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初唐四杰，杨炯常常是最不显眼的那一位，他没有王勃的少年得志，也没有卢照邻的千古名句，更没有骆宾王惊天动地的豪侠义气，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作品也只有《从军行》里的那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然而，就这样一个于初唐四杰中不显眼的诗人，却仍然是个有故事的人。

神童光环，11岁给皇帝做顾问

　　与大多数诗人一样，杨炯也有着神童的光环，据说其幼年就聪颖博学，文采出众。唐显庆五年（660年），那时的杨炯只有十一岁，就已经待制弘文馆。弘文馆来源于李世民时期，李世民重文，创办了一个国家级作家协会，也相当于国家级图书馆，召集了天下名士，其中就有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等大咖，后改名为弘文馆。而十一岁的杨炯就能被召集其中，据说当年的杨炯擅长于作散文，后又擅长于作诗。

　　在他童年时期，所作的一些诗文就颇具刚健之风，杨炯虽出身于寒门，但诗文里却藏着傲骨，性气豪纵，轻视权贵。当年诗坛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宫廷诗风达到了鼎盛时期，讲究“六对”“八对”，过于重视诗歌的音律，忽略了“诗言志”的本质，很多文人跟风效仿。杨炯却不，他与上官体为首的宫廷诗派划分着鲜明的界限，他主要是以诗歌抒怀，以诗歌表达他的内心所想，情感真挚，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大唐的新诗风。
　　而所谓“待制”弘文馆，就是等待诏命，每天轮值，随时做皇帝的顾问，后来人越来越多，“待制”也就变成了一个职称。
　　初入弘文馆，杨炯太过年轻，对出仕这件事还没有什么概念，正如现在很多人考上公务员后，起初在单位被称为“小杨”“小陈”“小王”的时候，对当个科长、处长之类的事情没有任何想法，日子过得安逸且满足，杨炯也是如此，在弘文馆一待就是十六年。

怀才不遇，难免中年焦虑

　　当“小杨”即将成为“老杨”，二十七岁的杨炯开始有些焦虑。年岁在增长，阅历与学识也在加深，他不再屈从于眼前的安逸，“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在心底日渐萌生。只是这时的杨炯早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机遇，古人寿命短，二十七岁，正是不上不下的年纪。在怀才不遇的焦虑中，杨炯写下了《青苔赋》与《幽兰赋》，表达了他入仕无门的郁愤与哀怨。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杨炯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很多诗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坐过，但这个职务大多是他们仕途的开始，抑或是升迁的一个跳板。而此时的杨炯已经年近三十，才获得了这么一个九品小官，他心里极其郁郁不平。
　　我倒是觉得杨炯的这种郁郁不平分为两种心理：一是怀才不遇，认为眼前的这个九品小官远远不及自己的学识；二是年近三十，他如此努力地拼搏了一把，却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总感觉有点伤自尊，抑或是有些……丢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7年的热剧《人民的名义》里的孙连城，他因为仕途不顺，心灰意冷，爱上天文学后，方知宇宙之浩渺，时空之无限，且生出人类算什么的感慨……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笑了，孙连城自以为机智，却没想到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这样干过了，那个人就是杨炯。
　　入职以后的杨炯，郁郁寡欢，于是抬头望着天空，望着望着，就写下了一篇《浑天赋》。也许是孤寂的岁月太过漫长，也许是心中的怨愤无处倾诉，杨炯将自己所有的情志都写在了这篇《浑天赋》里。看星星，看月亮，思索人生与哲学，字里行间，无不透着那些不平，那些愤懑，那些郁郁不得志。
　　与孙连城的懒政不同，杨炯即使如此不受重视，却仍然心系国事。
　　唐仪凤年间（676-679年），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为此下令有司审议。此时的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文中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皇帝为此没有采纳苏知己的建议。
　　历史上短短的几笔，短短的一段往事，却是杨炯在秘书省沉郁六七年的点点星光。

