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受创最重的便是在当地务工的数千万外籍劳工。受疫情、经济萧条和调控措施影响，预计2020年内将有总计约500万外籍人士离开海湾国家，约占海湾国家人口总数的10%。疫情暴发前多个海湾国家就已经开始针对外籍劳工推出限制措施。疫情使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群体存在的诸多问题被集中曝光，加快了海湾国家的劳动力本地化进程。

外劳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在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生活的外国人总数约为2800万，约占总人口半数，其中大多数为劳工。外籍劳工来到海湾国家由来已久，但大量涌入则始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随着油价暴涨，海湾国家一夜暴富，对外籍工人和服务人员需求大增。首先到来的是埃及等阿拉伯非产油国劳工，随后是南亚人和东南亚人。
　　海湾国家之所以出现本国人和外国人人口比例倒挂的奇观，是因为进入油价高涨时代后海湾社会出现了急剧转型，本土人力资源无法满足发展需求。油价暴涨之前，海湾地区多为传统游牧社会，人口稀少，教育水平低，人力资源严重匮乏。1973年石油危机后，滚滚而来的巨额石油收入让海湾国家在数十年内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跨越。然而，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大量人力资源，海湾国家上至政府顾问、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士，下至建筑工人、服务员、保姆等普通劳工，都需要从国外引进。外籍人员占海湾国家劳动力总量的90%。其中，外籍劳工在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经营等各行各业发挥重要作用，是推动海湾国家现代化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也为祖籍国创造了大量财富，缓解了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就业和社会压力。海湾外籍劳工平均工资水平并不高，但劳工人数众多，每年汇出侨汇高达1000多亿美元。
　　虽然外籍劳工在海湾国家社会经济运转过程中不可或缺，但大量、甚至在一些海湾国家超过本国人口数外籍劳工的存在，还是给海湾国家带来了诸多问题。
　　海湾国家丧失本国人口多数后，本土文化主体性面临危机。外籍劳工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与海湾国家本土文化差异较大。以语言为例，海湾国家公民在很多场合无法用母语交流，在自己的祖国成了“老外”。复杂的人口构成使英语成为海湾国家族裔间沟通最常用语言，印地语成为英语之外最主要的外语，阿拉伯语则被边缘化。
　　外籍劳工存在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无技能劳工变卖家产，通过“黑中介”来到海湾国家打工，却找不到合适工作而流落街头。一些外籍人士还把来源国的民族、宗教冲突带到海湾国家。因为雇主欠薪，海湾国家还时常发生外籍劳工抗议示威。同时，外籍劳工也是违法犯罪的高发群体。
　　海湾国家存在制度性侵害外籍劳工权益的现象。海湾国家长期实行“保人”制度，即外籍勞工都必须有本国公民担任其“保人”。“保人”制让本国人能够坐收渔利。“保人”一般会扣押劳工护照，剥夺其旅行和求职自由。在该制度下，外籍劳工沦为社会最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被随意侵害，甚至受到人身伤害的案件也时有发生，严重损害海湾国家的形象。外籍劳工引发的纠纷有时甚至上升到双边关系层面，酿成外交事件。海湾国家过度依赖外籍劳工，给本国带来了政治和外交风险。
　　因为这些问题存在，早在疫情暴发前，海湾国家已纷纷推出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劳动力本地化作为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之一，每个国家都对不同行业外籍员工比例做出限制，部分行业还实施外国人禁入。这主要是因为海湾国家普遍存在失业率高企问题，特别是青年失业率高企。原本，海湾国家公民不愿意在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稳定性差的私营部门就职。但因形势所迫，本国人也开始接受在零售业、酒店业等服务行业工作，这意味着外籍劳工需要腾出这些职位。2014年起国际油价进入下跌通道，海湾国家迫于财政压力开始增加税费，税负增加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使不少外籍人士选择离开，新增劳工人数也下降50%以上。同时，以排外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民粹主义思潮在海湾国家逐渐兴起，针对外籍劳工的种族主义和地域歧视言论在海湾国家甚嚣尘上。

皆因食利经济衰落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海湾国家损失惨重，仅沙特一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就已逼近30万。卡塔尔仅有264万人口，确诊病例却已超过10万。更惨烈的是，疫情暴发导致国际油价暴跌，使海湾产油国损失惨重，经济负增长，财政赤字大幅攀升，外汇储备急剧萎缩。毫不夸张地说，海湾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灾害。在疫情冲击下，外籍劳工群体也陷入聚集感染、收入枯竭、有国难回的多重困境。疫情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群体存在诸多问题的复杂和严重程度，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由于新冠感染者大多是外籍劳工，疫情还加重了海湾国家民意的排外主义情绪。在这种背景下，多个海湾国家展现出了借疫情之机加快解决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实现劳动力本土化的决心。

　　海湾国家开始抓紧整顿外籍劳工市场，通过建章立制，限制非法输入劳工。如7月，科威特政府就已起草完毕外籍劳工法，这项法案旨在规范劳动力市场，大幅削减外籍劳工人数，对侨汇征税。在排外情绪鼓动下，一些海湾国家制定了脱离实际的劳动力本地化目标。如科威特计划遣返280万名外籍劳工，占外籍人士总数的85%，从而将外籍劳工在人口中的占比由70%降至30%。海湾国家政府还开始关注外籍劳工每年汇出的上千亿美元，试图通过减少侨汇或对其征收税费，以增加流动性，维护金融稳定。
　　然而，海湾国家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具有刚性。由于本国劳动力在数量、技能和工作习惯等方面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疫情过后预计外籍劳工将大批返回。此外，劳务输出国也无法一下子容纳如此多的回流劳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迟早还会回到海湾国家。因此，靠行政手段强行排斥外籍劳工，并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会助长非法劳工涌入，反倒增加管理难度。此外，外籍劳工大幅减少还将导致政府税费收入下降，使本已亏空的财政雪上加霜。人口减少还将导致消费下降，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
　　作为严重依赖单一自然资源收入的“超级食利国”，海湾国家对待外籍劳工态度和政策的变化，折射出食利经济模式转型的迫切性。在这种模式初期，本国人和外籍劳工形成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在需求驱动下，外籍劳工大量涌入。随着食利经济进入末期，石油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本国人与外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竞争关系，排外思想便开始泛起。然而，在较长时期内，海湾国家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大批输入劳动力仍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海湾国家有必要正视大量外籍劳工存在的现实，积极创造条件，让“海漂”的工作生活更加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