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我驾车去旧金山国际机场，迎接一位从欧洲飞回来的朋友。他是一家媒体的记者，剛刚离开硝烟未散的科索沃战场。他把行李箱放上车时，特地让我看箱子上贴的一个标签，解释说：这是“全球战地记者协会”的标志。在车上，他说起此行的种种，语气平淡，言下是职责所在，尽力而为罢了。说起这个不久前接纳他为会员的团体，他洋溢着豪迈之情，“老会员天天和死神擦肩，都是地道的亡命之徒！我在采访途中认识一位土耳其籍的中年男人，全世界哪里开战哪里就有他。几年前在非洲采访，被弹片打中，一条腿被削掉半边，进医院疗养半年，好得差不多后，一听到科索沃开战，一瘸一拐上前线，我是在阵地旁边和他见上一面的。”
　　他说在欧洲天天吃乳酪加面包，腻死了。我陪他进唐人街的中餐馆，以正宗粤菜解馋，边吃边谈战地记者群体。我问：“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他说，表面看是为了报酬，这些没有国籍的自由人，并不是媒体巨头的正式雇员，靠出售新闻赚生活费。好在，亲临前线拍下的照片，各大通讯社必出高价。不过，这职业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投保。我苦笑自问：时时刻刻和死神较劲，这活儿能干吗？
　　饭后，在街上逛。路过一家鱼店。从门旁的大鱼缸传来“泼喇”一声，我抬头看，一尾鱼从水面一跃，腾空划过一道银光——所谓“跃龙门”，姿态不过如此。鱼“嗒”一声摔在过道上，继而以“游水”的身段剧烈摆动。我向站在柜台另一边的店员示意，他一点也不着急，慢条斯理地走出来，说，不必问，准是那一条。我看着地上蹦跳的鱼，俗称“老鼠斑”，石斑中价格最高的一种。店员一把抓住它的鳃，往鱼缸一扔。他对我们说：“一天起码十次跳出缸外，我们叫它冠军——跳高冠军。”“冠军”回到缸里，闪电一般在鱼群中穿梭，搅起水泡串串，果然是厉害角色。
　　友人指着鱼说：“它一跃是不是徒劳？是的，怎么折腾，目的地也不会改变——鼎镬，除非侥幸遇到买下只为放生的善人。”他“点题”了——战地记者不就是不甘心活在缸里的鱼吗？
　　送友人到旅馆以后，我独自回家，脑际翻腾着“鱼跃”的意象。是啊，波澜不惊的人生是“鱼缸”，人的最后归宿概莫能外。跳到缸外的鱼，被捡回来，一如战地记者穿着沾满战尘的夹克归家。他安宁的家中，可预测、少变化的“日常”等候着他。
　　人的九死一生之旅与鱼的纵身之跃有意义吗？如果有，在哪里？想起友人刚才出示的采访照片，其中一幅，他坐在坦克的履带旁边，一手拿照相机，一手拿烟斗。他告诉我，是土耳其同行替他拍的，地点就是一小时前炮弹横飞的战壕前。
　　“冠军”不管缸外是不是大海，高处有没有“龙门”。一跳必摔在硬邦邦的地板上，必被抓回去，出于本能，还是跳了。战地记者亦然，他们在乎的仅仅是彻底、酣畅的自由，哪怕为时短暂，且代价高昂。
　　原来，人生的高度难以被重复出现的庸常事件所标识，它只呈现于最精彩的时间，哪怕一瞬；最大限度地释放激情的场合，浓缩着所有变数，充满危险、刺激，然而使生命迸发炫目的光彩。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海上归来，拖在船旁的巨大马林鱼，被鲨鱼吃光了肉，只剩骨架——于此，他并无遗憾，有过不屈的奋斗足矣。
　　同样，于作家而言，亦非所有文字都臻于不朽，只要有一些抵达无人企及的顶端——哪怕少到一句诗，便也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