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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设计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
苏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科举时代是中国著名的“状元之乡”，今天则是全国实至名归的“院士之乡”。
1930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六），顾诵芬出生于苏州十梓街的一所大宅院里。父系顾氏家族与母系潘氏家族历经盛衰兴替，在当时都是苏州著名的名门望族。
1935年至1939年，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在燕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全家住在海淀成府路蒋家胡同3号院，那是他的族兄顾颉刚的住宅。顾诵芬在燕京大学附属小学读书，他对北平印象最深的是1937年发生的“七七事变”。此次事变标志着
“我有一个梦想：我要设计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70年来，我国航空工业的每次跨越，都凝聚着顾诵芬的心血，彰显着他为之做出的巨大贡献。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积贫积弱的中国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年方7岁的顾诵芬对“七七事变”最深刻的记忆是1937年7月28日日本飞机轰炸29军营地的情景。他回忆：
二十九军的驻地距离我家只有几公里，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童年的顾诵芬当然不会知道在日寇的轰炸机肆虐祖国天空时为什么没有中国自己的战机给予还击，他更不会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能设计制造与强敌抗衡的飞机的航空工业。然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萌发出一个梦想。
1993年5月，在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一次报告会上，顾诵芬讲道：
我从事航空工业已有40多个春秋，先后组织领导和参与过多种飞机设计工作，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
其实，这些年我在实现着一个童年的梦想。 “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在北京目睹和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狂轰滥炸带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那时，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设计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
报考三所著名大学，选的都是航空工程专业
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1939年，他应叶景葵、张元济盛邀，从北平赴沪参与创办了私立合众图书馆并任总干事，全家住进了图书馆中。从少年时期起，顾诵芬受父辈和图书馆氛围的影响，养成了借书、读书的良好习惯。但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去研读国学经典中的“诗书礼乐”，而是对理工科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馆藏不多的科技书刊中得到的知识引起了他动手制作和试验的兴趣，并初步掌握了将书本知识和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本领。
回忆起自己的成长，顾诵芬总结了三条：
在上海，我的成长经历大概一个是靠书，看书开阔眼界。另外一个是靠同学的激励，向他们学习，跟这些同学的交往使得我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第三个就是能动手，有一些工具，能知道怎么做。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分别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选择的专业都是航空。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是中国航空工程教育起步最早的大学之一。
顾诵芬考进交大时，航空系录取了近30名新生，然而随着学业晋级，同学人数急剧减少，其主要原因是大家对毕业后就业的考虑。在中国面临着历史大转折的1948年，航空、尤其空气动力学显然不是一个有较多就业机会的专业，所以二年级时就有不少同学转系。但顾诵芬没有这样想，他回忆：
我觉得搞航空不学空气动力学就白搞了，所以我不顧就业选了空气动力学。
一心想着设计飞机
顾诵芬是幸运的。1951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新中国刚刚设立航空工业局开始筹组中国的航空工业，当年各大学航空系的毕业生都被组织分配到航空工业局系统。
20世纪50年代，苏联派了大批专家来华指导中国入学习如何制造飞机。然而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很明确，社会主义阵营有他们从事设计研究足矣，所以指导原则很明确，中国人没有必要掌握设计飞机的科学技术。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事情使顾诵芬感受颇深：
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徐舜寿和我们这个想法与四局领导是一致的，都认为我们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设计机构。
顾诵芬是幸运的。他梦寐以求自行设计飞机的想法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决策者灵犀相通。中国需要强大的空军，同样需要强大的航空工业，需要独立自主的航空科研和飞机、发动机研究、设计和制造的能力。
1956年8月，四局王西萍局长发布了《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命令确定的飞机设计室的主要任务是：为将来建设飞机、发动机设计所准备条件和培养干部。命令一下，四局首先调徐舜寿、黄志干、顾诵芬与程不时四人到设计室工作。
设计室的第一项任务是设计歼教1飞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作为飞机设计室气动组组长，顾诵芬负责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26岁的他站在了那个时期中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最高位置。他的头脑像一台超大容量的计算机，装进了所能搜集到的苏、美、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又将其与面临的课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最终圆满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务。
1958年7月26日开始到8月5日止，歼教1飞机共进行了8次飞行试验。歼教1飞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仿制进入了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新时期。