升职不久，却被亲戚连累遭到贬谪

　　岁月，也并不都是蹉跎。
　　终于在唐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的推荐，杨炯升职了，升为崇文馆学士。
　　永淳元年（682年），杨炯再次升职，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杨炯从九品小官升为了正七品上，听着还不够高大上，但詹事司直这个职位很好，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杨炯一下子成为了走在领导身边的人，这意味着随时有可能青云直上。
　　面对这样的一次仕途飞跃，杨炯郁郁不平的那颗心终于鲜活起来，其间创作了不少文章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著名的《庭菊赋》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而这篇名作是写给于杨炯有知遇之恩的薛元超，以赞美其高洁的品质。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或者说岁月静好之时，总会有一两个队友出现，一脚把你踹入现实的深渊。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的隊友出场——伯父杨德干之子杨神让，这个队友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是亲属，受到了株连。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谪到四川梓州，担任司法参军，就这样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在四川梓州的那些年，杨炯过得如何，杨炯曾遇到过什么，历史上没有什么记载。

无可奈何，为武则天歌功颂德

　　唐天授元年（690年），杨炯回到洛阳，武则天诏其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很显然，这个官职不高，杨炯心中自然郁郁不平，但是却对武则天尽情颂扬。
　　回到洛阳后，杨炯给武则天写了《老人星赋》《盂兰盆赋》等歌功颂德的辞赋，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生平景象，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尤其是《盂兰盆赋》，作于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此刻杨炯上前，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成为帝王的楷模…… 　　在此，我想说一段名为“麒麟楦”的往事。
　　那时的少年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那些矫揉造作、伪善谄媚的官员自然是入不了他的眼，对此杨炯灵机一动，为这些官员起了个绰号：麒麟楦。
　　听不懂的人就问他：“他们怎么会像是麒麟楦呢？”
　　杨炯说道：“戏剧里的麒麟，怎么可能是麒麟？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是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
　　想想不过瘾，担心听不懂的人依然听不懂，杨炯又补充解释：“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这与驴子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点事不足以捅到领导皇帝那里，但作为同事，算是结下了梁子。往后杨炯那些遭谗言所获罪的经历，多少也与这个“麒麟楦”的梗有关。
　　以职场的角度来看，杨炯成熟了。他学会了与大环境妥协，学会了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更学会了向上管理，知道用自己的特长来讨取领导的欢心。可是这份成熟，有着太多的违心，有着太多的辛酸，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
　　伯父与堂兄之死，被贬六年，这些悲与苦都被这个郁郁不平大半生的诗人给咽了下去，生生地写出了歌功颂德的辞赋，那背后，有着多少血泪……

从此，我便是杨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杨炯出任盈川县令。
　　县令官职不高，郁郁不平了一生的杨炯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释然，杨炯不再纠结于官职的高低，也不再纠缠于朝廷的纷争，那些都已经离他很远了……
　　他现在所拥有的是盈川这片土地，还有这片土地里的百姓，他发誓要改变当地贫困的现状。据说杨炯到了盈川之后，爱民如子，恪尽职守，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必然去附近的行政村与自然村巡视，为当地的地形地貌作出相应的规划。传闻杨炯所到之处，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粮食丰收，六畜兴旺……当然，杨炯不是杀虫剂，这个说法自然是夸张了，但足以可见杨炯在当地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深得百姓的拥戴。
　　最终，杨炯卒于任上，被百姓称为“杨盈川”。
　　或许，这就是命运。
　　杨炯的大半生都在郁郁不平，郁郁不平于出仕无门，郁郁不平于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郁郁不平于得不到赏识。但在他人生最后的一年里，他毕生所求，许是都得到了。
　　也许在盈川的这片土地上，杨炯终于懂得所谓的建功立业，其实并不一定是要征战沙场，所谓的仕途顺畅，也并不是平步青云，或许百姓的拥戴给他的成就感胜于皇帝三言两語的赏识……
　　他在盈川的一年，所有的郁郁不平都被埋在脚下的土地，生长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庄稼。
　　那句“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不过是后人抓住当年的一句话作为笑谈罢了。如果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打开盛唐大门的一把钥匙，那么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是盛唐大门打开后，所有书生学子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呐喊，这一声声的呐喊，唤醒了整个盛唐。
　　（徐晗摘自2018年10月15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