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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末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李云雷的《无神论者拜菩萨》（《大家》第5期）无论是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无神论者”和“拜菩萨”之间的巨大反差，给这个略显怪异的题目带来了莫名的“喜感”。熟悉法国文学的读者也许会想起巴尔扎克曾写过一个题为《无神论者望弥撒》（La Messe de l'athée， 1836）的短篇，《无神论者拜菩薩》或许正是由此生发而来。这个短篇远不及同属《人间喜剧》之“私人生活场景”的《高老头》有名，但作者却在其中一反为后世读者所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讽刺手法，塑造了挑水夫布尔雅纯洁、崇高的形象。毕安训大夫偶然发现了自己的老师、法国最伟大的外科医生德普兰的一个秘密——身为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德普兰居然谦恭地跪在圣母祭坛面前“听着弥撒”，“态度严肃，像在做手术一样”。随着德普兰的回忆，这个秘密的始末被慢慢揭开：若干年前，生活无以为继的穷学生德普兰与虔诚的天主教徒、挑水夫布尔雅萍水相逢。布尔雅以他二十多年辛苦劳作的积蓄供德普兰完成了学业，却从未索取过任何酬报。为了报答自己的“第二个父亲”，在布尔雅死后的二十年里，德普兰每年都会四次来到巴黎的圣絮尔皮斯教堂，参加由他为布尔雅捐资设立的弥撒。在《人间喜剧》中，随处可见老葛朗台式的富翁和吝啬鬼，布尔雅这样具有高尚品格的形象也因此显得更为可贵。
相较于巴尔扎克笔下较为纯粹的情节，《无神论者拜菩萨》的故事发生地被搬到了中国的鲁西北乡村和正在高速膨胀的大都市北京，传奇情调被置换为近似“非虚构”的叙事风格和散文式的笔触，小说的主旨也因此显得更为复杂多义。随着第一人称的童年回忆和现实生活场景的交织推进，深沉而无私的母爱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渐渐凸显。小时候的“我”因顽劣好斗而让母亲伤透了脑筋，挨打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某次挨打后的离家出走、母亲寻找儿子的焦急与疲惫，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母爱的存在；而这种感受，在“我”长大成人后离乡求学、谋生的经历中被一次次放大、深化。在现代社会中，母（父）子两代人之间情感的淡漠是再寻常不过的现象。青年人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追求新异而疏远亲情、故乡和传统，却又往往像“我”那样在大城市里漂泊无助，四处碰壁之后“想要抓住一点永恒，抓住一点寄托，想要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便是现代人的“乡愁”。也正因为如此，曾经坚信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从初中时代便自以为掌握了科学规律可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我”，在面对母亲“替我买一把香，给菩萨献上”的叮嘱时，才会产生动摇，而这在此前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动摇，促使“我”静下心来深入思考身边都市同龄人的精神虚空、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信仰危机，以及母亲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并不相同的精神生活。最终，无神论者“我”完成了母亲的心愿，“在神像前低下了唯物主义的头颅”，却仍然无法摆脱心灵上“宁愿相信世间有神却已无法接受这样的知识”的矛盾与彷徨。
《无神论者望弥撒》有个耐人寻味的结尾。作为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巴尔扎克写道：“毕安训在德普兰最后病危时治疗过他，现在他不敢说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弥留之际仍然是个无神论者。”或许，他是倾向于德普兰最终放弃自己无神论立场的。而在《无神论者拜菩萨》的结尾，“我”在替母亲拜过菩萨（实际上是“泰山老奶奶”）之后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又要回到那个时常让自己感到荒谬与空虚的大城市，去继续追寻“真理”。前方的路充满了未知，遍布着荆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不可能回到母亲的老路上，乡愁只能是乡愁，是现代人永远解不了的悖论、走不出的怪圈。
