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了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将军烈士陵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左权将军的一封封家书。
　　常言道，家书抵万金。特别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里的家书显得弥足珍贵。左权仅存的十余封家书中，既有讲述自己革命志愿的，又有对红色中国的憧憬与希冀;既有缠绵火热的儿女情长，又有寄予后辈的殷切期望。拜读将军家书，仿佛触摸到那个血与火的苦难时代，从而感悟到抗战英雄的人格魅力。
　　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號叔仁，黄埔军校一期生，曾赴苏联学习;参加长征并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1936年，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在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2009年，他被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等十一个部门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感恩之情

　　左权幼年丧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其叔叔充当起父亲的角色，主动承担起家里的重担，对左权更是倍加关爱呵护，叔侄俩的感情非常深厚。其叔父从小注重教育和培养左权，为他读书创造良好的条件。左权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很优秀。在青少年时期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于是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会，毅然决然投笔从戎。从十八岁离开家乡湖南醴陵到英勇牺牲，在近二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由于南征北战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但他时常牵挂着故乡和家人，便在运筹帷幄之余通过手中的笔抒发自己的思念之情。
　　那是1937年9月18日，左权同八路军将士渡过黄河，在匆忙转战间隙，给老家的叔父左铭三写了一封家书。这封家书从山西晋南地区的稷山县北阳城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发出。这封信也是左权收到叔父的书信之后的复信，他得知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家中的顶梁柱即哥哥英年早逝，更是痛心不已。他说：“从你的信中已敬悉一切，短短十余年变化确大，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万分。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恃者全系林哥，而今林哥又与世长辞，实使我不安，使我心痛。”面对国难家殇，面对小家和大家的得失与轻重，左权又是如何选择的呢？他在信中写道：“……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左权将军的雄心壮志和凛然浩气跃然纸上，令人感佩之至。
　　在这封信的最后，左权又对家庭的未来和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叔父！承提及你我两家重新统一问题，实给我极大的兴奋，我极望早日成功，能使我年高的母亲及我的嫂嫂与侄儿、女等与你家共聚一堂，度过些愉快舒适的日子。有蒙垂爱，我不仅不能忘记，自当以一切力量报与之。”由此可见，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叔父的尊敬和感恩之情。

报国之情

　　左权在给叔父的信中还描述了当时国内的形势，他说：“卢沟桥事件后，迄今已两个多月了。日本已动员全国力量来灭亡中国。中国政府为自卫应战亦已摆开了阵势，全面的战争已打成了。这一战争必然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尽管时局很危急，但左权对革命依然充满必胜的信心和昂扬的斗志，所以，他又说：“我们将以游击运动战的姿势，出动于敌人之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日敌的进攻……在持久的战争中必须能够吃苦，没有坚持的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
　　两个多月后，左权在山西省晋南地区的洪洞县又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如果不是看到此家书的开头称谓以及最后的问候，根本看不出是写给母亲的家书。左权首先用了很大的篇幅向母亲介绍当时的局势，他说：“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实在痛心。……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现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的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接着，他又向母亲分析了为什么不能很快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原因，信中写道：“不是中国军队打不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不是我们的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上指挥的错误，是政府（笔者注：国民政府）政策上的错误……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他们都不能接受。这确是中国抗战的危机，如不能改善上述这些缺点与错误，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同时，他又向母亲表达了自己以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志坚定的信念和奋战到底的决心，于是说：“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坚决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按常理说，儿子写给母亲的家书，应该是些嘘寒问暖和家长里短之类的话语。然而，这封写给母亲的家书的内容却截然不同，从中可以看出，英雄的母亲是深明大义的，是全力支持儿子革命的，否则儿子也不会说这么多关于革命的话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些。
　　时隔五年，左权壮烈牺牲。其母并不知道儿子牺牲的消息。直至1949年，解放军南下准备解放全中国，朱德总司令安排入湘的部队绕道醴陵看望左权的母亲。那时，老人才知道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七年了。于是，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恩爱之情

　　左权将军的妻子刘志兰（1917—1992）从小生长在北京，与其六个姐妹被誉为“七仙女”。她文采好书法也好。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很活跃，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1939年2月前往山西前线，在中央北方局妇委会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他们的媒人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左权将军，三十四岁才与刘志兰结为伉俪。4月16日，二人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潞城县北村结婚。翌年5月，女儿左太北在八路军总部医院出生。当时，日军疯狂进攻太行根据地。三个月后，百团大战拉开序幕，八路军总部经常转移，家属随同行军有诸多不便。8月30日，在女儿不满百天时，左权就送母女俩离开前线去了延安，短暂的天伦之乐成为永恒的记忆。谁知，这次分别竟是左权与爱妻、幼女的诀别。 　　得知妻子和女儿平安到达延安，左权于1940年11月12日给妻子写了第一封信，直到二十一个月后牺牲，共给妻子写了十二封信，因一封遗失，现存十一封，约一万六千字。当时由于根据地遭到日军的重重封锁，十二封家书都是托人捎至延安交给刘志兰。在这些家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权将军对妻子和女儿饱含的深深爱恋。每封家书都用较大的篇幅来问候妻子和女儿，或表达思念，或表达关爱，可谓深情似海、无微不至。
　　比如，他于1941年5月20日写给妻子的第三封信，信中先谈到的是妻子的学习与进步问题，他说：“……我同意你回延主要的是为了你的学习，因为在我们结婚起，你就不断地提起想回延学习的问题。生太北后，因小孩关系，看到你不能很好的工作又不能更多地学习，以为回延后能迅速地处理小孩，能迅速地进校读书，当然是很好的。所以就毫不犹豫同意了你的提议。其实在你未提出回延问题以前，我已有念头了。”接着，似乎又带有矛盾的心理说：“常有同志对我说把刘志兰接回来吧。我也很同意这些同志的好意，有时竟想提议你能早些返前方，但一念及你求知欲之高，向上心之强，总想求进步，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为不延误你这些，又不得不把我的望之切念之殷打消忍耐着。”接下来又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是那样的无微不至：“托人买了两套热天的小衣服给太北，还没送来，冬天衣服做好后送你，红毛线裤去冬托人打过了一次寄你。如太北的衣服够穿，你可留用，随你处理……”这是最后一部分内容，看似家庭琐事、衣食住行，实则展现了驰骋沙场的铁骨将军的热血柔肠。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身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省吃俭用，细心地为妻女准备生活日用品，可见他对妻女爱的是何等深切。
　　还有更令读者动容的，是在左权牺牲的前三天，即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信中先说到对孩子的关爱与思念以及天伦之乐的想象：“……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接着话锋一转，又从当前的分离到期盼着团聚：“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左权又劝妻子要勇于割舍：“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礙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在信的最后，左权又向妻子表达了炽热的爱，同时又不忘相互勉励：“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料，这封深情家书却成了绝笔。三天后的1942年5月25日，刘志兰还没收到这封“绝笔信”，左权就在十字岭战斗中不幸牺牲，三十七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
　　关于左权牺牲的细节和革命精神，左权的搭档彭德怀元帅曾深情地对左太北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