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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辗转漂泊了许多地方，从南方的艺术学校毕业以后我留在了一家省级电视台，那座北方小城从此存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见过许多人，说过许多谢谢，可我险些要忘了，我最郑重的一声谢谢，该说给宏大先生。
[1]
最近一次得到宏大先生的消息是从母亲那里，我托母亲带了一份远道而来的礼物给宏大先生。宏大先生发了一条朋友圈，特别嘚瑟地说起我是他非常优秀的学生，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配上一张自拍照。我记忆里的宏大先生还是高中时候的模样，大大的眼睛，有点婴儿肥，戴着细边的眼镜，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特别版的旺仔，一点都没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应该有的样子。
宏大先生总是夸我，我知道。
我在学弟学妹的口中是那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会主席，是那个成绩不错却走上了艺术道路的怪咖。在宏大先生后来的描述里，我总是被描述得丰富多彩，但是在那个小城里大概只有他知道。
[2]
宏大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更多的时候，他像是我的哥哥。我那时候数学偏科偏得震惊世界，年级前五十名的人里，只有我一百五十分的试卷每次都只打上三五十分。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刚刚分班不久我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数学科代表，一当就当到了高三毕业。
我的数学成绩并没有因此得到多大的提高，宏大先生对此毫无办法，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宏大先生家做题，常常一呆就是一个下午。他蹲在沙发上装模作样地翻杂志，时不时地要绕到我身后，有时候我一筹莫展地看他，他就大力地弹一下我的脑瓜儿。
“怎么这题都不会！”
他皱着眉头看着那套习题，我偷偷地用余光看他，他只好摆摆手。
我那时对成绩看重极了，一是在意分数，二是怕他失望，每每给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到了最后数学考卷上的字竟然好像会飞，每每在考场上什么都写不出来。记得有一次他把我叫到走廊里，像是生气的样子，“这次的数学这么简单，你为什么……”
“我紧张，觉得数学考卷上的字会飞。”我那时真怕他觉得我胡说，但是他只是叹了叹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像是一个纵容小孩儿的家长一样一本正经地说：“没关系，下次多做几套卷子就不会飞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话灵验了，又或者是因为我换了新的眼镜。总之，后来我看着数学考卷上的字没有再旋转飞跃，他也再也没有因为我的数学成绩而找我谈话。
[3]
高中过了一半之后，宏大先生还在为我操心，我那时在学校是风云人物，广播站归我管，学生会归我管，学习之余的时间我几乎全都贡献给了课外活动，可是慢慢地我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似的。
体育课的时候小伙伴们不会找我一起打球，春游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一起，但凡是在班级里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少年时的自尊最让我自以为是，这个集体不靠近我，那我也不肯向这个集体靠近，反正我多得是班级以外的朋友。
骄傲这种东西很奇妙，多了一分就变成了贬义词，对立容易让少年们的荷尔蒙相互碰撞，而我的敏感夸大了这种格格不入，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直到后来班级里的活动同学们不再愿意配合身为团支书的我，甚至有人在历史课上向我公然挑衅，把我推倒在地。
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的是宏大先生，他瞪着眼睛，要我当着他的面跟肇事者“报仇雪恨”，一副为我撑腰的样子。
这些事情，原来他比我更在意。
后来他再找我谈话，跟我讲班级里的每个人都是好人。班里的男孩儿开始找我一起踢球，我还为班级打了一场比赛。学期末的运动会，我照例在主席台做广播员，结束以后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讲，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我、支持我的。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装作不经意地跟伙伴们提起我，不知道他曾经照顾过多少个心思敏感细腻的青春期。
我只知道，即使是因为他，我也不能再任性了。
[4]
事实证明融入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几次大型活动给班里带来了些许荣誉，“季导”的外号开始在大家口中传开。我过得开心了许多，因为站到了大家的身边。
哪怕时间过了这么久，关于宏大先生的许多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第一次代表学校主持大型活动是毛遂自荐，宏大先生在旁边为我加油鼓劲，他说反正试试又不吃亏。
我学习写小说以后，他拿过我的小说偷偷来看，我以为他要没收，他摆摆手说自己只是拿来看看。
艺考结束以后回到学校，学校为艺术生们安排的“艺术班”只有我没去，他跟年级的领导讲我梦想的学校比本科录取线还要高，必须留在普通班才能拼上这个分数。
校园广播台的毕业特别节目，我专门辟出了一个版块给宏大先生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后来听同学说宏大先生一个人专门跑到最大的广播喇叭下面一直听到结束。
高考之后的散伙饭，他喝得满面通红，酩酊大醉，嚷嚷着再也不想当班主任，因为看着学生们走，实在是一件难受的事。
那天小城下了雨，路边的桦树哗啦啦地开始摇晃着，我目送着班里几个男生搀扶他回家，感觉像是和青春时代的一场告别。
后来发生的事感觉像一个励志故事，我考上了一所全国闻名的艺术类高校，最后在学子宴会上他没有端坐上席，反而撕扯着要包一个大红包，当然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这是我的心意！”
“哪有老师参加学子宴给学生包红包的！”
他好像意识到这样确实不妥，慢吞吞地收回去。我送他出宴会厅的门口，他仍然是矮矮的、胖胖的，厚厚的眼镜框后面眯着狭长的一双大眼睛。
“出去好好照顾自己，要过得好！”
[5]
后来我陆陆续续做过许多事，和知名导演合作的剧本也能从容不迫，在宽敞明亮的演播厅里录制电视节目，身处在波澜之中也能处变不惊，可是我却常常回忆起我的少年时代，那些忽明忽暗的心事和写在草稿纸上的心情。