同样是围绕着母与子之间的关系展开叙事，李云雷将回忆、梦境、现实、思辨相交织，平淡似水的语调中不乏脉脉温情溢出，孙频的《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花城》第5期）却一以贯之地延续着作者险峭坚硬的风格，将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冷酷予以无情的解剖，同时试图追溯四十年间人伦悲剧的历史根源。小说中的意象，无论是桃园里突兀的坟茔（从最初的三个直到最终的五个），还是妖娆诡异的“血桃”，抑或是硕大似鸡蛋的枣子，无不让人触目惊心，掩埋、包裹着人世间难以言表的邪恶与永远无法涤清的黑暗。
两位母亲（宋之仪、麻叶寺巷女人）都将自己的儿子（宋书青、小调）视为“盘底盛宴”——用宋之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的盘子里就剩下那么一点吃的的时候，无论那剩在盘子里的是什么，都将是你的盛宴……你只能去舔那盘子。”这个比喻建立在两位丈夫/父亲缺席（甚至是“无名”）的前提下，因此更加耐人寻味。宋之仪夫妇因为被打成右派而下放，两年后丈夫自杀，宋之仪则在“文革”期间终日被批斗、每天做检查。一个惊人的秘密是，宋书青并非宋之仪和丈夫所生，而是她在受尽羞辱的岁月里为了有一个“真实的孩子”作为亲人和后半生的“心灵寄托”、和一个靠拾荒为生的男人（即后来看桃园的老人）生下的。麻叶寺巷女人则是因丈夫被判无期徒刑、自己又失去了民办教师的工作，不得不“靠晚上和男人们睡觉”来独立抚养儿子小调，并以“爸爸去澳大利亚了”为借口向儿子隐瞒真相。这种扭曲的、隐藏着残酷事实的家庭关系，无疑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了恶果：无论是宋书青还是小调都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如果说曾经的大学老师宋之仪还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来进行有限度的弥补，麻叶寺巷女人则干脆对小调放任自流。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由于视儿子为“盘底盛宴”，她们用“舔盘底”的方式，日积月累地建构起一种畸形的母子关系。在宋书青的潜意识中，对母亲的极度依恋和极度厌恶并存，而成长经历的相似使他视年幼的小调为四十年前的自己，以至于在宋之仪死后，他将麻叶寺巷女人假想成自己的母亲，“觉得自己刚刚被重生了一次”，哀求她“就把我当成小调吧”，“当我是你的儿子吧”。“盘底盛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的，母亲将儿子视为“盘底盛宴”，母亲失去儿子的结果是被自己的恐惧逼疯；反过来，在这种畸形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儿子也会将母亲当作自己的“盘底盛宴”，社会化的缺失，导致儿子失去母亲之后注定被冷酷的社会所碾压，直至抛弃。 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宋之仪至少有两次提及对“脑子里没有想法”、“像一堆和任何动物的肉都没有区别”的生活的恐惧，因此，她像希腊神话中变成水仙花的纳西瑟斯一样，在艰难时世里拼命追寻寄托，哪怕这种寄托并不存在，哪怕它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她知道，如果连这种寄托都没有了，一个人也就垮了。也正因为如此，当“爸爸就要从澳大利亚回来了”的谎言几乎就要被戳破，小调会带上自己的全部积蓄（所谓“金币”，其实不过是小猪储钱罐里的硬币），穿上新衣服离家出走，踏上自己心目中的寻父之旅。这世界往往太过无情，总是板起看似正义的面孔，容不得人做半分自欺欺人的幻梦，人生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孙频的小说里常常会设置一种极端情境，人物命运好像被拉到最大限度的皮筋，濒临绷断的边缘。这种极致的紧张，使得她笔下的故事情节蕴积着巨大的爆发力，给读者带来明显的紧迫感和压抑感。这或许与她的作品大多是以北方（特别是山西）的小县城为背景不无关系。如蝼蚁般渺小的芸芸众生在恶劣环境里挣扎、倾轧，凛冽的朔风和贫瘠的土地催生出一朵朵恶之花。而同样是将目光聚焦于颓败的城市，郭爽讲述的那些发生在破旧工厂宿舍大院里的家长里短，却透出川黔一带遍地开花的棋牌室、麻将桌间的闲适甚至懒散的气息。发表在《作品》第11期上的《拱猪》，便是以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牌戏为题，写两代人当下的困顿生活。作为父母的丁小莉、伍爱国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辈人，生在厂子里，长在厂子里，老在厂子里，在将自己的命运同工厂绑定的同时也早早随着工厂的衰败而衰败下去，直至下岗、被遣散。他们迫于生计，或是卖卤肉捎带推销化妆品，或是借钱去外地贩水果，虽然也曾有过为了多占一套房子而假离婚的小聪明，却终究敌不过现实粗粝质地的摩擦，将日子过成了一摊鸡零狗碎。