这架飞机现收藏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中。
在歼教1首飞后，徐舜寿、黄志千带领的飞机设计室没有停步，立即开展了后续型号的设计工作。初教6、东风104、东风106、东风107、东风113……，一项又一项任务压在顾诵芬的肩头。没有高速风洞、没有设计规范、没有基础数据……，面对一个个难关，顾诵芬没有畏缩，他知难而进，勇往直前，经过刻苦钻研，在圆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迅速成长起来。
1990年年底，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在推荐顾诵芬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的推荐书中，对他这一时期的工作和达到的学术水平有以下评价： 通过歼教1、初教6飞机自行设计，于1960年总结和创立了一套设计超声速歼击机气动布局与估算气动特性的方法，处于我国歼击机整体研制水平和专业的领先地位。
在人数不多的中国优秀飞机设计师团队中，顾诵芬当之为愧地成为飞机气动设计方面的第一人。
负责歼8、歼8Ⅱ飞机的设计研制
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我国周边复杂局势，满足空军对高空高速歼击机（又称战斗机）的急需，歼8飞机于1965年开始研制。1972年起，顾诵芬全面负责该机研制。
1968年7月，歼8试验机01、02架相继总装事业部完毕。试制工作虽然遭受一定干扰，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奋勇拼搏，连连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成功试制出零批歼8飞机。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
在以后的跨声速、超声速飞行试验中，飞机产生了强烈的振动。在地面试验和争论得不出结论的情况下，顾诵芬决定亲自乘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观察飞机气动流场。鹿鸣东回忆：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于1977年，用歼教6飞机带着顾诵芬同志，亲自到空中跟随歼8，观察并拍摄歼8机的飞行流线谱。当时顾已是快50岁的人了，他不畏艰险，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观察拍照飞机的动态，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教育了所有参加试飞和研制的人员。
在顾诵芬带领下，这一技术难题终于得到解决。1985年7月，在经历了21个寒暑春秋后，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
歼8飞机研制成功是我国航空科研领域里的重大科技成果，1985年10月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顾诵芬名列获奖人员第一位。
1981年5月18日至26日，三机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歼8Ⅱ飞机方案论证会（简称8203会议）。会上宣布了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顾诵芬为歼8Ⅱ型飞机型号总设计师的命令。
歼8Ⅱ型飞机是歼8飞机的改进型，具有全天候拦射攻击能力。
航空工业是高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也是人才资源密集的战略性产业，一个型号就是一个大型工程，在总指挥何文治、总设计师顾诵芬带领下，我国航空工业第一次以系统工程方法组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84年6月12日中午11时30分，歼8 11 01架飞机在112厂机场首飞成功。这样一架使用范围广、性能要求高、结构改动大的新机，全部过程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其速度之快、质量之好，是新机研制史上的首创。
随着歼8、歼8Ⅱ飞机的首飞、设计定型，顾诵芬成为我国高超声速飞机最成熟、最全面、学术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总设计师。
中国航空科技出色的领军人物
1986年以后，顾诵芬走上了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他的视野更为开阔，他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思考也更为深邃、更为高远。在科技委系统工作的几十年中，他领导专业组开展涉及民机、大型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军用运输机）、轰炸机、高超声速飞行器、无人机、教练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外贸机及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形成研究、咨询报告和建议书多份。为型号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为集团公司和国家决策提供了依据。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顾诵芬为中国航空事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与俄罗斯航空业界最高水平的专家合作开展了远景新飞机方案的研讨和设计。顾诵芬作为中方总设计师，带领国内被誉为“国家队”的来自多个飞机设计研究单位的设计骨干一起深入探讨前沿技术，并形成了具体的重型歼击机无尾加压面和正常式布局两个设计方案。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为我国第四代飞机研制做了充分的技术和人才队伍的准备。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战机已经发展到四代，从二代到四代的每次跨越，都凝聚着顾诵芬的心血，彰显着他为之做出的巨大贡献。
为大飞机的决策作出突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航空工业开始酝酿搞民用飞机。此后开展了支线、干线、100座等多个具体项目，经历了曲折和艰难的过程。时任601所所长兼总设计师的顾诵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一直予以关注并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探索民用飞机的发展途径。
进入新世纪后，大飞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多部门、多层次、多学科的领导和专家都在发声。爱国的激情和发展大飞机的战略思考以及具体实施的技术路线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各种意见，其中不乏有着批判意味和相互对立的观点。在这样的形势下，顾诵芬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
大型运输机和大型客机有70%的技术可通用，通过实施大型运输机项目，将提高我国在大型飞机的气动力、机体结构设计、发动机、航电设备、以及材料和制造技术等方面的研制能力，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创造条件。
这是顾诵芬在2006年7月参加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的发言。
2006年夏末，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见，开始了大飞机专家论证，顾诵芬是论证会三位主持者之一。