后来我陆陆续续地见过许多人，有前辈，有同行，有朋友，有伙伴，我陆陆续续地说过许多谢谢。可是青春里最郑重的一句，我知道，我该说给宏大先生，但是请你不要替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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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得到宏大先生的消息是从母亲那里，我托母亲带了一份远道而来的礼物给宏大先生。宏大先生发了一条朋友圈，特别嘚瑟地说起我是他非常优秀的学生，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配上一张自拍照。我记忆里的宏大先生还是高中时候的模样，大大的眼睛，有点婴儿肥，戴着细边的眼镜，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特别版的旺仔，一点都没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应该有的样子。
宏大先生总是夸我，我知道。
我在学弟学妹的口中是那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会主席，是那个成绩不错却走上了艺术道路的怪咖。在宏大先生后来的描述里，我总是被描述得丰富多彩，但是在那个小城里大概只有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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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更多的时候，他像是我的哥哥。我那时候数学偏科偏得震惊世界，年级前五十名的人里，只有我一百五十分的试卷每次都只打上三五十分。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刚刚分班不久我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数学科代表，一当就当到了高三毕业。
我的数学成绩并没有因此得到多大的提高，宏大先生对此毫无办法，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宏大先生家做题，常常一呆就是一个下午。他蹲在沙发上装模作样地翻杂志，时不时地要绕到我身后，有时候我一筹莫展地看他，他就大力地弹一下我的脑瓜儿。
“怎么这题都不会！”
他皱着眉头看着那套习题，我偷偷地用余光看他，他只好摆摆手。
我那时对成绩看重极了，一是在意分数，二是怕他失望，每每给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到了最后数学考卷上的字竟然好像会飞，每每在考场上什么都写不出来。记得有一次他把我叫到走廊里，像是生气的样子，“这次的数学这么简单，你为什么……”
“我紧张，觉得数学考卷上的字会飞。”我那时真怕他觉得我胡说，但是他只是叹了叹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像是一个纵容小孩儿的家长一样一本正经地说：“没关系，下次多做几套卷子就不会飞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话灵验了，又或者是因为我换了新的眼镜。总之，后来我看着数学考卷上的字没有再旋转飞跃，他也再也没有因为我的数学成绩而找我谈话。
[3]
高中过了一半之后，宏大先生还在为我操心，我那时在学校是风云人物，广播站归我管，学生会归我管，学习之余的时间我几乎全都贡献给了课外活动，可是慢慢地我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似的。
体育课的时候小伙伴们不会找我一起打球，春游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一起，但凡是在班级里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少年时的自尊最让我自以为是，这个集体不靠近我，那我也不肯向这个集体靠近，反正我多得是班级以外的朋友。
骄傲这种东西很奇妙，多了一分就变成了贬义词，对立容易让少年们的荷尔蒙相互碰撞，而我的敏感夸大了这种格格不入，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直到后来班级里的活动同学们不再愿意配合身为团支书的我，甚至有人在历史课上向我公然挑衅，把我推倒在地。
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的是宏大先生，他瞪着眼睛，要我当着他的面跟肇事者“报仇雪恨”，一副为我撑腰的样子。
这些事情，原来他比我更在意。
后来他再找我谈话，跟我讲班级里的每个人都是好人。班里的男孩儿开始找我一起踢球，我还为班级打了一场比赛。学期末的运动会，我照例在主席台做广播员，结束以后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讲，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我、支持我的。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装作不经意地跟伙伴们提起我，不知道他曾经照顾过多少个心思敏感细腻的青春期。
我只知道，即使是因为他，我也不能再任性了。
[4]
事实证明融入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几次大型活动给班里带来了些许荣誉，“季导”的外号开始在大家口中传开。我过得开心了许多，因为站到了大家的身边。
哪怕时间过了这么久，关于宏大先生的许多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第一次代表学校主持大型活动是毛遂自荐，宏大先生在旁边为我加油鼓劲，他说反正试试又不吃亏。
我学习写小说以后，他拿过我的小说偷偷来看，我以为他要没收，他摆摆手说自己只是拿来看看。
艺考结束以后回到学校，学校为艺术生们安排的“艺术班”只有我没去，他跟年级的领导讲我梦想的学校比本科录取线还要高，必须留在普通班才能拼上这个分数。
校园广播台的毕业特别节目，我专门辟出了一个版块给宏大先生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后来听同学说宏大先生一个人专门跑到最大的广播喇叭下面一直听到结束。
高考之后的散伙饭，他喝得满面通红，酩酊大醉，嚷嚷着再也不想当班主任，因为看着学生们走，实在是一件难受的事。
那天小城下了雨，路边的桦树哗啦啦地开始摇晃着，我目送着班里几个男生搀扶他回家，感觉像是和青春时代的一场告别。
后来发生的事感觉像一个励志故事，我考上了一所全国闻名的艺术类高校，最后在学子宴会上他没有端坐上席，反而撕扯着要包一个大红包，当然最后赢的一定是我。
“这是我的心意！”
“哪有老师参加学子宴给学生包红包的！”
他好像意识到这样确实不妥，慢吞吞地收回去。我送他出宴会厅的门口，他仍然是矮矮的、胖胖的，厚厚的眼镜框后面眯着狭长的一双大眼睛。
“出去好好照顾自己，要过得好！”
[5]
后来我陆陆续续做过许多事，和知名导演合作的剧本也能从容不迫，在宽敞明亮的演播厅里录制电视节目，身处在波澜之中也能处变不惊，可是我却常常回忆起我的少年时代，那些忽明忽暗的心事和写在草稿纸上的心情。
后来我陆陆续续地见过许多人，有前辈，有同行，有朋友，有伙伴，我陆陆续续地说过许多谢谢。可是青春里最郑重的一句，我知道，我该说给宏大先生，但是请你不要替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