而以伍珊为代表的下一辈，囿于自身天赋所限看不到以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又不甘心在这种浑浑噩噩的庸俗环境里消耗青春，只能在为偶像“做应援”的过程中寻求友谊、派遣抑郁，以此来为污浊的空气引入一股新风，给灰暗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丁小莉、伍珊母女之间的冲突，便围绕着女儿“追星”、以及在追星过程中结交知心朋友而展开。“猪”这个意象在小说里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一方面代表着伍珊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又暗指着工厂家属院里普遍的生存状态。对于还只是个高中生的伍珊而言，过早地接触生活的逼仄和人生的无奈，使她的心灵承受了与年龄不相符的重压，因此她渴望像猪那样无需患得患失、只要长肉便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对于家属院里绝大多数无所事事的人来说，他们借喝酒、偷情、打“拱猪”、传播流言蜚语混过一天又一天，与猪圈中等待被屠宰、被做成卤肉的猪们其实并无二致。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丁小莉躺在沙发上回忆起自己的初恋——一个运钢材的司机，“脸上有她在这个厂子的工人脸上，从没见过的活泼与生气。想来，应是他去过的那些地方，山川、河谷与公路，让这张同样年轻的脸，映上了不同的色彩”。而在初恋结束、丁小莉和伍爱国结婚并生下伍珊之后，她还曾有一次坐着那个司机的大卡车在清晨的街道上游荡。这是丁小莉一生中少有的出格行为，坐上卡车去远方，意味着她曾经有过走向新生活的机会，但是很快就被扼杀在自己手中，她终至沦落成一个醉心于麻將和广场舞的中年大妈。而她的女儿伍珊除了追星，也曾经有过和好友一起“去深圳”的念头，却敌不过像猪一样生活的追求，“真的变乖了”。有钱人如周佳媛者，可以任性地中断学业去追星，因为她至少有“去澳洲”这条路可走；而面对铁板一样的现实，像伍珊这样的穷人则只能选择默默承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心甘情愿地过猪一样的日子呢？母亲的今天，注定就是女儿的明天。
如果说《拱猪》令人心酸地描绘出了今天川黔一带工厂大院生活的颓唐图景，那么，作者的另一个中篇《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山花》第9期）则点出了造成这一景象的根源。少数人操纵了国有工矿企业的改制过程，仅仅用一千万安置费就解决了这个比“专区大院”还大的工厂的前途，而事实上，“厂子不止卖了那么点钱，五倍，不，十倍不止”。而在卖厂将近二十年后，既得利益者为了开发房地产而强拆仅存的工厂宿舍区，甚至不惜联手策划爆炸案。在主人公鲍时进的回忆中，四十年前的工厂里洋溢的是工人之间互帮互助的阶级情谊，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们亲如一家，结为兄弟；四十年过去，破败的厂区掩盖不了资本魔力掌控下血淋淋的现实，阶级情谊和哥们义气荡然无存，只剩下铜臭气和爆炸过后的火药味在空中飘荡。在金钱的打点下，罪恶得到洗白，曾经轰动一时的工厂爆炸案三年后在网络上就几乎销声匿迹，仿佛根本没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既然可以享受包二奶的当下，那么，过去四十年的一切，就当它被偷走了吧。
这种资本积累的血腥，以及这一过程的灰暗底色，在凡一平的《上岭村戊戌年记》（《小说月报·原创版》第11期）和阿宁的《半脸哥》（《北京文学》第10期）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篇小说在暴露丑恶的同时，都不忘写出主人公身上“善”的一面，从而使作品摆脱了暴露、控诉式的“黑幕小说”的局限，引向对时代与人性关系的深入思考。《上岭村戊戌年记》主人公唐文武从发迹到败落的传奇经历，堪称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他高考落榜后靠卖茶叶蛋捞到第一桶金，资产又在股市中发展壮大，最终在主导了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命脉的房地产业中走上人生巅峰，但股市的崩盘和楼市的低迷，使这一切都成为一现的昙花。他沦落为被法院控制的“老赖”，最终只能在家乡的山洞里藏身。然而，他斥资五百万造福乡梓的种种作为，包括新建校舍、铺水泥路、重修码头等等，都使他成为亲人们心目中的榜样，甚至被崇拜他的侄子写进作文里。小说的情节相对单纯，主题却涉及多个侧面，对唐文武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也因此变得复杂。《半脸哥》同样是写一个曾经的“成功人士”的逃匿生涯。农家子弟出身的“他”因为跟对了领导而仕途得意，官拜市长秘书。