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论证工作汇报，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在国家关于发展大飞机的决策中，吸收了顾诵芬建议的核心内容。
2013年1月26日，中国新一代战略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首飞成功。2017年5月5日，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
顾诵芬的设想得以实现，中国的大飞机已经在展翅翱翔，必将飞得更远。
面对荣誉与奖励
1987年7月18日，顾诵芬携夫人江泽菲和其他13位中青年科技专家在北京站登上前往北戴河的列车。7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出现在大家眼前，除与大家合影外，还特意与每一个人合影留念。
顾诵芬获得奖励的记录始见于1963年，一份“职工登记表”记载着，“因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经所首长批准予书面嘉奖獎励。”1963年12月，经所首长批准给予通令嘉奖;到1983年，顾诵芬所获奖励的等级出现了明显的跃升，那一年他获得“五一劳动奖章”;1985年，因歼8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11月，获航空航天部“航空金奖”称号;2000年，因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顾诵芬收获着越来越多的荣誉，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各种学会、协会和社会团体、学术组织的理事、委员、主任……诸多的桂冠和头衔加在了顾诵芬名字前面。面对这一切，顾诵芬冷静而自持。
原中国一航科技委办公室主任贾小平回忆：
顾总多次推掉名目繁多的担任顾问、名誉主席这样的邀请，他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拿来学习钻研、看书、看杂志、上网搜集科研方面的信息或处理与飞机设计、航空科研有关的工作。
他和吴老（吴大观）在科技委工作这么久，有多少次将外单位寄来的评审费、审稿费退回，我没有记录，因为这在我们工作中已经是常态。
2011年12月5日，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时称）隆重举行顾诵芬院士从事航空事业60周年纪念大会，集团党组为顾诵芬颁发了航空工业历史上唯一的奖项——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后的安排是由顾诵芬做学术报告，题目是《航空向空天一体迈进》。在获得殊荣后，顾诵芬想到的是中国如何应对由于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引发的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和航空科技工业的前途。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顾诵芬的曾外祖父王同愈先生为他起名时，应该是取西晋陆机《文赋》名句寄以厚望并予以勉励。从顾诵芬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与真正共产党员的崇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作为两院院士，他坚持专精于自己的学术领域，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在为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树立了新时期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赢得了大家的敬仰。他用自己平实而不平凡的人生，真正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作者单位：航空工业科技委）
苏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科举时代是中国著名的“状元之乡”，今天则是全国实至名归的“院士之乡”。
1930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六），顾诵芬出生于苏州十梓街的一所大宅院里。父系顾氏家族与母系潘氏家族历经盛衰兴替，在当时都是苏州著名的名门望族。
1935年至1939年，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在燕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全家住在海淀成府路蒋家胡同3号院，那是他的族兄顾颉刚的住宅。顾诵芬在燕京大学附属小学读书，他对北平印象最深的是1937年发生的“七七事变”。此次事变标志着
“我有一个梦想：我要设计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70年来，我国航空工业的每次跨越，都凝聚着顾诵芬的心血，彰显着他为之做出的巨大贡献。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积贫积弱的中国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年方7岁的顾诵芬对“七七事变”最深刻的记忆是1937年7月28日日本飞机轰炸29军营地的情景。他回忆：
二十九军的驻地距离我家只有几公里，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童年的顾诵芬当然不会知道在日寇的轰炸机肆虐祖国天空时为什么没有中国自己的战机给予还击，他更不会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能设计制造与强敌抗衡的飞机的航空工业。然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萌发出一个梦想。
1993年5月，在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一次报告会上，顾诵芬讲道：
我从事航空工业已有40多个春秋，先后组织领导和参与过多种飞机设计工作，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
其实，这些年我在实现着一个童年的梦想。 “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在北京目睹和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狂轰滥炸带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那时，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设计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
报考三所著名大学，选的都是航空工程专业
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1939年，他应叶景葵、张元济盛邀，从北平赴沪参与创办了私立合众图书馆并任总干事，全家住进了图书馆中。从少年时期起，顾诵芬受父辈和图书馆氛围的影响，养成了借书、读书的良好习惯。但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去研读国学经典中的“诗书礼乐”，而是对理工科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馆藏不多的科技书刊中得到的知识引起了他动手制作和试验的兴趣，并初步掌握了将书本知识和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本领。
