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创造了发展奇迹，也埋下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种子。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萨克雷和约翰·芬德林共同编纂的《世界大历史：1799～1900》在评价明治维新的两面性、扭曲性和不彻底性时指出：这是一场文化革命，创造了很多，但国家无限制地服务于天皇的远大志向，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天皇之命创造财富，整个体系是单向的，人民没有向上表达的途径，道德标准难免缺失；日本将自己在改良中获得的资源转变为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坚船利炮，“以天皇和上层精英为首为了追求力量和财富而滋生的激进主义最终毁灭了他们自己”。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内外诸多因素使然，搞清楚其根源可能是一个恒久命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转过身来，把目光投向未来。时间又过了一个多世纪，日本在经历二战战败的耻辱和艰难的战后改造之后，只用30年便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精致的国家之一，这样的成就及所展现的坚韧令世人惊叹。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在经济上陷入低迷徘徊的“失落年代”，人口结构发生不利于国家长远健康发展的老龄化和代际转移，加上政企官僚体制患上僵化病，外部战略安全环境发生新的复杂变化，这个国家呈现出明显的社会保守化趋势，进而转换成政治右倾化趋势，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块“冻奶酪”。
　　日本政治右倾固化
　　日本急于洗脱战争罪名成为完全正常的国家，却又同时以过度敏感、极不安全的心态看待周遭事物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朝鲜的“敌意”。于是，强大的复兴本能和浓烈的自保意识混杂交织在一起，形成今天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催生了向右靠且能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进程明显提速，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在国内危机感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驱动下重获加强。这孕育着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环境和战略形态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固化了日本今后一、二十年的基本方向。
　　就像上世纪初日本出现的问题要归因于不彻底的维新一样，日本现今的病态发展可以溯源到不彻底的战后改造。日本学者隅谷三喜男认为，战后日本虽在美国占领下进行了民主改造，但有关改革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没有改革金融制度，财阀被解散，财阀的银行仍在；二是没有触动官僚制度，因为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搞的是“间接统治”，而非对德国那样的“直接统治”，需要利用原有官僚制度。隅谷不便指出的“第三大缺陷”是，战后改造保留了天皇制和神道道统，也对右翼保守势力网开一面，因而没有对战争罪责进行彻底清算，这一点在日本以外的国际社会属于常识性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在1955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中提出了人类行为的“戏剧化影响”理论框架，指出“生活犹如剧场”、“社会就是舞台”，人们需要拥有一个装扮的空间，而在面对面的符号互动后面必有更大背景。他特别留意观察日本的实例，比如东京都百货商店店员脸上的“永恒微笑”，认为这是一个“符号互动”最明显的国家，过分讲究礼貌、道统和秩序使人太受压抑，终归要寻找出口宣泄内心的种种渴望。这或许是日本政治加速右倾的“微社会学”背景。
　　尽管社会趋于保守，人们仍有理由相信，日本不大可能重新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之所以这样讲，除了战后形成的民主政治、国民和平主义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约束作用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除非其他亚洲国家自行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今天的日本已不可能再像百多年前那样靠自我改革创造的成果傲视众邻、独步亚洲，进而滋生、膨胀出用暴力手段主导亚洲、改造世界的狂热。但是，不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不等于日本就已消除了再次卷入非必要战争的冲动，因为以历史认识、领土争端、民族情绪等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日本与邻国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仍然缺乏对过去那场战争根源的真诚、全面、深刻反思的情况下，日本始终不能赢得邻国的理解和信任，其言不由衷、出尔反尔的反省模式把事情变得更糟。
　　日本人认为生命中所犯过错会随死亡消失，这种生死观与日本的神道道统有着密切联系，同中国等大陆国家的道德哲学产生了天然的冲突。但认为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真诚反省战争罪行的原因植根于其独特的文化土壤，显然又是片面的——这个国家既然可以背离亚洲传统，又为何不能修正自己的神道观念？更多地，还是得看到日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离岸国家，面对先天性的地缘狭促和无以回避的超级大国夹缝，危机意识、恐惧心理、竞赛冲动是渗进骨髓的，也必然对其内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制约着日本正确评估自我、审视外界的能力。 　　最大的风险被公认为隐藏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加速演化为战略竞争。尽管中日双方在总体政治关系不佳的状态下保持着较高层级沟通，最近还恢复了旨在管控分歧、防范危机的工作层安全磋商，但战略竞争意识、领土海洋争端与历史认识分歧的并列存在和交互影响使得人们不能对这一关系的前景树立信心。就像百多年前福泽谕吉用两个词拼凑出“竞争”这样一个更具广度和深度的意思来，东亚两强的竞赛会演变成战争吗？这是21世纪跨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最棘手、最重要课题之一，两国寻找解决方案的重点不应放在努力避免什么之上，而是应该积极争取什么。