为了报答市长，他制造车祸替主子除去了一大障碍，却又因为市长受贿事发而亡命天涯。小说将主人公在三十五天里的流亡生活写得扣人心弦，体现出作者结构故事的不凡功力。但此文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作者设置了主人公在流亡途中出于本性救助被自行车撞伤的老人这一情节，并由此生发出一连串巧合，从而在人性层面获得了充分的展开。对罪行的忏悔、对初心的追索、对未知前程的忐忑，以及在“落难爱情”面前的情欲煎熬，相互交织拮抗。小说颇具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神韵，为当下中篇小说创作风貌的多样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向。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相较于巴尔扎克笔下较为纯粹的情节，《无神论者拜菩萨》的故事发生地被搬到了中国的鲁西北乡村和正在高速膨胀的大都市北京，传奇情调被置换为近似“非虚构”的叙事风格和散文式的笔触，小说的主旨也因此显得更为复杂多义。随着第一人称的童年回忆和现实生活场景的交织推进，深沉而无私的母爱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渐渐凸显。小时候的“我”因顽劣好斗而让母亲伤透了脑筋，挨打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某次挨打后的离家出走、母亲寻找儿子的焦急与疲惫，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母爱的存在；而这种感受，在“我”长大成人后离乡求学、谋生的经历中被一次次放大、深化。在现代社会中，母（父）子两代人之间情感的淡漠是再寻常不过的现象。青年人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追求新异而疏远亲情、故乡和传统，却又往往像“我”那样在大城市里漂泊无助，四处碰壁之后“想要抓住一点永恒，抓住一点寄托，想要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便是现代人的“乡愁”。也正因为如此，曾经坚信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从初中时代便自以为掌握了科学规律可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我”，在面对母亲“替我买一把香，给菩萨献上”的叮嘱时，才会产生动摇，而这在此前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动摇，促使“我”静下心来深入思考身边都市同龄人的精神虚空、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信仰危机，以及母亲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并不相同的精神生活。最终，无神论者“我”完成了母亲的心愿，“在神像前低下了唯物主义的头颅”，却仍然无法摆脱心灵上“宁愿相信世间有神却已无法接受这样的知识”的矛盾与彷徨。
《无神论者望弥撒》有个耐人寻味的结尾。作为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巴尔扎克写道：“毕安训在德普兰最后病危时治疗过他，现在他不敢说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弥留之际仍然是个无神论者。”或许，他是倾向于德普兰最终放弃自己无神论立场的。而在《无神论者拜菩萨》的结尾，“我”在替母亲拜过菩萨（实际上是“泰山老奶奶”）之后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又要回到那个时常让自己感到荒谬与空虚的大城市，去继续追寻“真理”。前方的路充满了未知，遍布着荆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不可能回到母亲的老路上，乡愁只能是乡愁，是现代人永远解不了的悖论、走不出的怪圈。
同样是围绕着母与子之间的关系展开叙事，李云雷将回忆、梦境、现实、思辨相交织，平淡似水的语调中不乏脉脉温情溢出，孙频的《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花城》第5期）却一以贯之地延续着作者险峭坚硬的风格，将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冷酷予以无情的解剖，同时试图追溯四十年间人伦悲剧的历史根源。小说中的意象，无论是桃园里突兀的坟茔（从最初的三个直到最终的五个），还是妖娆诡异的“血桃”，抑或是硕大似鸡蛋的枣子，无不让人触目惊心，掩埋、包裹着人世间难以言表的邪恶与永远无法涤清的黑暗。