回忆起自己的成长，顾诵芬总结了三条：
在上海，我的成长经历大概一个是靠书，看书开阔眼界。另外一个是靠同学的激励，向他们学习，跟这些同学的交往使得我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第三个就是能动手，有一些工具，能知道怎么做。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分别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选择的专业都是航空。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大是中国航空工程教育起步最早的大学之一。
顾诵芬考进交大时，航空系录取了近30名新生，然而随着学业晋级，同学人数急剧减少，其主要原因是大家对毕业后就业的考虑。在中国面临着历史大转折的1948年，航空、尤其空气动力学显然不是一个有较多就业机会的专业，所以二年级时就有不少同学转系。但顾诵芬没有这样想，他回忆：
我觉得搞航空不学空气动力学就白搞了，所以我不顧就业选了空气动力学。
一心想着设计飞机
顾诵芬是幸运的。1951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新中国刚刚设立航空工业局开始筹组中国的航空工业，当年各大学航空系的毕业生都被组织分配到航空工业局系统。
20世纪50年代，苏联派了大批专家来华指导中国入学习如何制造飞机。然而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很明确，社会主义阵营有他们从事设计研究足矣，所以指导原则很明确，中国人没有必要掌握设计飞机的科学技术。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事情使顾诵芬感受颇深：
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徐舜寿和我们这个想法与四局领导是一致的，都认为我们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设计机构。
顾诵芬是幸运的。他梦寐以求自行设计飞机的想法与中国航空工业的决策者灵犀相通。中国需要强大的空军，同样需要强大的航空工业，需要独立自主的航空科研和飞机、发动机研究、设计和制造的能力。
1956年8月，四局王西萍局长发布了《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命令确定的飞机设计室的主要任务是：为将来建设飞机、发动机设计所准备条件和培养干部。命令一下，四局首先调徐舜寿、黄志干、顾诵芬与程不时四人到设计室工作。
设计室的第一项任务是设计歼教1飞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作为飞机设计室气动组组长，顾诵芬负责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26岁的他站在了那个时期中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最高位置。他的头脑像一台超大容量的计算机，装进了所能搜集到的苏、美、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又将其与面临的课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最终圆满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务。
1958年7月26日开始到8月5日止，歼教1飞机共进行了8次飞行试验。歼教1飞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仿制进入了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新时期。
这架飞机现收藏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中。
在歼教1首飞后，徐舜寿、黄志千带领的飞机设计室没有停步，立即开展了后续型号的设计工作。初教6、东风104、东风106、东风107、东风113……，一项又一项任务压在顾诵芬的肩头。没有高速风洞、没有设计规范、没有基础数据……，面对一个个难关，顾诵芬没有畏缩，他知难而进，勇往直前，经过刻苦钻研，在圆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迅速成长起来。
1990年年底，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在推荐顾诵芬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的推荐书中，对他这一时期的工作和达到的学术水平有以下评价： 通过歼教1、初教6飞机自行设计，于1960年总结和创立了一套设计超声速歼击机气动布局与估算气动特性的方法，处于我国歼击机整体研制水平和专业的领先地位。
在人数不多的中国优秀飞机设计师团队中，顾诵芬当之为愧地成为飞机气动设计方面的第一人。
负责歼8、歼8Ⅱ飞机的设计研制
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我国周边复杂局势，满足空军对高空高速歼击机（又称战斗机）的急需，歼8飞机于1965年开始研制。1972年起，顾诵芬全面负责该机研制。
1968年7月，歼8试验机01、02架相继总装事业部完毕。试制工作虽然遭受一定干扰，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奋勇拼搏，连连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成功试制出零批歼8飞机。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
在以后的跨声速、超声速飞行试验中，飞机产生了强烈的振动。在地面试验和争论得不出结论的情况下，顾诵芬决定亲自乘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观察飞机气动流场。鹿鸣东回忆：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于1977年，用歼教6飞机带着顾诵芬同志，亲自到空中跟随歼8，观察并拍摄歼8机的飞行流线谱。当时顾已是快50岁的人了，他不畏艰险，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观察拍照飞机的动态，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教育了所有参加试飞和研制的人员。
在顾诵芬带领下，这一技术难题终于得到解决。1985年7月，在经历了21个寒暑春秋后，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
歼8飞机研制成功是我国航空科研领域里的重大科技成果，1985年10月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顾诵芬名列获奖人员第一位。
1981年5月18日至26日，三机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歼8Ⅱ飞机方案论证会（简称8203会议）。会上宣布了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顾诵芬为歼8Ⅱ型飞机型号总设计师的命令。
歼8Ⅱ型飞机是歼8飞机的改进型，具有全天候拦射攻击能力。
航空工业是高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也是人才资源密集的战略性产业，一个型号就是一个大型工程，在总指挥何文治、总设计师顾诵芬带领下，我国航空工业第一次以系统工程方法组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84年6月12日中午11时30分，歼8 11 01架飞机在112厂机场首飞成功。这样一架使用范围广、性能要求高、结构改动大的新机，全部过程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其速度之快、质量之好，是新机研制史上的首创。
