼,这似乎應该算是一个褒扬呢!
书生痛殴妓院乌龟事件,导火索是方巾。方巾为何物?奈何书生戴得,妓院乌龟戴不得?原来这方巾即“角巾”,是明代学者士人日常所戴的帽子。相传明初儒生杨维桢头戴角巾入见太祖朱元璋,太祖觉得巾式奇异,问巾名,杨氏奉承道:“此四方平定巾也。”当时天下初定,听闻此语,朱元璋自然极为高兴,于是颁布天下,此巾学者士人独享。原来,这士人戴方巾是皇帝钦定的,王义安你个开妓院的不识好歹,戴了方巾出门,岂不污了读书人的清誉?所以两秀才大打出手,还要“送他见官”,也在情理之中了。
捍卫读书人“尊严”的秀才大获全胜,拿了妓院乌龟赔罪的三两七钱银子凯旋,多少也为读书人出了一口鸟气,为“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是书生”正了名。但如此大打出手,似乎也坏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换言之,戴了方巾竟然没有“方巾气”,岂不怪哉!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中写道:“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鲁迅先生的意思,方巾气当指以读书人自诩,动不动就抬出圣人师祖的言论,有掉书袋的臭毛病。林语堂《方巾气研究》中也说:“方巾气道学气幽默之魔敌。”林语堂先生把方巾气和道学气划了等号,并认为二者都是幽默的敌人,有方巾气者必定迂腐呆板没趣味。
但是,有“方巾气”真就迂腐透顶,全都是鲁四老爷、贾政之流的道貌岸然假道学?鲁迅先生评价顾宪成满纸“方巾气”时,话锋一转,说他;“嫉恶如仇,对小人绝不假借。”并引顾宪成自己的说法:“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有些“方巾气”的顾宪成,毕竟嫉恶如仇,“趋向正”,是个真君子,掉书袋也不过是可以原谅的小节罢了。所以,鲁迅先生即使揶揄其满纸方巾气,还是给予高度的评价。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一个颇有些“方巾气”的士人李离。李离是晋文公时的最高司法长官,一次听信了下属汇报的案情,将人错判了死刑,便把自己关起来,准备以死抵罪。晋文公说:“官阶有高低,处罚也有轻重,这案子是下面人弄错了,并不是你的罪责啊!”李离说:“我的官职很大,从没有让给下属一点权力;享受很多奉禄,却没有赏给下属一点利益,现在错判案件而杀了人,却把罪责推卸给下属,这怎么可以?”说完,他不顾晋文公的劝阻,伏剑自杀了。
伏剑自杀的李离的确有点冒傻气,此“傻气”似乎可以归到“方巾气”里。上官判错了案子就要自杀谢罪,真都如此“效尤”,哪还有官了?老板晋文公都为你开脱了,你李离正好可以趁坡下驴,偏要豁出脑袋维护法律的尊严,迂腐啊!这不是方巾气是什么?遇事不推诿,勇于承担责任,一点官场的圆滑都没学到的李离,肯定会被官油子们嗤之以鼻:读书读呆了!
学而优则仕,古今读书人似乎都难脱此窠臼。当官要为民做主,不尸位素餐,要干出点业绩,似乎还需要有点李离这样的“方巾气”。所以,在当今时代,若有人评价你有点“书生气”或者“书卷气”(现在已经少有人知道更不可能有人再戴方巾,更遑论方巾气),我觉得倒是不要着恼,这似乎應该算是一个褒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