两位母亲（宋之仪、麻叶寺巷女人）都将自己的儿子（宋书青、小调）视为“盘底盛宴”——用宋之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的盘子里就剩下那么一点吃的的时候，无论那剩在盘子里的是什么，都将是你的盛宴……你只能去舔那盘子。”这个比喻建立在两位丈夫/父亲缺席（甚至是“无名”）的前提下，因此更加耐人寻味。宋之仪夫妇因为被打成右派而下放，两年后丈夫自杀，宋之仪则在“文革”期间终日被批斗、每天做检查。一个惊人的秘密是，宋书青并非宋之仪和丈夫所生，而是她在受尽羞辱的岁月里为了有一个“真实的孩子”作为亲人和后半生的“心灵寄托”、和一个靠拾荒为生的男人（即后来看桃园的老人）生下的。麻叶寺巷女人则是因丈夫被判无期徒刑、自己又失去了民办教师的工作，不得不“靠晚上和男人们睡觉”来独立抚养儿子小调，并以“爸爸去澳大利亚了”为借口向儿子隐瞒真相。这种扭曲的、隐藏着残酷事实的家庭关系，无疑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了恶果：无论是宋书青还是小调都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如果说曾经的大学老师宋之仪还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来进行有限度的弥补，麻叶寺巷女人则干脆对小调放任自流。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由于视儿子为“盘底盛宴”，她们用“舔盘底”的方式，日积月累地建构起一种畸形的母子关系。在宋书青的潜意识中，对母亲的极度依恋和极度厌恶并存，而成长经历的相似使他视年幼的小调为四十年前的自己，以至于在宋之仪死后，他将麻叶寺巷女人假想成自己的母亲，“觉得自己刚刚被重生了一次”，哀求她“就把我当成小调吧”，“当我是你的儿子吧”。“盘底盛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的，母亲将儿子视为“盘底盛宴”，母亲失去儿子的结果是被自己的恐惧逼疯；反过来，在这种畸形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儿子也会将母亲当作自己的“盘底盛宴”，社会化的缺失，导致儿子失去母亲之后注定被冷酷的社会所碾压，直至抛弃。 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宋之仪至少有两次提及对“脑子里没有想法”、“像一堆和任何动物的肉都没有区别”的生活的恐惧，因此，她像希腊神话中变成水仙花的纳西瑟斯一样，在艰难时世里拼命追寻寄托，哪怕这种寄托并不存在，哪怕它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她知道，如果连这种寄托都没有了，一个人也就垮了。也正因为如此，当“爸爸就要从澳大利亚回来了”的谎言几乎就要被戳破，小调会带上自己的全部积蓄（所谓“金币”，其实不过是小猪储钱罐里的硬币），穿上新衣服离家出走，踏上自己心目中的寻父之旅。这世界往往太过无情，总是板起看似正义的面孔，容不得人做半分自欺欺人的幻梦，人生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孙频的小说里常常会设置一种极端情境，人物命运好像被拉到最大限度的皮筋，濒临绷断的边缘。这种极致的紧张，使得她笔下的故事情节蕴积着巨大的爆发力，给读者带来明显的紧迫感和压抑感。这或许与她的作品大多是以北方（特别是山西）的小县城为背景不无关系。如蝼蚁般渺小的芸芸众生在恶劣环境里挣扎、倾轧，凛冽的朔风和贫瘠的土地催生出一朵朵恶之花。而同样是将目光聚焦于颓败的城市，郭爽讲述的那些发生在破旧工厂宿舍大院里的家长里短，却透出川黔一带遍地开花的棋牌室、麻将桌间的闲适甚至懒散的气息。发表在《作品》第11期上的《拱猪》，便是以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牌戏为题，写两代人当下的困顿生活。作为父母的丁小莉、伍爱国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辈人，生在厂子里，长在厂子里，老在厂子里，在将自己的命运同工厂绑定的同时也早早随着工厂的衰败而衰败下去，直至下岗、被遣散。他们迫于生计，或是卖卤肉捎带推销化妆品，或是借钱去外地贩水果，虽然也曾有过为了多占一套房子而假离婚的小聪明，却终究敌不过现实粗粝质地的摩擦，将日子过成了一摊鸡零狗碎。而以伍珊为代表的下一辈，囿于自身天赋所限看不到以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又不甘心在这种浑浑噩噩的庸俗环境里消耗青春，只能在为偶像“做应援”的过程中寻求友谊、派遣抑郁，以此来为污浊的空气引入一股新风，给灰暗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丁小莉、伍珊母女之间的冲突，便围绕着女儿“追星”、以及在追星过程中结交知心朋友而展开。“猪”这个意象在小说里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一方面代表着伍珊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又暗指着工厂家属院里普遍的生存状态。