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解读美国政治中的“特朗普现象”，都无法回避“身份政治”这个话题。他的当选与执政，乃至能否成功连任，“身份政治”都是很好的解释维度。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约翰·塞德斯与另外两位学者合著的《身份危机：2016年总统选举以及关于何为美国的战斗》，从身份政治角度对那场大选与美国政治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解读。
　　他们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内部的变化，早已预示了特朗普的胜选。竞选重点转向种族、移民、宗教这样的“身份”问题，不是选举操弄所能解释的。而选举重点的转向的后果，导致问鼎白宫的角逐，更是一场关于美国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战斗。
　　特朗普总能让人想起政治极化，这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但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政治极化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美国学者托马斯·卡罗瑟斯与安德鲁·奥多诺霍认为，“在大多数高度两极分化的国家中，根本的分歧首先出现在精英政治们之间。当政客们有计划地巩固并扩大他们的影响力时，分歧就会在整个社会中传播开来。然而，美国的两极分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根源，党派情绪是从美国的底层社会而不是上层社会中产生的。”
　　“底层”色彩总能让人想到民粹和民主。英国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卡诺万把民粹称为民主自身的投影，她所说的是整个西方民主政治现象，这个逻辑同样也适用于美国。不过，美国在民主形成问题上有着明显不同于西欧国家的特点，突出表现在“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身份”问题主导2016年大选的情况，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还会继续。因为美国“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答案。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强调了美国民主“自由成长”的特点。他写道：“十七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
　　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认为，那些被认为是所有引起革命的社会状况—贫穷和经济剥夺—在殖民地美洲并不存在。“实际上，这些（北美）殖民者明白，他们比18世纪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富裕，更少受到封建與君主制沉重的束缚。”
　　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成长，托克维尔与戈登·伍德都提到了“自由”这个独特的历史背景。当然，从他们对美国民主历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由”并不是说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精英们可以自由地设计美国的民主政治，恰恰相反，“自由”的环境更多地赋予了美国“社会”影响美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可能性。
　　历史地看，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受益于同时也受制于美国社会意识和社会运动。换句话说，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的政治发展中角色突出。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尤其强调了“身份平等”这个社会意识。某种程度上说，托克维尔把美国社会中“身份平等”意识视为理解美国民主的逻辑起点，乃至预判其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当然，在那个民主还异常匮乏的历史时代，托克维尔不可能预见到，对身份平等的追求竟然还有可能给民主政治造成“伤害”。
　　在研究目前美国政治极化、民粹崛起现象时，很多学者都会提及19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平权法案》。毫无疑问，那项法案的通过是美国政治对当时社会运动的回应。当时美国社会运动的主流是包括黑人、妇女、少数族裔权益等在内的“权利的革命”。从社会意识上看，这些“革命”的共同逻辑前提正是“身份平等”。
　　“身份”问题主导2016年大选的情况，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还会继续。因为美国“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