　　法德和解示例
　　中日和解的命题提出多年了，有过多轮重要实践。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到“中日友好之船”启航，再到启动中日韩三边合作，希望曾经清晰可见，但最终被日本的躁动打回原形。中日和解真的那么难吗？不免重提“欧洲法德和解”这个老掉牙的话题，毕竟，它是迄今为止人们在国际关系史中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现实的示例，甚至是唯一的。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史蒂文森在《欧洲史：1849～2002年》一书中对法德和解的动机和过程有着最简练、清晰的叙述。二战刚结束时，德国人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同盟国各方最初都尽力阻止德国经济的复兴。法国复仇心切，并不打算对德国有半点仁慈。然而，英国和美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对苏联势力、共产主义影响西进的担忧，主张拉德国一把。但由于德国经济已完全被战争摧毁，对其不加节制地施以援助意味着必然增加英、美纳税人的负担。为了避免过多伤及自身利益，英、美鼓励德国也要适当自救，用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解决自身难题。
　　欧洲陷入冷战后，法国使德国贫穷化的愿望落空，但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忧心不已，转而希望通过加强欧洲合作来制约德国。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合作来制约法国、壮大自己并抵御苏联的扩张。亚洲朝鲜战争爆发的惨痛教训则使法德同时意识到在战后世界继续奉行好战政策是件多么危险的事。1950年，法国主动提议设立法德共同市场，以协调解决两国钢铁、煤炭贸易问题，并对德国国内支柱产业的生产活动实施监督。两年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组建欧洲煤钢联营，欧洲一体化上路了，德国也最终成为“欧洲的德国”。
　　不难看出，法德和解是相关方基于不同出发点找到政策交集的结果，它对中日关系不具简单可复制性，因为当年促成法德和解的诸项条件多数并不存在于现今的中日关系中。这些条件，一是法德在战后进入同一资本和价值体系的事实，二是德国对二战罪行的真诚忏悔，三是美国由衷且有力发挥的外部调解作用，四是来自前苏联的强大共同威胁，五是在战后废墟上各自重建的紧迫需求以及谁也搞不垮谁的实力均衡。但是，法德经验至少证明了，即便是历经数次战争的百年宿敌，也存在相互和解的可能，只要双方不是消极等待历史的裁决——那样的话悲剧必然重演，而是主动创造和解所需的条件。
　　当前的中日关系固然黯淡，但其前景也许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悲观。首先，亚洲区域合作已巍然成势，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并非遥不可及，中日无论怎样彼此厌烦都不可能把对方驱除出或使自己隔绝于这一趋势，据此必然会多些“现实主义”，以探索该如何在即将形成的亚洲区域合作体系内共存。其次，中日目前各自拥有一位有意志、有抱负、能决断的领导者，这既可能是空前的挑战，也可以是难得的机遇。第三，中日双方都始终存在主张两国和平相处、繁荣与共的人士，他们正在恢复发声，于一片并不有利的氛围中进行难能可贵的思考。第四，从外部环境讲，美国虽不具备调和中日关系的充分的主观意愿——事实上它在亚洲正被维护自己所谓“主导权”的心态所驱使而“一叶障目”，但即便如此，它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中日矛盾控制者的角色。不能排除将来有那么一天，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愿确立、美国与中国分享在亚洲的利益时，它会转而在中日之间发挥某种积极的作用。
　　“了解即宽恕”
　　对于日本和中国正费心琢磨对方国家心理状态和战略意图的人士来说，我想提出的一条中肯的建议是，读一读荷兰裔美国历史哲学家房龙的《宽容》（又译《人类的故事》）吧。在这部书中，房龙写道，“对野蛮人的研究并不是总能为我们的自尊增添亮色，相反，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已经摆脱了那样的环境，庆幸于已取得的许多成就时，这些研究只会给予我们新的勇气继续进行手中的工作，如果要说还有什么别的，那就是对没跟上步伐的远亲多了一点宽容”。
　　“了解即宽恕”是房龙最著名的话语。不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和思考问题，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中日关系需要这样的高度。房龙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他给“宽容”下的定义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在房龙看来，“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人类”，“不宽容是他们的职责”。
　　中日关系并非死结，时间将会给出答案，利益变化也会作出召唤。既然美国与古巴、伊朗都可以和解，那么中日之间的僵冷又怎能永远坚固？借用房龙的话讲，“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亲手做出的一切，还得亲手去解除”；“这个问题事关勇气，教育次之”。而对于“恐惧”，房龙说，“它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
　　在赢得邻国谅解之前，日本绕不开两件事：一是真诚反省，诚如2014年12月10日在“世界人权日”当天3361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致联合国人权机构联名公开信中呼吁的，“只有中日双方共同站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两国人民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解”。二是克服恐惧，重新成为“亚洲的日本”，以自己的贡献促进亚洲的融合，而不是站在西方利益上试图为亚洲代言。
　　历史从不轻易将自身秘密示人，但它已给我们上了一连串重要的课程。“宽容”只会相互实现，“宽容”从来都不会是对侵犯到自己权利的恶行的无条件容忍和无边界放纵。中日要共同寻找宽容与和解之力，因其能够撑起亚洲和平与繁荣的未来，也关系到后人将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时代。