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里，侯为贵也秉承了“国企老厂长”的低调、简朴风格，甚至有点过分传统。
　　虽然在商场驰骋，但私底下的侯为贵有几个习惯是雷打不动的：飞机上看书、坚持坐经济舱和爱运动。
　　“侯总出国的时候基本上是坐经济舱，不是说公司承担不起这点钱，毕竟只是几万块钱，但他还是要坚持坐经济舱；还有出国访问时一定要去比较艰苦地方视察下，和员工吃顿便饭；不用电脑办公，上传下达是打纸质报告。可能一方面是要给下属做表率，一方面也是那个年代的人养成的习惯。”已离职老员工王安对记者说。
　　侯为贵没有专属的秘书，他身边的行政秘书还是以前当过保安的，现在有点保镖的意思。
　　“有一次我听高晓峰讲他爷爷，吃完饭还拿馒头片把碗给擦了一遍，擦干净了，水一冲就行了，这不像平时在家里，在外面多少你还得留点儿面。但侯为贵就有点这样，出差的时候经常让人带着电饭煲，带点米，在宾馆里面煮粥，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素食主义者，但我知道他很少吃肉。”王安对记者说。
　　“侯为贵是老一辈的创业者、企业家，和现在的年轻创业者不一样，现在的创业者很多是20多岁，大学毕业，拿到投资去创业。侯为贵是先在国企工作了二十几年，当上了小领导，四十几岁又出来在深圳开始创业。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曾经看过他们一张照片，二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煮一盆菜围在一起吃饭。他做电子表、电风扇，在不断摸索尝试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机会，做通信设备。”项立刚说，作为老一代的创业者，侯为贵是非常成功的，不能说他和华为有差距就不成功，他也是为中国的通信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000亿也是很牛的。
　　业内有人评价侯为贵和任正非的风格说，侯为贵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企业家，只不过他是一个倾向于学习西方企业经验的东方企业家；而任正非则更接近西方企业家的特点，只不过他是一个对中国环境有深刻理解的西方企业家。侯为贵的语言能力和演讲才能和他的性格一样，温和、稳健，虽然缺乏任正非的偏执、犀利、思辨的锋芒，却以其中庸而深刻的哲理，影响着中兴的气候。
　　事实上，通讯行业这几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开始在彼此间共享，欧美运营商不断聚合，传统企业及其商业模式正在被新生力量挑战和颠覆，同时它们也可能被迅速更新的、更有活力的模式与产品所替代。
　　一向“求稳”的侯为贵，此时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多年来坚持“稳健、平衡”的行事风格，考虑以变制变。他在内部讲话中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固守电信业或许还能赢得一席之地，但如果固守传统的电信思维，那么，未来可能会一败涂地。
　　“这一点也是公司真正认识到了问题。”利乐说。
　　经历了2013年的巨亏之后，侯为贵在中兴的战略、组织和人事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兴内部最高决策机构经委会宣布成立终端事业部，独立运营，并将政企网提升为公司二级经营单位，同时对“少壮派”曾学忠等委以重任，70后的曾学忠成为中兴终端业务的负责人，要知道，此前终端在中兴的业务占比中被寄望达到50%以上。
　　这意味着，中兴2C市场的改革重任被放在了一个更接近消费者、具备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身上，这在中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或许，这也是侯为贵在卸任前，为坚持了30多年“稳健”风格的中兴基因改造埋下的一个重要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