随着歼8、歼8Ⅱ飞机的首飞、设计定型，顾诵芬成为我国高超声速飞机最成熟、最全面、学术水平最高、经验最丰富的总设计师。
中国航空科技出色的领军人物
1986年以后，顾诵芬走上了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他的视野更为开阔，他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思考也更为深邃、更为高远。在科技委系统工作的几十年中，他领导专业组开展涉及民机、大型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军用运输机）、轰炸机、高超声速飞行器、无人机、教练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外贸机及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形成研究、咨询报告和建议书多份。为型号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为集团公司和国家决策提供了依据。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顾诵芬为中国航空事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与俄罗斯航空业界最高水平的专家合作开展了远景新飞机方案的研讨和设计。顾诵芬作为中方总设计师，带领国内被誉为“国家队”的来自多个飞机设计研究单位的设计骨干一起深入探讨前沿技术，并形成了具体的重型歼击机无尾加压面和正常式布局两个设计方案。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为我国第四代飞机研制做了充分的技术和人才队伍的准备。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战机已经发展到四代，从二代到四代的每次跨越，都凝聚着顾诵芬的心血，彰显着他为之做出的巨大贡献。
为大飞机的决策作出突出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航空工业开始酝酿搞民用飞机。此后开展了支线、干线、100座等多个具体项目，经历了曲折和艰难的过程。时任601所所长兼总设计师的顾诵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一直予以关注并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探索民用飞机的发展途径。
进入新世纪后，大飞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多部门、多层次、多学科的领导和专家都在发声。爱国的激情和发展大飞机的战略思考以及具体实施的技术路线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各种意见，其中不乏有着批判意味和相互对立的观点。在这样的形势下，顾诵芬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
大型运输机和大型客机有70%的技术可通用，通过实施大型运输机项目，将提高我国在大型飞机的气动力、机体结构设计、发动机、航电设备、以及材料和制造技术等方面的研制能力，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创造条件。
这是顾诵芬在2006年7月参加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的发言。
2006年夏末，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见，开始了大飞机专家论证，顾诵芬是论证会三位主持者之一。
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论证工作汇报，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在国家关于发展大飞机的决策中，吸收了顾诵芬建议的核心内容。
2013年1月26日，中国新一代战略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首飞成功。2017年5月5日，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
顾诵芬的设想得以实现，中国的大飞机已经在展翅翱翔，必将飞得更远。
面对荣誉与奖励
1987年7月18日，顾诵芬携夫人江泽菲和其他13位中青年科技专家在北京站登上前往北戴河的列车。7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出现在大家眼前，除与大家合影外，还特意与每一个人合影留念。
顾诵芬获得奖励的记录始见于1963年，一份“职工登记表”记载着，“因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经所首长批准予书面嘉奖獎励。”1963年12月，经所首长批准给予通令嘉奖;到1983年，顾诵芬所获奖励的等级出现了明显的跃升，那一年他获得“五一劳动奖章”;1985年，因歼8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11月，获航空航天部“航空金奖”称号;2000年，因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顾诵芬收获着越来越多的荣誉，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各种学会、协会和社会团体、学术组织的理事、委员、主任……诸多的桂冠和头衔加在了顾诵芬名字前面。面对这一切，顾诵芬冷静而自持。
原中国一航科技委办公室主任贾小平回忆：
顾总多次推掉名目繁多的担任顾问、名誉主席这样的邀请，他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拿来学习钻研、看书、看杂志、上网搜集科研方面的信息或处理与飞机设计、航空科研有关的工作。
他和吴老（吴大观）在科技委工作这么久，有多少次将外单位寄来的评审费、审稿费退回，我没有记录，因为这在我们工作中已经是常态。
2011年12月5日，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时称）隆重举行顾诵芬院士从事航空事业60周年纪念大会，集团党组为顾诵芬颁发了航空工业历史上唯一的奖项——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后的安排是由顾诵芬做学术报告，题目是《航空向空天一体迈进》。在获得殊荣后，顾诵芬想到的是中国如何应对由于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引发的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和航空科技工业的前途。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顾诵芬的曾外祖父王同愈先生为他起名时，应该是取西晋陆机《文赋》名句寄以厚望并予以勉励。从顾诵芬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与真正共产党员的崇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作为两院院士，他坚持专精于自己的学术领域，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在为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树立了新时期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赢得了大家的敬仰。他用自己平实而不平凡的人生，真正做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作者单位：航空工业科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