对于还只是个高中生的伍珊而言，过早地接触生活的逼仄和人生的无奈，使她的心灵承受了与年龄不相符的重压，因此她渴望像猪那样无需患得患失、只要长肉便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对于家属院里绝大多数无所事事的人来说，他们借喝酒、偷情、打“拱猪”、传播流言蜚语混过一天又一天，与猪圈中等待被屠宰、被做成卤肉的猪们其实并无二致。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丁小莉躺在沙发上回忆起自己的初恋——一个运钢材的司机，“脸上有她在这个厂子的工人脸上，从没见过的活泼与生气。想来，应是他去过的那些地方，山川、河谷与公路，让这张同样年轻的脸，映上了不同的色彩”。而在初恋结束、丁小莉和伍爱国结婚并生下伍珊之后，她还曾有一次坐着那个司机的大卡车在清晨的街道上游荡。这是丁小莉一生中少有的出格行为，坐上卡车去远方，意味着她曾经有过走向新生活的机会，但是很快就被扼杀在自己手中，她终至沦落成一个醉心于麻將和广场舞的中年大妈。而她的女儿伍珊除了追星，也曾经有过和好友一起“去深圳”的念头，却敌不过像猪一样生活的追求，“真的变乖了”。有钱人如周佳媛者，可以任性地中断学业去追星，因为她至少有“去澳洲”这条路可走；而面对铁板一样的现实，像伍珊这样的穷人则只能选择默默承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心甘情愿地过猪一样的日子呢？母亲的今天，注定就是女儿的明天。
如果说《拱猪》令人心酸地描绘出了今天川黔一带工厂大院生活的颓唐图景，那么，作者的另一个中篇《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山花》第9期）则点出了造成这一景象的根源。少数人操纵了国有工矿企业的改制过程，仅仅用一千万安置费就解决了这个比“专区大院”还大的工厂的前途，而事实上，“厂子不止卖了那么点钱，五倍，不，十倍不止”。而在卖厂将近二十年后，既得利益者为了开发房地产而强拆仅存的工厂宿舍区，甚至不惜联手策划爆炸案。在主人公鲍时进的回忆中，四十年前的工厂里洋溢的是工人之间互帮互助的阶级情谊，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们亲如一家，结为兄弟；四十年过去，破败的厂区掩盖不了资本魔力掌控下血淋淋的现实，阶级情谊和哥们义气荡然无存，只剩下铜臭气和爆炸过后的火药味在空中飘荡。在金钱的打点下，罪恶得到洗白，曾经轰动一时的工厂爆炸案三年后在网络上就几乎销声匿迹，仿佛根本没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既然可以享受包二奶的当下，那么，过去四十年的一切，就当它被偷走了吧。
这种资本积累的血腥，以及这一过程的灰暗底色，在凡一平的《上岭村戊戌年记》（《小说月报·原创版》第11期）和阿宁的《半脸哥》（《北京文学》第10期）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篇小说在暴露丑恶的同时，都不忘写出主人公身上“善”的一面，从而使作品摆脱了暴露、控诉式的“黑幕小说”的局限，引向对时代与人性关系的深入思考。《上岭村戊戌年记》主人公唐文武从发迹到败落的传奇经历，堪称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他高考落榜后靠卖茶叶蛋捞到第一桶金，资产又在股市中发展壮大，最终在主导了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命脉的房地产业中走上人生巅峰，但股市的崩盘和楼市的低迷，使这一切都成为一现的昙花。他沦落为被法院控制的“老赖”，最终只能在家乡的山洞里藏身。然而，他斥资五百万造福乡梓的种种作为，包括新建校舍、铺水泥路、重修码头等等，都使他成为亲人们心目中的榜样，甚至被崇拜他的侄子写进作文里。小说的情节相对单纯，主题却涉及多个侧面，对唐文武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也因此变得复杂。《半脸哥》同样是写一个曾经的“成功人士”的逃匿生涯。农家子弟出身的“他”因为跟对了领导而仕途得意，官拜市长秘书。为了报答市长，他制造车祸替主子除去了一大障碍，却又因为市长受贿事发而亡命天涯。小说将主人公在三十五天里的流亡生活写得扣人心弦，体现出作者结构故事的不凡功力。但此文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作者设置了主人公在流亡途中出于本性救助被自行车撞伤的老人这一情节，并由此生发出一连串巧合，从而在人性层面获得了充分的展开。对罪行的忏悔、对初心的追索、对未知前程的忐忑，以及在“落难爱情”面前的情欲煎熬，相互交织拮抗。小说颇具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神韵，为当下中篇小说创作风貌的多样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向。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