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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如临大敌
阎莉比我大两岁,住在我家隔壁。当我家从贵州搬到成都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材凹凸有致。在那个年代,胸部被巧妙地遮蔽了。它能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
青春期里,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上世纪70年代前期,我进入初中,正是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弥漫着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女生们十分懊恼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事。
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女性的生理期。全班女孩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全都兴奋异常,脸都绷着,嘴里却传递着一个暗号式的数字“49”。老师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落地将49页读了一遍。下课铃响了,女生如释重负,男生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49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读的是本地中学,都是北方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比成都女孩领先发育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被人指指点点。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资格。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奚落早熟女孩的落选。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能被吸收到“校宣”,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跳得比别人都好。
不能上台跳舞,我的兴趣转向体育。我很快迷上篮球,成了全校篮球女王。发育的烦恼仍然伴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女生缩手缩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
阎莉热爱表演,在我们大院里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她把她们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刻意扮成双胞胎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我意识到了,并引以为耻,她却浑然不觉。她继续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阎莉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套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阎莉与众不同的“气质”。她还想方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她成为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隔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后到学校门口来接我。我们手挽手回家。我们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我们刻意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胆子大一点,背稍挺一点,下巴也略微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是这样引人注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厮磨相守。我们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消耗多余的激情
一天,我与阎莉想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售票处人山人海。我和阎莉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我们从小就去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屡试不爽。但是,人多就有浑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口,人浪突然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人群中喧闹起来,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派出所。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她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她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一下变得比原来更漂亮了。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走在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蹿出来,拦住她的去路。男孩摸出一张字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阎莉拔腿就跑。回家后,她气喘吁吁地把字条塞给她妈。妈妈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她一道。
从那以后,阎莉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誓言。现在看起来,她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
那时,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每年寒暑假,成都中学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成员是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也包括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另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他们一律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但是,我隐隐觉得,她的潜意识很活跃,正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点消耗掉。
(摘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卡伊)
阎莉比我大两岁,住在我家隔壁。当我家从贵州搬到成都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材凹凸有致。在那个年代,胸部被巧妙地遮蔽了。它能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
青春期里,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上世纪70年代前期,我进入初中,正是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弥漫着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女生们十分懊恼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事。
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女性的生理期。全班女孩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全都兴奋异常,脸都绷着,嘴里却传递着一个暗号式的数字“49”。老师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落地将49页读了一遍。下课铃响了,女生如释重负,男生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49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读的是本地中学,都是北方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比成都女孩领先发育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被人指指点点。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资格。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奚落早熟女孩的落选。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能被吸收到“校宣”,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跳得比别人都好。
不能上台跳舞,我的兴趣转向体育。我很快迷上篮球,成了全校篮球女王。发育的烦恼仍然伴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女生缩手缩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
阎莉热爱表演,在我们大院里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她把她们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刻意扮成双胞胎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我意识到了,并引以为耻,她却浑然不觉。她继续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阎莉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套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阎莉与众不同的“气质”。她还想方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她成为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隔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后到学校门口来接我。我们手挽手回家。我们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我们刻意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胆子大一点,背稍挺一点,下巴也略微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是这样引人注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厮磨相守。我们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消耗多余的激情
一天,我与阎莉想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售票处人山人海。我和阎莉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我们从小就去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屡试不爽。但是,人多就有浑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口,人浪突然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人群中喧闹起来,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派出所。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她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她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一下变得比原来更漂亮了。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走在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蹿出来,拦住她的去路。男孩摸出一张字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阎莉拔腿就跑。回家后,她气喘吁吁地把字条塞给她妈。妈妈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她一道。
从那以后,阎莉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誓言。现在看起来,她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
那时,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每年寒暑假,成都中学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成员是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也包括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另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他们一律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但是,我隐隐觉得,她的潜意识很活跃,正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点消耗掉。
(摘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卡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